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卫生服务在我国已经开展多年, 在预防、医疗、健康教育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社区卫生服务很少有心理卫生服务项目。在城市, 情感性精神障碍的患病率正在上升, 以北京市、上海市为代表的大城市相应患病率高于大多数其他城市^〔1〕。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北京市某社区卫生服务利用人员的心理状况研究, 探讨如何利用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人群的心理卫生工作, 提高人们的身心健康水平。

2008年4-8月, 北京市某社区的社区卫生服务利用人群, 即前来某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患者和家属, 包括在此处就医的外地患者。独立填写问卷。共发出3 100份问卷, 回收3 071份问卷, 其中有效问卷为2 883份, 问卷回收率为99.1%, 有效率为93.0%。

(1)自制一般情况问卷: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居住状况、职业、收入、患病情况、社会支持状况、对心理问题的认知状况、家庭自杀史和精神病史等。(2) Beck抑郁量表^〔2〕(BDI) :该量表抑郁表述为21个症状-态度类别, BDI的每个条目代表一个类别。对每个类别的描述分为4级, 按其所显示的严重程度排列, 从无到极重, 级别赋值分别为0~3分, 总分为0~63分^〔2〕。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3〕。本研究中将抑郁得分≥4分的轻度、中度及重度抑郁定义为有抑郁, 将无抑郁或极轻微抑郁定义为无抑郁。(3) Beck焦虑量表(BAI) :该量表有21个条目, 从无到重度4级评分, 赋值范围为0~3分, 总分0~63分, 焦虑得分≥45分的认为有焦虑。该量表一致性良好^〔4〕。但是, 该量表条目是对焦虑所产生的躯体症状进行的评定, 在普通人群中可能不够敏感。(4) Beck无望感量表(BHS) :用来评定受试者对未来期望的消极程度, 共有20个条目, 每个条目为是、否2级评定, 共分为积极和消极2个维度, 总分为20分, 分数越高, 说明对未来期望越消极^〔4〕。认知理论研究中心建议BHS分值的解释标准为: 0~3分为正常, 4~8分为轻度绝望, 9~14分为中度绝望, 14分~为重度绝望^〔5〕。由调查对象自行填写问卷。

应用Epidata 3.1软件进行数据双录入; 采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使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价各因素对抑郁和焦虑的影响, 并用OR值反映影响程度。

表 1

表 1 抑郁和焦虑检出状况

表 1 抑郁和焦虑检出状况

该社区卫生服务利用人群轻度、中度和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28.4%, 7.4%和5.0%;焦虑的检出率为5.4%, 轻度绝望、中度绝望和重度绝望检出率为36.1%, 14.3%和1.5%。男性和外地人的抑郁和焦虑检出率高于女性和北京市民, 年龄越小, 抑郁检出率越高, 焦虑检出率越低。文化程度越低和无望程度越严重, 抑郁和焦虑的检出率越高。已婚的抑郁焦虑检出最低, 经历婚姻不幸的抑郁和焦虑的检出率最高。

以抑郁和焦虑分别作为因变量, 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目前居住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否患有慢性病、进行体育锻炼的次数、家族精神病史、支付看病费用的方式、不顺心的生活事件、来卫生服务站的原因、户口所在地、遇到困难的求助方式和无望等作为自变量, 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其中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目前居住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否患有慢性病、进行体育锻炼的次数、家庭精神病史、支付看病费用的方式、不顺心的的生活事件、来卫生服务站的原因、户口所在地、遇到困难的求助方式和无望是抑郁的可疑危险因素。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否患有慢性病、进行体育锻炼的次数、家族精神病史、不顺心的生活事件、前来卫生服务站的原因和无望是焦虑的可疑危险因素。

表 2

表 2 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表 2 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以抑郁和焦虑分别作为因变量, 以单因素Logistic回归的可疑危险因素作为自变量, 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α=0.05为进入标准, α=0.10为剔除标准, 用逐步回归法筛选自变量。经统计学检验, 抑郁模型的χ²=633.406, P < 0.001, Logistic回归模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agelkerke R²=0.296, 无望、前来卫生服务站的原因、户口所在地、文化程度、体育锻炼状况和最近不顺心的事情进入抑郁模型, 与抑郁有关。焦虑模型的χ²=233.658, P < 0.001, Logistic回归模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agelkerke R²=0.241, 无望、前来卫生服务站的原因、家庭人均月收入、慢性病、家庭精神病史和最近不顺心的事情进入焦虑模型, 与焦虑有关。

用抑郁、焦虑和无望得分做相关性分析, 抑郁、焦虑和无望的得分不服从正态分布, 使用秩相关进行计算。结果显示:抑郁和焦虑、抑郁和无望、焦虑和无望的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59, 0.41和0.33, Spearman相关系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抑郁和焦虑、抑郁和无望, 焦虑和无望均呈正相关。

该社区卫生服务利用人群的抑郁及焦虑的检出率与国内综合医院患者的调查^〔6〕和国外初级保健人群的资料^〔7〕相比, 抑郁检出率相似, 焦虑检出率较低, 这可能是由于本次研究使用焦虑量表在普通人群中不够敏感所致。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无望、普通疾病和不良生活事件的发生是抑郁和焦虑相同的影响因素, 不良生活事件影响抑郁和焦虑, 与以往研究相似^〔8〕。已有研究证实, 综合医院病人抑郁和焦虑的检出率高^〔9〕, 身体疾病同样影响人的心理健康。本次研究表明, 自己前来看病者检出抑郁和焦虑的危险性高。以往研究中焦虑和抑郁在各方面存在联系又有不同, 两者的关系存在争议^〔10〕, 除上面共同的影响因素之外, 外地人和缺少体育锻炼是抑郁的危险因素, 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人群中抑郁检出率低, 与以往研究相似^〔11〕。研究中的外地人多是在北京市打工的人群, 面临生活和工作压力相对较重, 所以外地人患抑郁的危险性高于北京市人; 焦虑受经济收入、遗传和慢性病影响可能比抑郁更大。可以根据影响社区卫生服务利用人群抑郁和焦虑的主要危险因素进行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教育, 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中抑郁和焦虑存在伴发现象, 抑郁、焦虑和无望呈正相关, 与以往研究结果^〔12-13〕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