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抑郁为主要症状的一组心境障碍或情感性障碍，是一组以抑郁心境自我体验为中心的临床症状群或状态^[1]。目前，国内外有关抑郁症患者血清白介素-2 (interleukin 2，IL-2) 和可溶性白介素-2 受体(soluble interleukin 2 receptor，sIL-2R) 等的研究结果不一致^{[2, 3]}; 且有关血清细胞因子与生活事件的研究较少。为了解抑郁症患者IL-2、sIL-2R 水平及其与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的关系，本研究于2008 年12 月-2009 年9 月在新疆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心理科对新发抑郁症患者首次治疗前IL-2 和sIL-2R 的水平进行测定，同时对抑郁症患者进行生活事件量表及应付方式问卷测评，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为2008 年12 月-2009 年9 月新疆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心理科新发抑郁症患者共60 例，均未经精神科药物治疗，总病程≤1 年。对照组为同期以取得知情同意的门诊体检中心的健康体检者60 人，均身心健康。

由经过严格心理测量培训的专业心理测量师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患者应对方式、1 年来经历的生活事件及有无抑郁情绪。问卷包括 (1) 应对方式问卷^[4]: 由解决问题、合理化、求助、自责、幻想及退避等6 个分量表构成。每个条目有2 个答案，选择“是”记“1”分，选择“否”记“0”分。 在“解决问题”分量表中，条目19，在“求助”分量表中，条目36、39 和42，选择“否’记1 分，选择“是” 记0 分。在6 个分量表分都计算出分值之后，根据各因子与“解决问题”应对因子相关系数的大小排序判断被调查者的应对方式。(2) 生活事件量表 (Lief Event Scale，LES) ^[4]: 共65 个条目，包括职业、学习、婚姻、恋爱、家庭和子女、经济、司法、人际关系等方面常见的生活事件，每项评分以中国正常人(常模) 调查均值计，分4 个年龄组，18 ～ 29 岁，30 ～ 49 岁，50 ～ 59 岁和老60 岁～。包括8 个因子及4 个综合评分(负性事件，中性事件，恶性事件，总分) 。频度是指经历生活事件的次数，强度是指生活事件对个体的影响程度。(3)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5](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MD) 24 项版本: HAMD 大部分项目采用0 ～ 4 分的5 级评分法，0 无、1 轻度、2 中度、3 重度、4 极重度。少数项目采用0 ～ 2 分的3 级评分法。总分＜ 8 分为正常; 总分8 ～ 20 分为可能有抑郁症; 总分20 ～ 35 分为肯定有抑郁症; 总分＞ 35 分为严重抑郁症。

抽取受试者清晨肘静脉血5 mL，且女性处于非月经期。血标本在自然状态下放置30 min 后离心处理(2 000 r /min，10 min) ，分离出血清分装，置于-70 ℃ 冰箱内冻存，待所有标本收集完毕后，一次性测试。采用上海森雄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提供的酶联吸附反应试剂盒检测血清细胞因子IL-2、sIL-2R 水平。细胞因子检测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一次性完成。

(1) 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 版(China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ental Disordor 3，CCMD-3) 的抑郁症疾病诊断标准^[6]; (2) HAMD 总分≥20 分; (3) 年龄18 ～ 58 岁，性别不限; (4) 至少半年内未用过免疫抑制剂及免疫增强剂; (5) 至少2 周内未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及抗抑郁药物; (6) 无酒精和药物滥用史; (7) 血常规、肝脏生化、肾脏生化、心电图、脑电图及体格检查结果无明显异常; (8) 受试者或其监护人知情同意。排除标准: (1) 严重心、脑、肝、肾疾病及其他严重的躯体疾病，营养不良、肥胖者; (2) 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急、慢性感染者; (3) 其他精神疾病和精神发育迟滞; (4) 怀孕、哺乳妇女及月经期女性。

采用SPSS 13.0 统计软件进行2 个独立样本t 检验，Pearson 相关分析。

60 例抑郁症患者中男性21 例，女性39 例; 年龄18 ～ 58 岁，平均年龄为(41.9 ± 3.8) 岁，其中，18 ～ 30 岁17 例，31 ～ 50 岁18 例，5 1 ～ 58 岁25 例; 病程2 个月至1 年; 初中文化23 例，占 38.3%，高中文化6 例，占10%，中专文化6 例，占 10%，大专以上25 例，占41.7%; 对照组年龄18 ～ 56 岁，平均年龄为(39.4 ± 1.9) 岁，其中，1 8 ～ 30 岁 13 例，31 ～ 50 岁16 例，51 ～ 58 岁31 例; 男性20 例，女性40 例; 初中18 例，占30%，高中5 例，占 8.4%，中专文化12 例，占20%，大专以上25 例，占 41.6%。2 组各项社会人口学特征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表 1

表 1 抑郁症组与对照组间生活事件及应付方式的比较(x±s)

表 1 抑郁症组与对照组间生活事件及应付方式的比较(x±s)

抑郁症组与对照组生活事件总频度、生活事件总强度、负性事件频度及负性事件强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 2 组应对方式方面比较，除合理化分量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余5 个分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

表 2

表 2 抑郁症组与对照组IL-2 及sIL-2R 浓度比较(x±s)

表 2 抑郁症组与对照组IL-2 及sIL-2R 浓度比较(x±s)

抑郁症组IL-2 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2.283，P ＜ 0.05) ; 抑郁症组与对照组sIL-2R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60 例抑郁症患者应付方式得分与血清细胞因子IL-2、sIL-2R 水平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应付方式各因子水平均与细胞因子IL-2、sIL-2R 水平无相关关系; 生活事件总频度、总强度、负性事件频度及负性事件强度与血清细胞因子IL-2、sIL-2R 水平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生活事件总频度、总强度、负性事件频度及负性事件强度均与血清细胞因子IL-2、sIL-2R 无相关关系。

有研究显示，生活事件作为外界刺激因素，需要在个体生物和心理易感性基础上才能产生作用^{[7, 8]}。本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面对问题时易采用不成熟应付方式，与蒋庆飞等^[9]研究结果相一致，说明抑郁症患者在应付方式的认识过程中具有较多的非理性成份; 遇到困难和挫折，常表现为退避、无助、自责自罪，对自己以往的轻微过失痛加责备，在生活中常表现出一种不成熟的行为方式。而在生活事件方面，抑郁症患者较健康者经历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在生活事件总频度及强度上，该结果一方面说明生活事件可能是导致抑郁发作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说明可能是患者惯用的应付方式及其特点使他们较常人更容易“主动地”经历一些负性生活事件，如失恋或朋友反目等。正性防御方式可降低 IL-2的过度激活^[10]，抑郁症免疫学与生活事件及应对方式的相关性不是某一细胞因子单独起作用。本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IL-2 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与相关研究结果相一致^{[3, 11, 12]}; 而莫煊，蒋湘玲^{[13, 14]}认为抑郁症患者血清IL-2 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P ＜ 0105) ，也有学者认为抑郁症患者血清可溶性IL-2受体水平高于正常^{[15, 16, 17]}。本研究入组患者局限、样本量偏小、入组患者分类中存在亚型等局限性，有待今后的研究中加以补充完善和进一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