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全球新发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 感染者中女性已经超过半数^〔1〕。中国每年新报告病例中，男女比例已从2000 年以前(累计报告) 的5∶1 上升到 2009 年的2.3∶1，性别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2〕。 社会性别(gender) 与性别(sex) 的生理属性不同，社会性别是指由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3〕。本研究对女性感染HIV 的风险，艾滋病影响的性别差异及感染后获得医疗服务支持的性别差异进行综述，以期为相应政策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女性除在生理上较男性对于感染HIV 更加脆弱以外，各种社会因素也是造成女性感染HIV 风险增加的重要原因。

我国男尊女卑、歧视女性的封建传统思想造成了男女社会经济地位的严重不平等^{〔4, 5, 6, 7, 8, 9〕}。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和约定俗成的性观念要求女性在性关系中保持沉默和顺从的角色^{〔4, 10, 11〕}，主要体现在女性性自主权的缺乏上。艾滋病家庭内传播正在成为威胁妇女健康的重要因素，1989-2003 年云南的监测数据显示，女性感染者中已婚比重较大，提示女性多为婚内配偶传播^〔4〕。而夫妻间很少使用安全套可能是大多数妇女通过配偶感染艾滋病的重要原因^〔12〕，2008 年安徽的调查显示，已婚农村妇女的最近1 年安全套使用率较低，而始终坚持使用所占的比例更少，安全套使用意识也不高^〔7〕。 2004 年全国计划生育统计，我国农村主要由妇女实行计划生育，并以长效措施为主^〔13〕。另据第2 次妇女地位调查，从未拒绝过对方性要求的城镇妇女占52.2%，农村妇女占 54.8%，说明在夫妻性活动中丈夫的意愿和需求占据了主导位置，对性行为方式缺乏控制权意味着妇女无法控制感染 HIV 的危险^〔13〕。彝族聚集地的调查也显示，由于妇女无生育自主权，即使妇女愿意使用安全套，男性也同样拒绝使用，他们认为使用安全套会影响妇女的生育力，损害父系家庭的延续。这种社会性别歧视，使推广使用安全套的工作在彝族地区遇到了巨大的阻力^〔14〕。

因此，男性缺乏应有的责任心(如不使用安全套或感染 HIV 后不告知性伴)^{〔3, 11〕}，丈夫漠视妻子的性健康权利^〔4〕，加上女性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对性伴或丈夫的盲从^〔11〕，加大了妇女从性伴或丈夫那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可能性^{〔1, 6〕}。

同时，性别不平等的文化削弱了商业性性交易中女性自我保护的能力^〔15〕，性工作者常处于嫖客的强权之下，难以有效地保护自己^〔16〕。调查显示，年龄较大、学历较低、经济困难、艾滋病性病知晓率较低以及性自主权较低的女性使用安全套的可能性较小，而男性除此之外还受到接受性服务费用的影响(支付费用越高，无保护性交易的概率越低)^〔17〕。

这些均证明在安全套使用方面缺乏自主权是无保护性活动中不可忽视的危险因素。生存压力和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文化交互作用，迫使商业性服务者放弃使用安全套，降低了自我保护能力^{〔16, 17〕}。

Navarro 等^〔18〕调查显示，在以注射吸毒者为主要感染人群的国家，女性感染的脆弱性正在不断地增加^〔18〕。张敏英^〔19〕调查显示，女性吸毒者与男性相比，年龄较小，多为流动人口，且性行为较男性频繁，有卖淫现象。通常她们的伴侣都是HIV 感染的男性静脉注射吸毒者，她们被迫提供商业性服务以筹得自己和伴侣的毒资，即所谓的“以卖养吸”。

在男子主流社会中，道德标准在性别层面是双重的(男宽女严)^〔20〕，男性对待多性伴关系等较女性开放^〔3〕。青年学生中的调查也显示，男生对待婚前性行为比女生更开放、更宽容^〔20〕; 男生性交发生率高于女生^〔21〕; 在男女平等的问题上，男生支持以男性为主导的态度远远强于女生^〔22〕。而社会对男性也持更宽容的态度^〔3〕，男性的不道德，非法性行为能获得更多的宽容。Thomas 等^〔23〕在印度的调查也显示，男性婚前性行为(71%) 的比例远远大于女性(13%) ; 已婚者中男性婚外性行为(29%) 的比例也大于女性(5%) 。在印度，社会认为女性应该只有一个性伴; 而对男性的行为，即使女性因此而暴露于危险之中，社会也更加宽容^〔24〕。

女性对性病艾滋病知识的普遍缺乏，对艾滋病预防工作态度的漠然致使高危行为较为普遍^〔10〕，成为艾滋病流行的重要因素之一^{〔1, 25〕}。社会传统观念约束以及重男轻女的思想影响，使女性很难获得有关性生理、性行为以及性健康的信息和知识^〔4〕。在发展中国家，女性的文化程度普遍低于男性，辍学的女童，获得相关教育的机会更少^〔25〕。2004 年《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 年) 》中期评估结果表明，在艾滋病预防知识知晓率方面，女性(46.1%) 低于男性 (53.1%) ; 在农村，男性为48.3%，女性仅为39.9%^〔25〕。

高尔生^〔22〕的调查显示，男性与女性未婚流动人口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水平均较低，但男性各分类知识得分均高于女性。青年学生中的调查显示，男生知晓率普遍高于女生^{〔21, 26〕}，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的男生人数也多于女生。 男女认识的差异其原因可能是男性获取相关知识的主动性大于女性，同时社会传统习俗将“性无知”作为评定女性纯洁的标准，也阻碍了女性获取该类信息^〔26〕。而大学生对待艾滋病的态度也越来越积极，认识呈多元化，获取途径多通过与同伴交流、书刊、网络等^〔21〕。男性最希望通过书刊，而女性最希望的是通过医生或卫生工作者的宣传获得相关知识^〔26〕，但无论男女生都很少与父母交谈性相关问题^〔26〕。广东的调查显示，农村居民对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仍然不高^〔27〕。农村妇女由于地域和受教育机会缺失的双重弱势，对艾滋病预防知识、性保健知识的知晓率远低于城市妇女，也低于农村居民的平均水平^〔6〕。

我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决定了女性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1, 10, 11〕}，部分女性因为受教育程度低，就业机会少，容易选择在艾滋病高危的娱乐场所就业，从事商业性性交易，成为艾滋病传播的高危人群^{〔15, 17〕}。同时，因贫穷衍生出的卖血也成为妇女感染艾滋病的重要途径^〔15〕。

Mbonu 等^〔28〕在尼日利亚的调查显示，尽管当地妇女也逐渐开始在经济上独立，但大部分仍然依赖于自己的配偶。而正是这种依赖又使得妇女失去了重要的决策权。由于男性要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等社会要求，许多家庭存在大量的男性流动人口，增加了他们婚外和商业性行为的机会。一旦这些男性拥有了多个性伴，就容易波及到只有1 个性伴的女性(如配偶)^〔11〕，这也解释了已婚妇女感染率增加的原因^〔9〕。

另外，人口流动和性别不平等的相互作用导致女性流动人口高度集中于增加其临时或商业性行为的行业(如服务业等)^〔16〕。一些有害的习俗，如女性割礼、早婚、一夫多妻、遗孀承袭等都增加了女性对HIV 的脆弱性^〔10〕。

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尤其是从夫居和父系继嗣制度恶化了女性艾滋病患者的社会处境，使得她们不得不面对来自家庭和社区的双重压力^〔13〕，生活和就业的难度增大。

由于社会文化的双重标准，男性感染者容易得到谅解而女性则不会^〔29〕，并比男性受到更多的耻辱和歧视。女性患者也比男性更易遭遇离婚^〔8〕。对女性来说，感染了HIV 就意味着要承受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歧视甚至暴力等^〔29〕。

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歧视状况调查报告(2009 年) 显示^〔30〕，女性所遭受的侮辱和歧视较男性更为普遍。男性受访者中曾至少1 次明确意识到由于艾滋病被议论的比例为 34.5%，而女性受访者则有47.6%。在身体受到骚扰/威胁、 受到言语侮辱/威胁和被从社会活动中赶出等方面，女性的比例分别为6.1%、17.8%和7.4%，均高于男性(分别为3.1%、 12.3%和5.8%) 。在遭受的侵权行为方面，女性被迫提交医疗或健康报告、住院检测时被要求进行艾滋检测、被拒绝提供健康/人身保险和被拒绝提供保险理赔服务的比例分别为 11.7%、21.2%、15.0% 和11.5%，均高于男性(分别为 11.3%、20.0%、10.9%和7.9%) 。感染HIV 的农村妇女，如果丈夫出走或被丈夫驱出家门，她们不敢回娘家或是已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城镇的女性暴露后，还可能遭到解雇。此外，有吸毒史的女性就业可能还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

由于无力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农村妇女中尽管存在着很高的生殖道感染发生率，也无法得到及时治疗。同时由于医疗保健资源获得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大了妇女对艾滋病的脆弱性^〔25〕。

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歧视状况调查报告(2009 年) 显示，在怀孕期间同时感染HIV 的171 名女性受访者中，仅有 40 人(23.39%) 接受了预防母婴传播抗病毒治疗^〔30〕。尼日利亚^〔28〕和哥伦比亚^〔31〕的调查均显示，不管是家庭、社会还是在医疗机构中，由于社会男女权利的不平等，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均造成了男性感染者受到的照顾好于女性感染者的情况。在行为干预方面，女性在商业性性交易中的被支配性构成了行为干预的最大困难。所以行为干预中若剥离了两性的权力关系、相关的社会性因素，单纯强调医学预防知识的知晓率、使用安全套的技术掌握，那么处于弱势的一方(商业性服务者) ，即使有了知识和正确的技能，也没有能力或权力去决定用与不用，安全套使用率也很难提高^〔20〕。所以应强调嫖客在艾滋病传播与蔓延中的主要和首要责任，不应只将暗娼定位为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的重点人群，同属于商业性性交易者的嫖客也应属于监测人群^〔32〕。推广使用女用安全套的宣传教育和干预除在商业性服务者中进行外，还应以嫖客为重点对象。

绝大多数女性在一生中会经历妊娠、生产或流产过程，在生育服务、妇科疾病的检查和治疗方面有着特殊的要求，因此相对男性而言，对于医疗服务有更大的需求。但我国某些地区性保健服务还比较滞后^〔10〕，女性到医院就医时不能得到相应的服务。

现有的文献研究中，仍然缺乏性别相关的数据支持。例如，虽然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深入探讨了歧视的存在及其形式，但是却极少有文献反映出其按性别差异分析的结果; 多数文献中有关女性感染者获取相应医疗资源较男性难度大均未详细描述，缺乏深入的调查和原始数据支持。提示今后的研究重点可逐渐倾向于社会性别相关的各项研究，加强如感染者感受歧视的性别差异; 歧视表现形式的性别差异; 女性感染者就业情况; 女性流动人口性健康和生殖健康需求和利用状况; 女性在艾滋病防治中的特殊需求; 受艾滋病影响的女童入学、 辍学状况; 感染者家庭内传播情况(检测、告知、安全性行为状况) 等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