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 全球每年因吸烟导致死亡约540万人, 如不采取行动, 到2030年每年因吸烟而死亡的人数将达到800万, 其中80%以上发生在发展中国家^〔1〕。因此, WHO在2008年提出了控制烟草的6项措施, 健康警语是其中之一^〔1〕。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4章第18条明确规定:卷烟、雪茄烟应当在包装上标明焦油含量和吸烟有害健康。本研究观察该规定实施15年后警语对吸烟者的警示效应, 为制定相关烟草控制政策提供依据, 于2006年4月-8月对北京市等6个城市进行了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监测调查(又称国际烟草控制政策评估调查, ITC)为一项前瞻性研究, 目前在世界上14个国家进行。中国ITC第1轮现场调查工作于2006年4月-8月在北京、沈阳、上海、长沙、广州、银川市6个城市进行。

采用判断抽样法在全国选取上述6个城市。每个城市内采用多阶段抽样法, 按照“街道→居委会→家庭→调查对象”4个阶段进行抽样。其中, 第1阶段使用按容量比例概率抽样法(PPS)在每个城市内抽取10个街道; 第2阶段使用按PPS在每个街道内抽取2个居委会; 第3阶段使用简单随机抽样法在每个居委会内抽取300户家庭并进行家庭成员信息登记; 第4阶段使用简单随机抽样法在300户家庭中抽取约40名吸烟者(每户家庭调查吸烟者数不超过1个)。成年非吸烟者按照4:6的比例在吸烟者家庭和非吸烟者家庭中招募, 并且来自非吸烟家庭的非吸烟者男女比例为1:1。采用上述抽样方法, 最终在每城市抽取约800名成年吸烟者, 约200名成年非吸烟者。现场调查采取入户调查的方式, 由调查员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

用4个问题判断烟盒上健康警语对吸烟者的警示效应。问题1:在过去1个月中, 当你打算吸烟时, 你有几次因为健康警语而没有吸烟?回答选项为(括号内为赋值)从不(0), 1次(1), 有时(2), 经常(3)和不知道/无法回答; 问题2:在过去一个月中, 你是否有意识地回避健康警语?回答选项和赋值为回避(1), 不回避/不在乎(0), 不知道/无法回答; 问题3:健康警语在多大程度上使你考虑到吸烟对健康的危害; 问题4:烟盒上的健康警语多大程度上使你想戒烟?回答选项和赋值为"一点也不(0), 有点(1), 很大(2), 和不知道/无法回答。警示效应判断合计分值来判断:合计分 < 2分为没有警示效应, 2分~为有警示效应。

使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分析数据按街道、居委会人口规模进行加权。在分析过程中使用复杂抽样(Complex sampling)模块以获得更为准确的标准误, 计算调查对象对香烟包装盒上健康警语的警示作用得分x±s和95% CI; 使用一般线性模型对各组变量进行显著性检验。

6个城市共调查4 815名吸烟者, 其中男性4 570名, 女性245名, 男性占94.9%。

表 1

表 1 6个城市吸烟者性别分布

表 1 6个城市吸烟者性别分布

烟盒健康警语对6个城市吸烟者警示效应平均得分为1.38分, 沈阳市最高(1.79), 广州市最低(1.01), 城市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家庭人均月收入 < 5 000元的吸烟者平均得分高于>5 000元者(P < 0.001);烟龄在1~5年的吸烟者得分最高, < 1年和超过10年的较低(P=0.006)。有戒烟行为的吸烟者得分明显高于未戒过烟的(P < 0.001), 且随戒烟次数增加而增高(P < 0.001)。

6个城市吸烟者中, 过去1个月经常因健康警语而没有吸烟的比例为2.15%;其中男性为2.12%, 女性为2.86%, 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各城市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其中广州市最低(1.68%), 北京市最高(2.84%)。经常因健康警语而未吸烟的比例在小学以下学历的吸烟者最高(6.08%)。不同吸烟时间的吸烟者之间经常因健康警语而没有吸烟的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吸烟>10年的吸烟者该比例最低(1.99%)。曾经戒过烟的吸烟者经常因健康警语而未吸烟的比例是未戒过烟的3倍, 戒过2~5次和戒过10次~的吸烟者比例相对较高(P < 0.001)。

6个城市吸烟者中有回避健康警语的比例为13.31%, 其中女性为20.43%, 男性为13.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2);广州市和银川市相对较低,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大专以上学历吸烟者该行为比例较低, 而小学以下学历的吸烟者则最高(18.3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9)。曾经戒过烟的吸烟者回避警语的比例高于未戒过烟的吸烟者, 且随戒烟次数增加而明显增加,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P=0.048)。

6个城市吸烟者中因健康警语而考虑吸烟对健康危害的比例为46.88%, 男性和女性没有差异, 其中很大程度上因健康警语而考虑吸烟对健康危害的比例为8.26%, 女性(16.29%)明显高于男性(7.99%, P=0.001)。对很大程度因健康警语而考虑吸烟对健康危害的比例进行分析, 银川市吸烟者中最高(12.09%), 上海市最低(4.72%,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不同家庭人均月收入水平之间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31), < 1000元组最高(10.81%)。小学以下学历组高于其他学历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吸烟时间1~5年和>10年的吸烟者高于其他2组, 曾经戒过烟明显高于未戒过烟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4和P < 0.001)。

6个城市吸烟者中因烟盒上的健康警语想戒烟比例为30.73%, 而很大程度上因烟盒上的健康警语想戒烟的比例为5.29%。男性和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上海市很大程度因烟盒上的健康警语想戒烟比例最低(1.95%), 银川市最高(8.0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 1 000元组和1 000~2 999元组高于其他组,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9)。不同吸烟行为的吸烟者中, 吸烟时间1~5年组最高(9.48%), 烟龄 < 1年的比例为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3)。与未戒过烟的吸烟者比较, 曾经戒过烟的吸烟者因烟盒上的健康警语想戒烟比例高于未戒过烟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在曾经戒过烟的吸烟者中, 戒烟超过10次的吸烟者很大程度上因烟盒上的健康警语想戒烟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戒烟次数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1)。

表 2

表 2 烟盒健康警语对吸烟者警示效应的Logistic回归分析

表 2 烟盒健康警语对吸烟者警示效应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将4个问题的回答合计平均得分2分为界限。与银川市相比, 烟盒上警语对上海市的吸烟者更加缺乏警示效应(P=0.045);与吸烟时间10年~吸烟者相比较, 警语的警示效应对1~5年的吸烟者更加明显(P=0.004)。并不受戒烟次数吸烟的影响。

本次研究发现, 现行的警语标签已经对吸烟者失去了应有的警示效应, 中低水平经济收入的吸烟者相对更敏感, 可能与不同经济收入吸不同质量香烟有关; 初始吸烟者和吸烟时间10年~的吸烟者对警语标签的影响较小, 前者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吸烟的危害, 后者可能是对警语信息已经产生疲劳而麻木^〔2〕。

警语标签属于结构损益信息(loss-framed messages)^〔3〕。结构损益信息可使人产生恐惧感。Witte K认为恐惧感对于减少不健康行为是有效的^〔4〕。本研究中大部分吸烟者已经不回避健康警语; 只有5%的吸烟者因健康警语而很想戒烟。提示现行的警语标签失去结构损益信息的特性, 不能促进戒烟动机的产生。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长期单一的信息不易引起重视。

加拿大图片标签造成约一半的吸烟者产生恐惧感或厌恶感, 因而更有可能尝试戒烟和减少吸烟量^〔5〕。更新图片警语可增加吸烟者的阅读和思考, 并与3个月后的尝试戒烟和减少烟量有关联^〔6〕; 更新警语还能有助于维持戒烟^〔7〕。欧共体实施新警语标签后观察到警示效应与戒烟意图之间强烈的剂量-反应关系^〔8〕。因此, 更新警语表现形式和丰富内容是提高我国警语标签警示效果的主要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