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教研室
近年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外流以及独特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与之相联系的户籍制度,使得上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只能"城乡两栖、往返流动",并衍生出庞大的农村留守人口群体〔1〕。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男性人口的减少,农村留守人口的结构呈现出"弱势化"现象。老人生活缺乏照料、孤寂感增加,妇女劳动强度加大、安全感降低等均易引发各类心理健康问题,其中抑郁是危害人类心理健康的主要不良情绪,可导致疾病,并诱发自杀行为。有研究预测,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大致残原因〔2〕。为了解辽宁省沈阳市农村留守居民抑郁症状发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采用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于2008年6月对在沈阳市东陵区和沈北新区抽取的514名农村留守居民的抑郁症状进行面访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沈阳市近郊旧城区和新兴城区分别随机抽取1个样本区(即东陵区和沈北新区),每个样本区随机抽取2个样本镇/乡,每个样本镇/乡随机抽取2个样本村,每个村随机抽取30个样本户,对样本户中≥16岁的农村留守居民进行面访调查。所有调查对象均为长期在家务农,或者农忙时务农而农闲时在附近打短工,或者在农村做小生意的农民,不包括长期在外打工的农民〔3〕。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32份,回收有效问卷51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6%。
1.2 方法(1)一般情况调查表:自行设计。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年人均收入、睡眠状况、患慢性病情况、吸烟饮酒情况、债务负担和参加医疗保险情况等。(2)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Depression Scale,CES-D)〔4〕:该量表为自评量表,共包括20个条目,各条目分别采用0~3分的4级评分,主要评定最近1周内各项目所定义症状的出现频度,其中不足l d者为没有或基本没有(0分),1~2 d者为少有(1分),3~4 d者为常有(2分),5~7 d者为几乎一直有(3分)。量表总分为0~60分,其中总分 < 16分为无抑郁,总分16~19分为轻度抑郁,总分≥20分为中重度抑郁〔5, 6〕。本次调查所有问卷均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面访调查。
1.3 统计分析应用SPSS 11.5软件进行一般描述性分析、χ2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调查的514名农村留守居民中,男性150人,占29.2%,女性364人,占70.8%;年龄16~79岁,平均年龄为(45.5 ± 11.3)岁,其中16~40岁163人,占31.7%,41~50岁168人,占32.7%,> 50岁183人,占35.6%;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191人,占37.2%,初中及以上323人,占62.8%;未婚23人,占4.5%,已婚469人,占91.2%,离异/分居/丧偶22人,占4.3%;年人均收入 < 3 000元123人,占23.9%,3 000~5 999元196人,占38.1%,> 6 000元195人,占38.0%;睡眠状况差及很差者111人,占21.6%,一般者166人,占32.3%,好及很好者237人,占46.1%;患慢性病者169例,占32.9%;吸烟者159人,占30.9%;饮酒者112人,占21.8%;有债务者168人,占32.7%;参加医疗保险者480人,占93.4%。
2.2 农村留守居民抑郁症发生情况农村留守居民抑郁症状发生率为21.79%(112/514),其中轻度抑郁症状发生率为6.03%(31/514),中重度抑郁症状发生率为15.76%(81/514)。
2.3 不同特征农村留守居民抑郁症状发生率比较(表 1)| 表 1 不同特征农村留守居民抑郁症状发生率比较 |
不同特征农村留守居民比较,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年人均收入、睡眠状况、患慢性病和债务负担情况农村留守居民抑郁症状发生率不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1);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吸烟、饮酒和参加医疗保险农村留守居民抑郁症状发生率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4 农村留守居民抑郁症状发生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 2)| 表 2 沈阳市农村留守居民抑郁症状发生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 |
以农村留守居民是否发生抑郁症状为因变量,以年龄、文化程度、年人均收入、睡眠状况、患慢性病情况和债务负担情况6个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患慢性病和有债务负担是沈阳市农村留守居民抑郁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和良好的睡眠状况是沈阳市农村留守居民抑郁症状发生的保护因素。
3 讨论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沈阳市农村留守居民抑郁症状发生率为21.79%,接近于山东省农村居民抑郁症状发生率的20.8%〔7〕,提示农村留守居民抑郁症状发生率较高且具一定的普遍性。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患慢性疾病和有债务负担是沈阳市农村留守居民抑郁症状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与文献〔8, 9, 10〕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地区收入较低、医疗保障相对较弱,且慢性病需要长期用药治疗,使得农村留守居民的医疗负担较重,因而对患者内心带来巨大的冲击,易导致抑郁、焦虑、烦恼等不良情绪的发生;而债务负担作为一种负性生活事件,可能导致较大的心理负担,从而加大农村留守居民抑郁症状发生的风险。本次调查结果还表明,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村留守居民抑郁程度相对越轻,这可能与农村文化程度较高者见识相对较广,其工作和经济条件相对优越,自我调节能力相对较强,从而降低了抑郁症状发生的风险有关。睡眠作为人的一种保护性机制,在日常生活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往研究结果表明,睡眠状况的好坏与抑郁症状的发生密切相关〔11, 12, 13〕。本次调查中,睡眠状况良好者发生抑郁症状的风险降低,这可能与良好的睡眠状况有助于身心疲劳的全面修复,使人精力充沛,产生一种满足感,从而在生理和心理两方面抑制抑郁症状的发生有关。
综上所述,农村留守居民的抑郁问题较为突出,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对农村留守居民的健康教育,预防和控制各类慢性疾病的发生;此外农村各级政府还应努力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减轻农村留守居民的债务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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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Vol.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