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学生抑郁问题趋于严重,逐渐成为心理、教育及其他社会工作者普遍关注的重要心理卫生问题之一^{〔1, 2〕}。 国内外相关研究显示,社会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 status,SES)与中学生抑郁症状关联密切^{〔3, 4, 5〕}。青少年SES主要是指其父母SES,常用的评价指标包括父母职业类型、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3〕。低SES的中学生罹患抑郁症状的风险明显高于高SES中学生,且SES对抑郁症状的影响从青少年期延伸到成年期^〔4〕。美国一项追踪调查发现,低水平SES 的青少年成年期抑郁发生的危险性增加^〔5〕。为了解SES与 中学生抑郁症状的关系,于2009-2010年对江苏省南京地区中学生进行1年随访调查,为有针对性采取防治措施提供依据。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南京市5所中学(初中3所、高中2所),每所初中学校抽取所有初一年级,每所高中学校抽取所有高一年级,共53个班级2 202名中学生。

采用统一问卷于2009年9-10月和2010年9-10月分别对同一样本人群进行问卷调查。以班级为单位,在学校老师的配合下,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指导学生集体填写问卷,均匿名,经检查无漏项后当场收回问卷。

(1)一般情况调查:自行设计调查表,内容包括调查对象及其父母的社会人口学信息、调查对象学习情况、人际关系、生活事件、健康危险行为(逃学、抽烟、喝酒、经常去网吧、离家出走)及体格检查(身高、体重)。其中父母的SES包括父母职业类型、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3个变量。父母职业类型分为体力劳动者(包括农民、工厂工人、林业人员、渔民等体力活动中度以上者)、服务行业(包括商业、饮食业及家政家务人员等)、脑力劳动者(包括办公室人员、医教科研人员及离退休人员等)3类;父母受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3类;家庭平均月收入分为< 1 000元、1 000~2 999元、≥3 000元及不知道4类。(2)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6〕:由美国Duke大学华裔教授WilliamW.K.Zung于1965年编制,进行中学生抑郁症状评估。SDS量表共包括的20个条目,每个条目根据被测量者最近1周的感受分进行4级评分,评定抑郁出现的频度。其中10个条目正性词陈述,按反向评分;10个条目负性词陈述,按正向评分。累积20个条目得分为SDS总粗分(raw score,X),分值越高,抑郁情绪越严重。总粗分× 1.25取其整数部分即得标准总分(index score,Y)^〔7〕。根据中国常模^〔8〕,SDS标准分< 50分为无抑郁症状,50~59分为轻度抑郁症状,60~69分为中度抑郁症状,> 70分为重度抑郁症状。

PAR%采用Bruzzi公式^〔9〕,暴露因素分为J层暴露水平(j=0,1,…,J-1),处在j=0为最低危险状态(即SES最低水平),PAR%=[1-∑(Dj/D)/R_j]× 100%,其中D表示抑郁症状检出总数,Dj表示第j层抑郁症状检出数,R_j表示第j层相对危险度,R_j=I_j/I0。调整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比(PARc%)=[1-∑(D_j/D)/R_jc]× 100%,Rjc表示经多因素调整后第j层相对危险度。

采用Epi Data 3.0软件双录入数据,应用SPSS 13.0软件包进行t检验、F检验、χ²检验及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基线调查共发放问卷2 202份,回收有效问卷2 160份,问卷有效率为98.1%。其中男生1 100人(50.9%)、女生1 060人(49.1%);初中生1 096人(50.7%)、高中生1 064人(49.3%);体重正常1 906人(88.2%)、超重193人(8.9%)、肥胖61人(2.8%);父母从事体力劳动、服务行业、脑力劳动分别为600人(27.8%)、474人(21.9%)、1 086人(50.3%),730人(33.8%)、576人(26.7%)、854人(39.5%);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分别为493人(22.8%)、925人(42.8%)、742人(34.4%),600人(27.8%)、1 007人(46.6%)、553人(25.6%);家庭平均月收入为< 1 000元以下、1 000~2 999元、≥3 000元分别51人(2.4%)、515人(23.8%)、816人(37.8%)。1年后随访共调查2 118名中学生,随访率为98.1%;其中男生1 057人(49.9%)、女生1 061人(50.1%);初中生1 095人(51.7%)、高中生1 023人(48.3%);体重正常1 840人(86.9%)、超重211人(10.0%)、肥胖67人(3.2%)。

表 1

表 1 随访前后 SDS 抑郁自评量表标准总分( Y) 比较

表 1 随访前后 SDS 抑郁自评量表标准总分( Y) 比较

基线调查、随访时中学生SDS标准总分(Y)分别为(48.51 ±9.77)、(49.20 ± 10.4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30,P=0.026);其中男生、初中、父亲从事服务行业、母亲从事体力活动、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家庭月收入1 000~2 999元的中学生随访Y值明显高于基线调查,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基线及随访调查,初中生、家庭月收入≥3 000元Y值均明显低于高中生、月收入< 1 000元的中学生;随访调查,母亲从事体力活动、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中学生Y值明显高于母亲从事脑力劳动、父亲为大专及以上的中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

表 2

表 2 随访前后抑郁症状检出率的动态变化

表 2 随访前后抑郁症状检出率的动态变化

基线调查2 160名中学生中存在抑郁症状的951人,检出率为44.0%;其中轻度、中度、重度抑郁症状的中学生分别为640人(29.6%)、274人(12.7%)、37人(1.7%)。随访调查2 118名中学生中存在抑郁症状的974人,检出率为46.0%,其中轻度、中度、重度抑郁症状的中学生分别为622(29.4%)、283人(13.4%)、69人(3.3%)。随访前后相比较,抑郁症状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1.658,P=0.198),而随访调查中中度、重度抑郁症状比例有所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1.447,P=0.010)。初中生、家庭月收入1 000~2 999元的中学生随访调查时抑郁症状检出率明显高于基线调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基线及随访调查,初中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均明显低于高中生(均P< 0.05)。随访调查,母亲从事体力劳动、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家庭月收入< 1 000元的中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均明显高于母亲从事脑力劳动、父亲为大专及以上、月收入≥3 000元的中学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

表 3

表 3 父母 SES 水平与中学生抑郁症状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表 3 父母 SES 水平与中学生抑郁症状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随访调查中学生是否存在抑郁症状为因变量,父母SES水平为自变量,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父亲从事体力劳动(OR=1.250,95% CI=1.017~1.535)、母亲从事体力劳动(OR=1.280,95% CI=1.044~1.570)、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OR=1.406,95% CI=1.109~1.782)、家庭平均月收入1 000元以下(OR=2.099,95% CI=1.031~4.274)的中学生1年后存在抑郁症状的风险均明显高于父亲从事脑力劳动者、母亲从事脑力劳动者、父亲为大专及以上、月收入≥3 000元的中学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按初高中分层,结果与总人群相似。

经年龄、性别、初高中、BMI分组、学习成绩、中等强度动频次、睡眠时间、与家人朋友关系、与同学关系、基线调查抑郁症状多因素调整,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对随访调查中学生存在抑郁症状的PAR_c%分别为4.2%、5.6%、10.8%,其中家庭月收入PAR_c%最高。按性别、初高中分层,结果与总人群一致,PAR_c%均为家庭月收入最高。男生分别为11.2%、16.0%、16.9%,女生分别为3.2%、2.6%、5.0%,初中生分别为11.6%、9.6%、17.6%,高中生分别为2.9%、2.2%、3.4%。

本研究结果显示,南京市中学生基线调查抑郁症状检出率为44.0%,表明抑郁症状是一种在中学生中发生率较高且比较普遍的负性情绪。但本研究结果与同样采用SDS量表的同类研究并不一致,低于李雷雷等^〔10〕对重庆市中学生评估(58.2%),高于汤建军等^〔11〕对蚌埠市中学生评估(34.9%),可能与研究样本人群的不同有关。对同一人群进行为期1年的随访调查显示,随着年龄增长、年级升高,中学生SDS量表标准总分、抑郁症状检出率有所上升,中度、重度抑郁症状比例明显提高;基线与随访调查,低SES (父母从事体力劳动、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家庭平均月收入1 000元以下)的中学生Y值、抑郁症状检出率均明显高于高SES (父母从事脑力劳动、父母为大专及以上、月收入≥3 000元)中学生;经多因素调整,低SES的中学生1年后存在抑郁症状的风险明显高于高水平SES中学生。提示低社会经济状况与青少年抑郁存在密切联系,可能是中学生罹患抑郁症状的独立危险因素;与国内外相关研究一致^{〔3, 4, 5, 12〕}。父母从事体力劳动、父母受教育程度低、家庭收入低可能会给青少年带来一种"相对匮乏"感,易出现孤僻、自卑、冷漠等症状,导致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低社会经济状况的中学生,父母对子女多拒绝、多敌意、多批评;缺乏关注程度,心理支持方面所能提供的能力也有限;直接威胁青少年安全感,更易造成青少年情绪低落、产生抑郁症状。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3种SES指标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关联强度并不一致,OR值和PAR_c%均为家庭收入最高。可能与每种指标对罹患抑郁症状的作用效果和影响途径有所不同。3种指标OR值均<2.0,说明关联强度不高;而PAR_c%较高。提示低社会经济状况与中学生发生抑郁症状的病因学关联较低,更具有公共卫生学上的意义。若改善中学生SES水平,对降低或防止中学生抑郁风险有较大的社会效果。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国外相关研究相比较,随访人群和随访年限不足,需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和延长随访时间,使研究结果更具可比性。此外,本研究未考虑SES其他衡量指标(如婚姻状况、住房面积、固定财产等),只涵盖了3个传统指标,今后的研究可收集更多指标,综合探讨SES对中学生抑郁症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