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药疗是指个体在没有医师处方的情况下选择、使用药品来处理自我认识到的症状和疾病, 包括首次经医师诊断后的慢性病和常见病的控制与治疗〔1〕。自我药疗作为居民的一种自主用药行为, 在方便省时的同时也给居民的健康安全带来一定风险。为了解中国城镇居民自我药疗行为的健康风险水平, 于2007年8 -9月对中国6个城市居民自我药疗行为的现状进行调查, 为制定有效的居民自我药疗行为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以≥18岁有过自我药疗行为的城市常住居民(居住时间 > 1年)为研究对象, 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3个区域各抽取省会城市1个, 地级城市1个作为样本城市。6个样本城市分别是杭州市、嘉兴市(东部)、武汉市、黄石市(中部)、成都市、绵阳市(西部)。将样本城市中的行政城区按照人口密集程度高低分为等量的2组, 用简单随机(抓阄)方法在2组中各抽取2个行政城区。用简单随机方法在2个人口密集度较高的行政城区中各抽取2个社区(居委会), 在人口密集度较低的2个行政城区中各抽取1个社区(居委会), 每个样本城市各抽取6个社区。然后在每个样本社区(居委会)按照系统抽样方法各抽取60户(考虑到失访或拒绝调查, 每个社工或居委会多抽3~5户作为备选户),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入户对抽样住户内居民进行访谈式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调查问卷2 160份。
1.2 调查工具与内容(1) 专家咨询评议表:根据德尔菲法〔2〕自行设计专家咨询评议表, 进行2轮专家函询, 确定居民自我药疗健康风险行为及其危害性的权重。本研究选出20位在自我药疗相关领域工作的专家、学者, 其中第1轮发出问卷20份, 回收18份, 专家积极系数为90%, 第2轮发出问卷18份(即第1轮回收的专家), 回收率100%。第1轮专家函询要求对列出的居民自我药疗健康风险行为的危害性进行5级评价, 对很强、较强、一般、较弱、很弱的5级评价分别赋值9, 7, 5, 3, 1分, 计算出每一健康风险行为得分的算术均数和标准差, 确定居民自我药疗主要健康风险行为, 并在此基础上设计第2轮专家咨询评议表。第2轮专家函询要求专家根据第1轮专家函询的结果对健康风险行为的危害性在1~10分范围内进行评分, 分值越高, 说明危害性越大。第2轮专家评议表回收后, 根据专家评分计算确定各健康风险行为的权重。(2) 居民自我药疗健康风险行为调查问卷: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自行设计调查问卷, 询问居民在自我药疗过程中是否发生相关键康风险行为。
1.3 统计分析本研究借鉴经济风险测算及健康风险评价的方法〔3-4〕, 建立居民自我药疗行为健康风险水平测算模型, 即居民自我药疗行为健康风险水平值等于健康风险行为发生率与健康风险行为权重乘积之和。根据问卷调查获取的居民自我药疗健康风险行为的发生情况及健康风险行为的权重, 测算出每一位被调查对象自我药疗健康风险水平值R; R=0表示该居民自我药疗行为完全没有风险, R=1表示该居民自我药疗行为会产生药物不良反应、药源性疾病等健康损害, R≥0.5作为高风险水平, R < 0.5作为低风险水平。采用Epi-data3.1软件录入数据, 运用SPSS 1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非参数检验、多元线性回归等统计分析方法。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共调查2 151人, 其中男性1 157人, 占53.8%;女性994人, 占46.2%。年龄18岁~, 45岁~, 60岁~者分别占62.9%, 19.6%, 17.5%。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占37.8%, 高中(含中专)占28.7%, 大专及以上占33.6%。婚姻状况:在婚的占63.6%, 其他(含未婚、离婚、丧偶)占36.4%。职业:机关事业单位管理者、大中型企业高中层管理人员(非业主身份)占8.3%, 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占12.55, 专业技术人员占9.1%, 办事人员占4.9%, 商业服务业员工、工人占16.5%;农民、军人占4.3%, 学生占15.5%, 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占11.0%, 离退休人员占18.0%。家庭规模:家庭成员1人的占2.75, 2人的占12.1%, 3~4人的占62.5%, ≥5人的占22.8%。家庭人均月收入:≤1 000元, 1 001~2 000元, 2 001~3 000元, 3 001~4 000元, 4 001~5 000元, >5 000元者分别占31.1%, 38.6%, 17.7%, 6.05, 3.2%, 3.5%。医保情况: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占26.5%, 没有的占73.5%。居民自评健康状况:身体较好的占56.7%, 身体较差的占4.9%, 健康状况一般占38.3%。
2.2 城镇居民自我药疗健康风险行为及其权重(表 1)| 表 1 居民自我药疗健康风险行为权重 |
专家函询结果表明, 自我药疗时以经常随意使用抗生素及解热镇痛药对居民健康的危害性最大, 其次是完全根据广告或偏方盲目选购药品。
2.3 居民自我药疗健康风险行为发生率(表 2)| 表 2 居民自我药疗健康风险行为发生率(%) |
调查结果显示, 健康风险行为发生率位于前3位的健康风险行为是经常随意使用抗生素、病症判断不准确及随意增减用药疗程。
2.4 居民自我药疗行为健康风险水平(表 3)| 表 3 居民自我药疗健康风险水平分布 |
居民自我药疗健康风险水平值呈正偏态分布, M=0.191 6, P75=0.331 8 P25=0.081 1, 最大值为1, 最小值为0, 四分位间距Q为0.250 7; 91.4%的居民处于低风险水平, 但仍有8.6%的居民处于高风险水平。
2.4.1 不同地区居民健康风险水平比较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居民自我药疗健康风险水平分别为M(Q)东部=0.169 1 (0.230 0), M(Q)中部=0.197 6(0.227 3); M(Q)西部=0.191 6 (0.253 3)。采用非参数检验(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 结果显示, 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地区间比较居民自我药疗的健康风险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283, P=0.006), 东部地区居民的风险水平最低, 而中部地区居民的风险水平最高。
2.4.2 不同受教育程度居民健康风险水平比较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居民自我药疗行为健康风险水平分别为M(Q)初中及以下=0.219 2(0.267 6), M (Q) 高中(中专)=0.190 7(0.247 2), M(Q)大学及以上=0.168 7 (0.219 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2.096, P=0.000), 受教育程度越低的居民其健康风险水平越高。
2.4.3 不同性别、年龄组、城市类别居民健康风险水平比较青年、中年、老年居民健康风险水平分别为M(Q)青年=0.191 6(0.250 7), M(Q) 中年=0.191 6(0.258 2), M(Q)老年=0.183 3(0.226 7),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396, P=0.302);男性、女性居民健康风险水平分别为M(Q)男=0.191 6(0.251 6); M(Q)女=0.190 7(0.248 9),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631, P=0.528);地区级城市和省会城市居民健康风险水平分别为M(Q)城级市=0.190 7(0.253 9), M(Q)省会市=0.191 6(0.247 8),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203, P=0.839)。
2.5 健康风险水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居民自我药疗行为健康风险水平的对数转换值作为因变量(Y), 以居民性别、受教育程度、医保状况、家庭规模、居住地理区域、自评健康状况、自我药疗态度为自变量,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 自评健康状况、居住地理区域、自我药疗态度3个自变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值分别为0.000, 0.003, 0.049。经检验, 回归模型P=4.153, P=0.000。
3 讨论自我药疗作为居民的一种自主用药行为, 其风险性较高。目前国内有关居民自我药疗行为风险的研究主要是定性分析〔5-7〕, 有关居民自我药疗行为风险水平的定量研究报道较少。本研究在现场问卷调查和专家咨询的基础上, 对居民自我药疗行为的健康风险水平进行了测算, 由于被调查对象的主观掩饰, 研究结果可能会低估居民实际的健康风险水平。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可见, 居民自我药疗健康风险水平受自评健康状况、居住地理区域、自我药疗态度3个因素的影响, 中西部地区、健康状况较差的居民风险水平较高, 而对自我药疗持积极态度, 自我药疗倾向性较强的居民其风险水平较低。因此, 中西部地区居民以及健康状况较差、对自我药疗持消极态度又经常自我药疗的居民是行为干预的重点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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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Vol. 25

, 陶红兵, 李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