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女性商业性服务者(female commercial sex worker,FCSW)已经成为高危人群艾滋病行为干预的重点和难点。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1〕(information-motivation-behavioral skills model,IMB)优势在于用几个关键组分概括出行为转变过程中主要影响因素,阐明各组分与行为的关联及关联强弱和方向性,并从关联中理解和预测艾滋病预防行为,探讨行为干预最佳方案^〔2〕。本研究利用IMB为济南市FCSW预防艾滋病行为建立因果模型,对模型进行拟合、修正和评价,检验IMB模型在中国FCSW人群的适用性。

1 对象与方法1.1 对象

山东省济南市中高档娱乐场所自我报告从事性服务业、愿意参加本项目并知情同意的FCSW共158人,经剔除作答不全的对象后,有效人数为156人。

1.2 内容与方法

根据IMB模型,艾滋病预防行为有3个基本决定因素:(1)信息因素:包括艾滋病传播途径及预防相关知识2个指标,共17个是非题,每答对1题计1分;(2)动机因素:主要包括艾滋病预防行为的个人动机,如感染HIV危险度感知和恐惧、使用安全套感受和社会动机(如同伴支持和意见),共10个量表型问题,每个问题分为1到5级,分别计1到5分;(3)行为技巧因素:包括自制力、自我效能和有效实施艾滋病预防行为的客观技能^〔3〕,如与性伴交流、协商安全性行为,正确使用安全套等,共6个量表型问题,每个问题分为1到5级,分别计为1到5分。预防行为作为结局变量,以最近一个月安全套使用情况表示,从从不使用到每次都使用分别计1~5分。由调查员一对一进行调查。坚持知情同意原则,采用匿名方法。

1.3 模型建立

采用JSreskog和Strbom建议的模型设定方法^〔4〕。研究设定了理论上可以接受的4个相互竞争模型:模型1包括所有路径;模型2把预防信息指向预防行为间的路径设为0;模型3把预防动机指向预防行为的路径设为0;模型4将以上2个路径都设为0。

模型2、3、4都是模型1的嵌套模型,通过2个模型拟合优度的χ²检验值及其自由度计算取得χ²统计量及其自由度。如果增加自由度后,χ²非常显著地减少,说明增加自由参数是值得的;如果减少自由度后χ²没有显著地增加,说明减少自由参数是可取的^〔5〕。最后根据拟合情况、修正指数等最终得出拟合较好且相对节俭的模型。

1.4 统计分析

采用Epidata录入数据,用结构方程分析软件Lisrel 8.70进行分析。

2 结 果 2.1 最大似然法对4个模型计算标准路径系数(表 1) 2.2 模型评价及比较(表 2)

4个模型的相对拟合指数 (comparative fit index,GFI)、适配指数(goodness of fit index,CFI)、标准拟合指数(normed fit index,NFI)均> 0.88,渐近根方标准误(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除模型4外都小于它的最大允许上限值0.08,说明这假定的 4个模型与数据拟合尚可,必须通过比较从中确定一个最佳模型。相对于自由度增加了1而言,与模型1比较,模型2及3的χ²值分别增加1.12和0.0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相对自由度减少2而言,模型l的χ²值与模型4的χ²值差值为5.1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果表明,模型2和3均为可接受的节俭模型。但模型3预防信息指向预防行为的路径系数为负,与相关理论不符,因此,确定模型2最佳。

3 讨 论

研究结果验证了IMB模型主要理论,即信息和动机主要通过行为技巧影响艾滋病的预防行为。有关信息对于预防行为的直接作用,以往研究结果不尽相同,Fisher等^〔6〕的一项关于男同性恋和异性恋大学生调查与本研究类似,即信息的直接效应不显著。而Anderson等^〔7〕一项针对低收入家庭妇女的调查证实了信息的直接作用。

动机对预防行为的直接影响(0.369)大于间接影响 (0.331)的原因可能有:(1)该模型从未应用于FCSW。(2)在复杂的或新的行为技巧没有出现在实施预防行为的实践中,或选取的行为技巧指标并没有涵盖行为技巧因子的所有方面时,信息和动机可能直接影响预防行为^〔8〕。行为技巧对预防行为的直接效应略小于动机的直接效应,但其影响不容忽视。FCSW的行为改变往往与诸多因素有关。艾滋病预防信息和动机是否能有效的促使预防行为发生,则依赖于行为技巧的作用。

本研究增进了对中国FCSW艾滋病预防心理、行为特征的了解,提示当前的行为干预仅仅是第一步,对行为转变更为重要的动机、行为技巧的干预仍没有受到重视。积极探索针对动机、行为技巧的干预方法,并客观评估干预结果仍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