健康素养是指个体具有获取、理解和处理基本的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判断和决定,维持和促进健康的能力[1]。健康素养是构建人们健康的根本知识要素和提高全民健康的根本途径,是健康素质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和评价指标,提高公民健康素养水平是提高公民健康素质的前提条件[2]。本研究于2009年6—8月对湖北省武汉市13个行政区26个街道/乡镇抽取的15~69岁居民共5 600人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对武汉居民
健康素养状况的综合评价,分析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为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制定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策略提供依据,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湖北省武汉市13个行政区中每个行政区随机抽取2个街道/乡镇,再从每个街道/乡镇中各抽取部分居委会,随机确定调查的第一户,依次按住户登记号码或门牌号进行调查,直到达到所需样本数。共抽取15~69岁城乡户籍人口和外来常住人口(为在武汉市居住≥6个月)5 600人。共发放问卷5 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 495份,有效率为98.1%。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入户面访调查,问卷依据《2009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3],由专家咨询会共同研究设计,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健康素养、健康信息来源及卫生服务利用4 个部分,其中健康素养包括健康知识27 题,健康行为14 题,健康技能10 题,共51 题。每题回答正确计1 分,回答错误或不回答计0 分;多选题能在所有选项中正确回答≥60%选项的判定为该题回答正确。 1.2.2 健康素养综合评价
在Delphi专家咨询法和大规模现场调查的基础上构建了健康素养综合指数模型,首先对Delphi专家咨询法中对指标重要性评分数据采用改进的比例分配法计算指标的主观权重,利用熵值法对现场调查数据进行计算得到客观权重,主、客观权重利用加法集合后结合指标的观测值构建健康素养分指数,通过对分指数二次加权建立了健康素养综合指数。权重公式:采用加法集成法确定结合权重。若pj为主观权重,qj为客观权重,则指标的结合权重wj为,
(pj+qj),j=/1,2,…m。指数模型:确定各个指标权重后,利用各个指标的观测值构建指数模型,根据各个分指数的权重系数构建健康素养综合指数数学模型:
为各维度的权重系数,Ij 为健康素养的3 个分指数,T为标准值,本研究取各分指数加权平均数为标准值。通过该模型把问卷得分转化成健康素养指数,取值范围0.05~1 分,分值越大,表明健康素养水平越高。
1.3 统计分析
采用Epi Data 3.02录入数据,应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5 495人中,男性2 676人,占48.7%,女性2 819人,占51.3%;年龄15~69岁,平均年龄为(37.2±14.2)岁;文化程度以初、高中为主3 653人,占66.4%;职业以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为主1 168人,占21.3%;婚姻状况以在婚为主4 024人,占73.2%;经济状况以月平均收入在1 000~1 999元为主1 705 人,占31.0%。本次调查抽样计算的玛叶指数为18.54,表明样本质量较好。 2.2 健康素养综合评价
武汉居民健康素养综合指数为(0.62±0.17)分,健康知识、健康行为、健康技能指数分别为(0.69±0.18)、(0.55±0.20)、(0.60±0.24)分。 2.3 不同特征居民健康素养综合指数比较(表 1)
城市居民健康素养综合指数高于农村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1~30和31~40岁年龄组健康素养综合指数高于其他年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其健康素养综合指数也相应升高(P<0.01)。
![]() | 表 1 不同特征居民健康素养综合指数比较 |
以健康素养指数P50(0.63)为分界点将武汉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为高分组、低分组,以组别为因变量,以城乡分布、性别、年龄组、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状况、是否卫生工作者和平均月收入为自变量,在α=0.05、β=0.10的水平上进行拟合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进入模型的5 个变量分别是地区、年龄组、文化程度、是否卫生工作者和平均月收入,其中地区、年龄、文化程度、是否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经济收入,模型预测总体预测正确率为70.2%。
![]() | 表 2 武汉市居民健康素养影响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
本研究结果显示,武汉市居民健康素养综合指数均值为(0.62±0.17)分,居民健康素养总体水平处于中等水平;健康素养3个维度分指数结果显示,健康知识素养分指数最高,健康技能素养分指数次之,健康行为素养分指数最低。表明掌握健康知识和健康技能,并不一定能转化为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从健康知识、技能到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的转化并非一次性的,需跨越一系列的阶段,这个转化阶段既是稳定的又是可变的,会受到环境、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有效的转化是一渐进的过程[4]。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城市人群健康素养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和城市外来人群,与2008年中国公民健康素养现状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 [5]。农村人群经济收入、文化程度较低,公共卫生投入相对较少,健康教育的可及性较差,因而农村人群健康素养水平较低[6]。城市外来务工人员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人群生活,许多方面处于社会弱势,绝大多数都背负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工作压力[7],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能力相对较差。
本研究构建人群健康素养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影响武汉市人群健康素养水平的主要因素有地区、文化程度、年龄、是否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经济收入。文化程度与健康素养水平有着正相关的趋势,文化程度直接影响到个体获取自身健康相关的权利和护理方面的关键信息,低文化程度会妨碍与医生的交流,使其不能正确理解医生的指令[8],从而影响医生的诊断。文化程度高的人能更准确有效地理解相同的信息,更易于采取主动寻求健康信息的行为,并且对自己的健康不良行为产生较强的约束力,对健康行为通过动力定型产生良好的行为习惯[9]。本研究结果还显示,经济收入是影响人群的健康素养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可能是因为收入较高的人群,其职业相对较好,文化程度也相对较高,自我保健意识相对较强,往往会主动获取各种健康信息和服务,促进自身健康行为的形成[10]。
[1] | Lynn NB,Allison M,Panzer DA.Health lieracy:a prescription to end confusion[M].New York: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2004:31. |
[2] | 佟丽,胡俊峰,侯培森.健康素质和健康素养[J].中国健康教育,2006,22(4):293-295. |
[3] | 肖璨,程玉兰,马昱,等.Delphi法在筛选中国公众健康素养评价指标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健康教育,2008,24(5):81-84. |
[4] | 胡俊华,侯培森.当代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43-44. |
[5] | 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首次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调查报告[R].北京: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2009. |
[6] | 黄远霞,李俊林,涂忆桥,等.武汉市不同特征居民健康素养状况调查[J].中国公共卫生,2010,26(11):1445-1446. |
[7] | 黄永,王君峰,杨林胜,等.建筑业农民工生存质量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08,24(6):717-719. |
[8] | Weiss BD,Coyne C.Communicating with patients who cannot read[J].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1997,337(4):272-274. |
[9] | 孙琦,陈俊国.健康素养的内涵及影响因素分析[J].西北医学教育,2009,17(2):316-317. |
[10] | Parker RM,Kreps GL.Library outreach:overcoming health literacy challenges[J].Journal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2005,93 (Suppl 4):S81-S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