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正处于社交活动、接受教育和个人发展的重要阶段,由于害怕和回避社交活动,而导致学习与社会交往技能锻炼的机会减少,工作学业能力与社交能力下降,会严重阻碍大学生的健康发展^〔1〕。大学生社交方面的问题广泛存在^〔2〕。社交回避是回避社交的倾向,社交苦恼指社交时有身临其境的苦恼感受^〔3〕。社交回避与苦恼是社交问题的主要行为表现和情感反应。为了解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状况,探讨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影响因素,于2010年10-11月对广东省广州市4所大学1937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从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抽取各年级、各学院大学生,共发放问卷2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937份,有效率为88.05%。

以班级为单位,由经过专门培训的调查员统一发放问卷。为保证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调查过程中使用统一指导语,匿名、自愿填写问卷,并当场回收。(1)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人口学特征、家庭情况、自我感觉性格、父母教养方式及负性生活事件经历等。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为自编,包括:①民主型:父母能与自己平等的交往,尊重自己,使自己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挥;②专制型:父母具有绝对的权威,总喜欢处于控制地位,而且总是想方设法管住控制你;③纵容型:父母不会制订什么规则来约束你,对你的生活或者学习非常放纵,把大部分控制权都交给你;④溺爱型:父母对子女缺乏控制,无所要求,充满积极肯定的情感,一切顺着孩子。负性生活事件量表^〔4〕中与大学生相关的题目为:父母或其他亲密家庭成员死亡;在某项活动中付出巨大努力却一无所获或失败;父母离婚;受到诬陷、名誉受损;受到记过或留校查看的处分;留级;不会唱歌跳舞娱乐能力差;期末考试1~2门课业不及格;上当受骗;经济条件较差。(2)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5〕:此量表分为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2个因子。共含有28个条目,其中14条用于评价社交回避,14条用于评价社交苦恼。采用1~5级计分法,各分量表满分为70分,得分越高,社交回避及苦恼程度越强。量表的Cronbach的α系数接近0.90。

采用EpiData 3.1建立数据库。使用SPSS 16.0软件进行两独立样本的t检验,完全随机设计的方差分析以及分类树统计分析。

共调查1937名大学生,其中男生939人,占48.48%,女生966人,占49.87%,漏答32人,占1.65%;对象年龄为16~28岁,平均(21.36±1.88)岁;独生子女805人,占41.56%,非独生子女1086人,占56.07%,漏答46人,占2.37%;大一186人,占9.60%,大二466人,占24.06%,大三365人,占18.84%,大四512人,占26.43%,大五及以上376人,占19.41%,漏答32人,占1.65%;国内生1615人,占83.38%,港澳台生273人,占14.09%,境外生40人,占2.06%,漏答9人,占0.46%。

大学生社交回避得分(38.92±6.86)分,社交苦恼得分(38.00±7.97)分,社交回避及苦恼总得分(76.92±13.70)分,处于中等偏下水平^〔6〕。

年级、生源地、月生活费及性格对大学生社交回避与社交苦恼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0.001),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无影响。大二、大三及大四的社交回避、社交苦恼均高于大一、大五及以上年级(F=3.579;F=10.162,均P<0.05),三年级社交回避、苦恼得分最高,分别为(39.94±5.77)、(39.84±6.52)分;境外生的社交苦恼及总社交回避苦恼得分明显低于国内生和港澳台学生(F=5.999;F=4.184,均P<0.05),港澳台学生的社交回避及苦恼得分最高,为(39.34±8.11)分;经济条件与社交回避状况存在负相关关系,月生活费用越高的大学生社交回避得分越低(F=2.852,P<0.05),月生活费>1500元的学生社交回避得分最低,为(37.63±7.26)分,月生活费对大学生社交苦恼无明显影响;内向性格的大学生社交回避及社交苦恼明显高于外向学生(t=12.385,t=11.292,均P<0.05),社交回避、苦恼得分分别为(41.36±6.64)、(40.54±7.39)分。

表 1

表 1 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影响(x ± s)

表 1 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影响(x ± s)

父亲教养方式仅影响大学生的社交回避,母亲教养方式对社交回避及苦恼均有影响,专制型母亲教养方式大学生的社交回避得分和社交苦恼及总分最高。

表 2

表 2 生活负性事件经历对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影响(x ± s)

表 2 生活负性事件经历对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影响(x ± s)

经历过负性事件的大学生社交回避、社交苦恼得分高于未经历负性事件的大学生。其中在某项活动中付出努力最终却是失败、受到记过或留校察看的处分以及娱乐能力差对大学生社交回避及社交苦恼的影响大于父母离婚和留级。父母离婚和留级主要影响社交回避。

随着父母的文化程度的升高,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得分降低,父亲文化程度对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350;F=6.365,均P<0.05),母亲文化程度对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影响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F=2.663,F=3.877,均P<0.05),而父母文化程度为高职技校或中专的大学生的社交回避得分最高,分别为(40.12±5.65)、(39.47±5.88)分,社交苦恼得分亦最高,分别为(40.48±6.72)、(39.40±6.96)分。

所建立分类树模型共包含3层,5个结点,其中终末结点3个。该树形共筛选了2个影响变量。在分类树分析中,目标变量是按照统计检验所得的P值大小依次拆分,因此位于主要树干的解释变量对目标变量影响最大,随着分枝的细化,变量对目标变量的影响逐步减小。从分类树模型中可见,树形结构的第1层是按照调查对象的性格进行拆分,所以性格是影响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的最重要因素,内向性格的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得分(81.92±12.94)高于外向性格学生得分(74.01±13.20)分,成为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的高危人群。第3个结点(符合性格是内向,父亲文化程度是小学及以下、初中、高职技校或中专)的社交回避及苦恼得分最高为(83.99±13.46)分。第2个终结点(符合性格是内向,父亲文化程度是高中、大专、大学本科及以上)的社交回避及苦恼得分(80.55±13.08)低于第2个结点(符合性格是内向)的社交回避及苦恼得分(81.92±12.94)。第1个终结点(符合性格是外向)的社交回避及苦恼得分(74.01±13.20)。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程度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与国内研究结果一致^〔6〕。性别对社交回避与社交苦恼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国外研究结论一致^〔7〕。本研究未发现独生子女对社交能力有影响,与以往研究不同^〔8〕。

二、三、四年级学生基本适应了大学的生活,社交方面更关注与老师和同学的关系,容易使他们对社交有较高的期望值,致社交回避与苦恼得分高于其他年级。境外生的社交苦恼得分明显低于国内生和港澳台学生,他们从小受素质教育,比较开放,自强自立,且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活习惯造成境外生社交能力优于国内生。港澳台生的社交回避及苦恼得分最高,可能与本次调查的对象有一定的关系,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经济条件与社交回避存在负相关,经济状况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如造成抑郁、且贫困易引发自卑、孤僻等消极情绪,以致在社交场合采取消极、被动、胆怯的社交形式^{〔9, 10〕}。内向大学生一个明显弱点就是胆小软弱和不善交际,导致社交回避及苦恼状况较严重。

本研究结果表明,如果父母以专制型教养方式对待子女,经常拒绝和否定子女的想法,子女易产生害怕心理,进而自卑、自我否定。过分干涉或保护则易使子女丧失自信与缺乏成功的体会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大学生社交能力。大学生较注重在学校的表现,争强好胜的个性凸显,关注学校、教师和同学的眼光,故在学校经历负性事件的大学生是社交回避与苦恼的高危人群^〔11〕。家长的文化程度高,子女从小的教育环境优越,家内支持和鼓励帮助其树立自信,这种环境会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交往机会、交往资金,以给予他们较好的交往感受。

分类树分析表明,内向性格且父亲的文化程度低最易造成社交回避及苦恼,是今后教育的重点对象,努力提高该人群的关注度,注意引导教师、家长甚或社会与大学生的交往过程,营造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的交往氛围,给他们提供锻炼的机会,加强内向性格大学生个性心理调节教育^〔12〕,重视社会交往能力和技巧的指导^〔13〕,使之体会到社会交往的快乐,进而克服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