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加剧，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的发病呈急剧增长之势。由于病情的不可逆性及其对社会家庭带来的巨大负担，许多研究正寻找相关危险因素，以期在人群中预防AD^〔1〕。其中，社会网络作为围绕个人及其与外界环境联系特征的综合因素，包含诸如婚姻状况、居住方式、与子女联系状况、与亲戚朋友和邻居联系状况等与AD有密切关系^〔2-4〕。迄今为止，综合性分析社会网络对AD影响的研究较少，针对社区人群的大样本研究也较少。为此，本研究采用成组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探讨社会网络与AD的关系，以便为AD的综合防治措施提供基础资料。

(1)病例组：在2004-2005年贵州省贵阳市城区60岁~老年人群老年期痴呆流行病学现况调查结果的基础上^〔5〕，筛选现况调查中发现的AD患者作为病例组，选取其一级亲属(依次为配偶、同胞和子女)愿意配合调查者。排除其他类型痴呆，本人或一级亲属拒绝调查; 或患有严重躯体疾病影响认知功能评定者。(2)对照组：在同一调查人群中，参照文献^〔6〕，选取简易智能状态检查量表(MMSE)得分在相应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第50百分位数上，无认知功能障碍、无严重脑血管及其他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者作为对照组，排除本人拒绝调查，有严重视、听、说障碍及长期智能低下而不能参与调查或未完成所有调查内容者。

痴呆症诊断参照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IV)^〔7〕，AD诊断参照美国神经病学、语言障碍和卒中-老年痴呆和相关疾病学会(NINCDS-ADRDA)标准^〔8〕。先由调查员完成详细病史收集和神经心理测查，再经神经科医生进行精神检查、神经系统和体格检查后，结合病史和测查结果作出临床诊断。

参照文献〔3-4〕，社会网络的定义是指围绕个人及其联系特征的社会关系网络，其中包含婚姻状况、居住方式、与子女联系状况、与亲戚朋友和邻居联系状况等4个因素^〔3〕。依据4个因素的不同组合，将社会网络分为4种：(1)丰富的社会网络：具备①在婚并且非独居; ②子女看望次数为≥1次/周; ③与亲戚朋友和邻居的联系状况≥1次/周。(2)适量的社会网络：具备第1种网络中的任意2项。(3)较小的社会网络：仅具备第1种网络中的任意1项; (4)不良的社会网络：不具有其中任何1项。

使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χ²检验比较病例组和对照组一般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分布状况。社会网络与AD关系的分析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先进行单因素分析，然后再进行多因素分析以控制可能的混杂因素的影响。

AD病例组选入病例41例，对照组选入符合条件者2 524人。病例组平均年龄(77.20±8.6)岁，其中男性12例，平均年龄(76.17±11.42)岁，女性29例，平均年龄(77.62±7.56)岁; 对照组平均年龄(69.82±7.0)岁，其中男性984例，平均年龄(70.05±7.14)，女性1 540例，平均年龄(69.67±6.93)岁，2组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7.16，P < 0.001)，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1.60，P > 0.05)。病例组平均受教育年限(2.56±4.72)岁，对照组(7.04±5.28)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9.26，P < 0.001)。在婚者与子女同住604人，占在婚者的35%;丧偶或分居者与子女同住393人，占丧偶或分居者近50%。

表 1

表 1 社会网络与AD关系的单因素分析

表 1 社会网络与AD关系的单因素分析

病例组在婚、非独居、子女看望≥1次/周、与亲朋联络≥1次/周的比例，分别为31.70%，70.73%，63.89%，38.89%;对照组分别为67.47%，91.28%，78.84%，52.1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表明在婚者、非独居者、子女看望频率高者(≥1次/周)、与朋友、邻居和亲戚联络频率高者患AD的危险性均低于同比人群。病例组处于较小和不良社会网络者占52.78%，对照组仅为25.2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表明社会网络越丰富，患AD的危险越低。与不良的社会网络相比，适量和丰富的社会网络患AD的危险性小。

表 2

表 2 社会网络与AD关系的Logistic回归分析

表 2 社会网络与AD关系的Logistic回归分析

表 2显示，控制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后，子女看望频率高者(≥1次/周)患AD的危险性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与独居相比，非独居是AD的保护性因素; 与拥有不良的社会网络者相比，拥有适量或丰富的社会网络者患AD的风险较低。在婚者患AD的危险性较低，与单因素分析结果类似; 但其OR95%CI的上限略高。与朋友、邻居和亲戚的联系状况与患AD的危险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婚姻状况、居住方式、与子女联系状况、与亲戚朋友和邻居联系状况等所形成的不同社会网络与AD关联密切。其中婚姻状况与AD的关系差异处于临界值，其原因可能与中国家庭模式与欧美家庭模式不完全一样有关。Fratiglioni等对瑞典社区1 203名≥75岁老年人进行3年随访发现，独居的老年人患痴呆的危险性高^〔4〕。本研究结果也显示，独居是AD的危险因素，原因可能在于独居者容易感到孤单、寂寞，在生活上无人相互照顾，故容易发生AD。有研究者^〔9〕分析了女子与老年人关系密切程度对痴呆患病率的影响，发现与子女关系好的老年人，其痴呆患病率为3.82%，关系一般者为7.22%，关系差者为16.43%。本研究结果显示，与每年几乎没有子女看望相比，子女看望频率次数多(≥1次/周)，对防止AD发生有重要作用。提示子女经常回家看望父母，与父母进行交流，增进相互之间的感情，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可减少AD发生的危险。

对社会网络的作用相关研究显示，拥有不良社会网络的老年人患痴呆的危险性增加60%^〔4〕。本研究结果也表明，随着社会网络丰富程度增加，AD患病的风险逐渐降低。与其他组合相比，那些同时具有在婚、非独居、与子女和朋友、与邻居及亲戚经常保持联系的老年人，即拥有丰富社会网络的老年人患AD危险性降至最低。这可能是因为拥有丰富社会网络的老年人，与外界交流与沟通的机会多，使他们能够充分接受各种信息，不易产生心境抑郁。心情舒畅有利于身心健康，延缓了脑功能的退化过程，有助于避免AD的发生。Bennett等的研究结果对此解释提供了支持^〔10〕。他们对未患痴呆的老年人进行有关社会网络与AD关系的随访研究，并对这些老年人死后进行脑部检查，发现社会网络的差别可改变AD病理机制和认知功能水平的联系，提示社会网络的作用有其合理的生物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