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广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抑郁症是目前危害人们身心健康的常见精神障碍[1]。美国哈佛大学Murray教授等[2]在《全球疾病负担》顺位中预测,至2020年成人单相抑郁症将上升到全球疾病负担的第2位。为了解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居民重性抑郁症的患病水平和分布特征,为抑郁症的预防控制提供参考依据,于2007年7-12月对桂林市随机抽取的3个区和3个县≥15岁常住居民共3783人进行重性抑郁症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将桂林市居民分为城乡2层;城市地区抽取3个区(每区≥400人),每个区抽取2个街道,每个街道抽取5个居委会;农村地区抽取3个县(每县≥1000人),每个县抽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抽取5个行政村;在抽取的居委会和行政村中,按户口登记簿的顺序,每个居委会和每个行政村分别随机抽取20户和50户,将每户≥15岁常住居民(本户籍常住户口或在本户食宿>1年的居民)作为调查对象。本次拟调查4410人,实际调查3783人,失访531人,拒访96人,应答率、失访率和拒访率分别为85.78%、12.04%和2.18%;城市拟调查1260人,实际调查1155人,失访70人,拒访35人,城市居民应答率、失访率和拒访率分别为91.67%、5.55%和2.78%;农村拟调查3150人,实际调查2628人,失访462人,拒访60人,农村居民应答率、失访率和拒访率分别为83.43%、14.65%和1.92%。
1.2 方法调查分为可疑病例筛查和面检确诊2个阶段。可疑病例筛查阶段采用自行编制社会人口学调查表和复合性国际诊断问卷3.0版(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CIDI 3.0)[3]对调查对象进行面访调查。其中社会人口学调查表包括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居住地等。CIDI 3.0量表包括惊恐障碍、间歇性暴发性[精神]障碍、抑郁症、躁狂、激惹性抑郁、广泛性焦虑障碍、特殊恐怖症、社交恐怖症、广场恐怖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品行障碍、分离性焦虑障碍等共15个维度396个条目,本研究只选用抑郁症的43个条目进行调查,应用CIDI 3.0诊断处理软件按国际疾病及相关健康问题分类第10版(The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10th Revision,ICD-10)[4]标准作出筛查诊断。面检确诊阶段由精神病学专业人员采用ICD-10对所有筛查中阳性者和随机抽取5%的阴性者进行面检确诊。本次调查现场筛查的每个调查小组均由2名具有>5年精神科临床经验的专科医师和12名熟悉当地民族语言或方言的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组成。所有调查员针对CIDI 3.0、精神科医师针对ICD-10进行了统一培训,重性抑郁症的诊断一致性测验合格(Kappa值>0.90)。
1.3 统计分析采用EpiData 3.1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 13.0软件使用Mantel-Haensze1分层分析方法计算不同因素的患病率、RR值及95%CI。采用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的人口构成[5]进行患病率标化。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调查的3783名桂林市城乡居民中,男性1827人,占48.30%,女性1956人,占51.70%;年龄15~86岁,平均年龄(41.4±16.9)岁,其中15~24岁764人,占20.20%,25~34岁734人,占19.40%,35~44岁778人,占20.57%,45~54岁594人,占15.70%,55~64岁504人,占13.32%,65~74岁261人,占6.90%,≥75岁148人,占3.91%;汉族3314人,占87.60%,壮族390人,占10.31%,其他民族79人,占2.09%;未婚922人,占24.37%,在婚2700人,占71.37%,离婚26人,占0.69%,丧偶135人,占3.57%;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1210人,占31.99%,初中1275人,占33.70%,高中950人,占25.11%,大专及以上348人,占9.20%。
2.2 重性抑郁症时点患病率分布特征(表 1)| 表 1 桂林市≥15岁居民重性抑郁症时点患病率分布特征 |
本次调查重性抑郁症的时点患病率为5.02‰,标化率为5.35‰。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居民的重性抑郁症时点患病率不同,其中女性重性抑郁症的时点患病率为7.67‰,高于男性的2.19‰(RR=3.52,95%CI=1.17~10.63,P=0.017);离婚居民重性抑郁症的时点患病率为76.92‰,高于在婚居民的4.44‰(RR=18.67,95%CI=3.96~87.98,P=0.000);不同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和居住地重性抑郁症时点患病率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 重性抑郁症终生患病率分布特征(表 2)| 表 2 桂林市≥15岁居民重性抑郁症终生患病率分布特征 |
本次调查重性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为6.61‰,标化率为6.71‰。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居民的重性抑郁症终生患病率不同,其中女性重性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为9.20‰,高于男性的3.83‰(RR=2.42,95%CI=1.01~5.80,P=0.048);离婚居民重性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为76.92‰,高于在婚居民的5.93‰(RR=13.98,95%CI=3.05~64.17,P=0.000);不同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和居住地重性抑郁症终生患病率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桂林市≥15岁居民重性抑郁症时点患病率为5.02‰,终生患病率为6.61‰,高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时点患病率3.40‰,终生患病率5.32‰)[6]和河北省(时点患病率5.40‰,终生患病率6.20‰)[7]的调查结果,与广州市(时点患病率8.40‰)[8]的调查结果相近,低于辽宁省(时点患病率16.50‰,终生患病率23.20‰)[9]、北京市(时点患病率33.1‰,终生患病率68.7‰)[10]和浙江省(时点患病率42.62‰)[11]的调查结果。重性抑郁症患病率水平的地区差异可能反映了不同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生活压力及其他危险因素或保护性因素水平存在的差异,也可能与抽样过程、筛查工具、诊断标准、调查人员以及评估方法等不同有关。国内许多研究结果表明,女性重性抑郁症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6, 7, 8, 9, 11]。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女性重性抑郁症时点患病率和终生患病率均高于男性,女性患重性抑郁症的相对危险度分别是男性的3.52倍和2.42倍。对于城市与农村的重性抑郁症患病率间的差异,国内各地调查结果不一致,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6]和辽宁省[9]城市重性抑郁症患病率高于农村;而浙江省[11]、广州市[8]和山东省[12]农村重性抑郁症患病率高于城市。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城市重性抑郁症的时点患病率和终生患病率均为4.33‰,低于农村的5.33‰和7.61‰,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有研究表明,重性抑郁症患病率随年龄增加而升高,随文化程度升高而降低,离婚和丧偶者重性抑郁症患病率较高[7, 9]。本次调查中,桂林市重性抑郁症无论是时点患病率还是终身患病率,年龄组无明显高峰,在文化程度间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但不同婚姻状况之间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以离婚居民最高,提示离婚居民应作为重性抑郁症防治的重点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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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Vol.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