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文献报道, 一般人群中抑郁症的终生发生率为5.2%~16.2%^〔1〕, 女性高达25%^〔2〕, 世界平均每年约有11.4%的成年人患抑郁性障碍^〔3〕。农村妇女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生活单调, 社会交往少, 心理防御和心理适应能力较差, 很容易产生抑郁情绪。为了解农村妇女抑郁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于2005年7月对辽宁省丹东凤城市800名18~65岁农村社区妇女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 在辽宁省凤城市红旗镇、鸡冠山镇各随机抽取4个行政村, 按人口普查农村女性各年龄组人口比, 在每个行政村选择100名18~65岁妇女, 排除患有精神疾病和不能配合的调查对象, 共调查800人。收回有效问卷797份。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内容包括: (1)基本情况: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现患疾病)等。(2)生活事件发生情况:生活事件调查参照生活事件量表(LES)^〔4〕, 结合农村妇女特点编制农村妇女生活事件量表。正性生活事件包括:恋爱或订婚、结婚、家庭增添新成员、子女结婚、建房等; 负性生活事件包括:恋爱失败、怀孕、流产、超指标生育、作绝育手术、与公婆不和、夫妻因不和分居、夫妻因工作分居、性生活不满意或独身、配偶一方有外遇、配偶死亡、离婚、子女辍学或失业、子女管教困难、子女长期离家、子女犯罪或被拘留、家庭经济困难、欠债>500元、子女学费负担重、家庭成员重病或重伤或死亡、邻里不和、亲属重病或重伤或死亡、被人误解、介入民事法律纠纷、失窃或财产损失、意外惊吓(发生事故、自然灾害)等。生活事件影响程度用生活事件刺激量来表示:生活事件刺激量=该事件影响程度分×该事件持续时间分×该事件发生次数。⑶抑郁症状发生情况: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5〕对调查对象进行抑郁症状筛选。将量表各项分数相加, 得到粗分, 再乘以1.25, 转换为标准分。>50分者有抑郁症状, 分数越高症状越严重。⑷分组:以有抑郁症状者作为病例组, 无抑郁症状的正常人作为对照组。

应用Access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 13.0软件对计量资料进行t检验、秩和检验, 计数资料应用χ²检验, 采用Logistic回归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调查农村妇女797人, 年龄为18~65岁。其中, 18岁~248人, 占31.12%; 30岁~233人, 占29.23%; 40岁~173人, 占21.71%; 50~65岁143人, 占17.94%。文化程度小学没毕业100人, 占12.55%;小学毕业245人, 占30.74%;初中毕业402人, 占50.44%;高中及以上50人, 占6.27%。未婚143人, 占17.94%;已婚636人, 占79.80%;离异丧偶18人, 占2.26%。

农村妇女有抑郁症状者433人(病例组), 占54.3%;无抑郁症状者364人(对照组), 占45.7%。18岁~组抑郁发生率最低, 为45.2%; 30岁~组为54.1%; 40岁~组为60.1%; 50~65岁组最高, 为63.6%。小学没毕业组抑郁患病率最高, 为71.0%;小学毕业组为51.3%;初中毕业组为53.2%;高中及以上毕业组最低, 为36.0%。不同年龄及文化程度调查对象抑郁症状发生率不同,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不同婚姻状况农村妇女抑郁症状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1

表 1 生活事件应激量得分比较(x±s)

表 1 生活事件应激量得分比较(x±s)

农村妇女生活事件量表的总应激量的平均分为(4.14±11.98)分。病例组负性生活事件平均分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病例组和对照组生活事件总应激量、正性生活事件应激量平均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趋势χ²检验分析表明, 年龄是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 抑郁症状的发生率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趋势; 文化程度是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 抑郁症状的发生率有随着文化程度的降低而下降的趋势。

经χ²检验, 肿瘤、糖尿病与抑郁症状关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患有妇科疾病、心脏病、高血压、肝肾疾病等常见疾病是抑郁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

进一步对恋爱订婚、结婚、与公婆不和、家庭经济困难等31项生活事件与抑郁症状作单因素分析, 发现家庭添加新成员、与公婆不和、欠债≥500元等生活事件与抑郁症状的关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 2

表 2 抑郁症状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表 2 抑郁症状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 将P < 0.1的影响因素与抑郁症状的关系进行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 在对其他因素进行调整后, 患有心脏病、与公婆不和、欠债≥500元为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 文化程度高、家庭添加新成员是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

调查结果表明, 农村妇女抑郁症状发生率为54.3%, 高于国内其他人群^〔6-7〕。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调查方法不同, 与样本来源、年龄构成、排除标准、调查工具, 以及文化背景、地区差异有关。本研究结果表明, 文化程度是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 抑郁症状的发生率有随着文化程度降低而下降的趋势。婚姻状况与抑郁症状的关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与国内外研究结果相似^{〔5, 8〕}。躯体疾病常常会合并抑郁症状^〔9〕。本研究多因素分析也表明, 患有心脏病是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 其原因在于, 农村地区妇女收入较低, 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 心脏病等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用药治疗, 医疗费用给他们带来沉重负担, 导致许多妇女极易出现焦虑、抑郁、烦恼、恐惧等不良情绪。生活事件, 特别是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症状有关。农村妇女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生活单调, 社会交往少, 心理防御和心理适应能力差, 使得他们遭遇负性生活事件时, 心理压力得不到排解, 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等情绪障碍。调查结果表明, 除经济困窘是农村已婚妇女面临的普遍问题外, 婆媳关系、家庭增添新成员等家庭因素对农村妇女非常重要, 相对于职业女性来说, 农村妇女受传统观念、文化程度及社会地位的影响, 更注重家庭关系及与家庭相关因素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