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墨西哥和美国等国家先后发生甲型H1N1流感暴发疫情以后^[1],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的要求,为掌握广东深圳口岸输入性流感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为口岸流感预防和控制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从2009年5月开始在深圳口岸建立监测哨点,进行流感病例监测。从2009年5月27日确认深圳口岸第1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至2011年2月共监测到报告资料完整的流感病例771例。本研究分析了其流行病学特征,现报告如下。

2009年5月-2011年2月深圳口岸通过体温监测,检出体温> 37℃的入境人员,以及主动申报或经口岸医学巡查发现的有流感样症状入境人员,监测疑似流感病例4 576人,采集咽拭子样品4 576份,检出流感病毒阳性病例771例。

参照卫生部制定的《全国流感监测方案(2010年版)》^[2]、《甲型H1N1流感诊疗方案(2010年版)》^[3]、《甲型H1N1流感病例密切接触者判定与管理方案(试行)》^[4],在深圳各口岸现场通过红外体温监测,发现体温> 37℃或有症状者,立即给其戴医用防护口罩,使用水银体温计复测腋下体温,并进行流行病学个案调查;对口岸出入境人员进行现场医学巡查;对主动申报人员根据所申报疾病确认是否需要进行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及采样;使用国家质检总局统一编制的《口岸传染病可疑病例流行病学调查表》,对发热及有症状旅客进行问卷调查,主要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临床表现、流行病学相关因素调查和初步判断及病例处理意见;采样程序严格参照《甲型H1N1流感诊疗方案(2010年版)》^[3]进行;所有的调查采样均经本人知情同意。

(1)采样:采集可疑病例的咽拭子标本。用专用采样棉签,适度用力拭抹咽后壁和两侧扁桃体部位,应避免触及舌部并防止唾液的混入,迅速将棉签放入装有3~5 mL生理盐水的采样管中,旋紧管盖并密封,以防干燥。(2)试剂与仪器:real-time PCR检测试剂为AgPath-IDTM One-Step RT-PCR Kit (美国Ambion公司)和One Step PrimeScriptTM RT-PCR Kit (日本TaKaRa公司);ABI 7500荧光PCR检测仪(美国ABI公司)。(3)检测:参照卫生部制定的《全国流感监测方案(2010年版)》和WHO发布的《CDC protocol of real time RT-PCR for swine influenza A (H1N1)》方案,采用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RT-PCR)方法检测咽拭子中流感病毒核酸,引物和探针由广州宸源生物有限公司合成。

收集的数据录入深圳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医学样品信息管理系统》;采用Excel 2003软件进行数据录入,采用SPSS 18.0进行统计分析,P<0.05有统计学意义。

4 576份口岸送检的疑似流感咽拭子样品中,共检出流感病毒阳性771例,其中甲型H1N1流感核酸阳性病例472例,检出率为10.3%;季节性H1型流感核酸阳性病例23例,检出率为0.5%;季节性H3型流感核酸阳性样品237例,检出率为5.2%;乙型流感核酸阳性样品39例,检出率为0.9%。所有阳性病例均通过2种检测试剂进行复核确认。

771例病例中男性538例,女性233例,男女比例为2.3:1。年龄最大74岁,最小6月龄,平均(27.8 ± 17.5)岁;其中< 40岁青壮年病例为主,共占73.28%(565/771)。

2009、2010及2011年,各口岸送检疑似流感咽拭子样品分别为1 595、2 249及732例,检出流感病毒阳性分别为226、267及278例。2009年6-8月形成流感流行高峰期,合计病例数为222例,占当年监测流感病例的98.23%,流行株以季节性H3型流感病毒为主,占70.72%(157/222)。2010年7-10月形成流感发病高峰期,合计病例数为208例,占当年监测流感病例的77.90%,流行株以季节性H3型流感病毒与甲型H1N1流感病毒为主,分别占31.25%(65/208)、59.13%(123/208)。2011年1-2月流感发病数猛增,并以甲型H1N1流感病毒为主要流行株;不同年份流感发病高峰期的流行型别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325.64,P<0.05)。

图 1

图 1深圳口岸771 例流感病例时间和型别分布

所有病例均为经深圳各口岸入境的人员,中国籍和外国籍病例分别为712和59例。712例中国籍病例中,中国大陆和香港分别为458例(59.4%)和248例(32.2%),中国台湾6例(0.8%)。59例外国籍病例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17例(2.2%),其次为美国6例(0.8%),加拿大5例(0.6%),来自韩国、吉布提、澳大利亚各4例(0.5%),来自马来西亚、日本各3例(0.4%),来自新加坡、印度各2例(0.3%),来自德国、俄罗斯、法国、菲律宾、斐济、泰国、乌干达、英国、瑞典各1例(0.1%)。

771例中,有发热症状727例,占94.3%;出现咽部红肿323例,占41.9%;有咳嗽和/或咳痰症状269例,占34.9%;有不同程度流涕、鼻塞、全身乏力等336例,占43.6%;有咽痛77例,占9.9%;无明显症状者11例,占1.4%。771例中,体温最低为36℃,最高为42℃,平均为(38.3 ± 0.7)℃;体温≥37.5℃ 704例,占91.3%;体温≥39℃ 156例,占20.2%。以39℃为界,将监测病例分为2组,比较发热与不同症状的关系,结果显示,咽部红肿与流涕、鼻塞、全身乏力等伴随症状的关系有统计学意义,而咳嗽和/或咳痰、咽痛和无症状等无统计学意义。

表 1

表 1 不同温度病例组各种症状比较

表 1 不同温度病例组各种症状比较

国境卫生检疫是为了防止传染病由国外传入和国内传出而在国际通航口岸采取的一系列公共卫生强制措施^[5]。国境口岸是国家的敏感地带,出入境人员密集,流动性大,一旦有传播性疾病暴发,很难控制其流行和传播。因此,监测国境口岸出入境人员流感病毒的流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本研究结果显示,深圳口岸输入性流感病例具有以下特点,2 009年5月-2011年2月出现过3次发病高峰期,3个发病高峰期的流感病毒型别不同,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病毒型别从2009年以季节性H3型流感病毒为主,经2010年的过渡,逐渐转变为2011年以新型甲型H1N1流感病毒为主。提示口岸流感防控工作重点应转变为甲型H1N1流感监测。无论是甲型H1N1流感还是之前的季节性H1或H3型流感,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全国流感中心统计结果显示,凡是较大的流感流行,南方主要在春夏季5-8月,北方则主要在秋冬季11-12月到次年1-2月^[6]。这与本研究的前2个年度的发病高峰期较一致,符合张静等^[7]对中国2001-2003年的流感流行特征分析结果,亦符合深圳市地处亚热带地理位置的流行特征^[8],但是与2011年初的第3个发病高峰不吻合。这一次高峰的特点主要是发病时间明显前移,且流行亚型以甲型H1N1流感为主。分析原因可能有:(1)新型的甲型H1N1流感流行暴发时间可能与以往的季节性流感不同;(2)人群对甲型H1N1流感缺乏免疫,普遍易感;(3)此期间正值中国农历新年,人群流动、交往频繁,增加了感染机会;(4)口岸一线医学排查力度加强,送检的疑似流感咽拭子样品增多,增加了检出机率。

本组病例均为口岸输入性病例,以中国大陆和香港居民为主(91.6%),这与深圳口岸出入境人群主要为深港居民有关。深港两地人员流动频繁,因此需要长期坚持入境人员以及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传染病防控工作,以提高群众防病和就诊意识。病例主要以< 40岁青壮年为主(73.2%),与美国、欧盟和墨西哥等国家报道一致^{[9, 10]}。相关研究显示,国内92%的流感暴发疫情发生在中小学校,学生是高危人群^{[11, 12]},但此次暴发的甲型H1N1流感是新亚型流感病毒,理论上人群普遍缺乏免疫^[13],在青壮年人群中易感的原因可能与该人群社会活动频繁、易于暴露且无保护性抗体有关;也与本研究的人群对象的局限性有关。老年人感染相对较低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甲型H1N1流感病毒与既往流感病毒存在交叉免疫现象,老年人中存在一定保护性抗体或者免疫记忆^[14]。

本研究中的病例,男女性别比例为2.3:1,与蔡春林等^[15]报告的深圳市罗湖区2010年1-6月份流感监测结果不同,可能与口岸入境人群本身的性别构成比差异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口岸入境的流感病例均无并发症,表现为典型流感样症状,主要发热、咽部红肿、咳嗽咳痰等。发热为最主要症状,其中高热(≥39℃)占20.2%,与向传明等^[16]观察某高校流感样病例结果一致,少数病例有畏寒、乏力等全身症状,极少数病例无明显症状,总体呈发病症状较温和,与美国、墨西哥等国监测结果相似^{[9, 17]}。高热病例多伴有咽部红肿及鼻塞、流涕、全身乏力等症状,在今后口岸流感防治中应给与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