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终末期癌症患者来说, 现代医学发展一方面延缓病情进展、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 另一方面也增加患者痛苦, 延长其死亡的过程。对于终末期癌症患者而言, 是积极治疗、维持患者没有价值甚至是负价值的生命, 还是理性治疗、实施临终关怀, 是一个医学界乃至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医护人员如何对待死亡及进行癌症终末期的治疗抉择以符合患者和其家属的意愿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要求。因此, 有必要了解医护人员、普通疾病患者、癌症患者及其家属等不同人群对终末治疗及死亡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 以便为制定科学的医疗服务措施, 更好地为癌症患者服务寻求理论依据。为此, 于2007年7~10月对同济医学院附属医院1 548名相关人员进行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医护人员、患者和家属1 548名, 其中医护人员634名、门诊患者307名、住院癌症患者302名、癌症患者家属305名; 医护人员中医生294名, 护士340名; 门诊患者为普通门诊候诊以及注射室输液的非肿瘤疾病患者; 癌症患者入选标准:(1)经病理切片证实癌症; (2)对癌症病情完全或部分知情; (3)自愿参加本次调查; (4)年龄>16岁; (5)神志清楚、有一定的文字阅读能力。癌症患者家属与患者的社会关系:夫妻158名, 子女65名, 父母30名, 兄弟姊妹52名。

调查分为一般资料及癌症终末治疗态度问卷。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态、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等。癌症终末治疗态度问卷为自行设计。调查内容包括:对癌症终末期极度痛苦的患者, 应当淡化治疗, 强调减轻痛苦和提供尊严(Q1);在患者初始获知癌症的时候, 应该建立治疗遗愿(Q2);根据患者的治疗要求或治疗遗愿, 实施安乐死是人道的(Q3);医护人员应尽所有可能进行抢救(Q4);家属应尽所有可能配合抢救(Q5);患者应该坚强地活下来(Q6)。均采取1~5级评分, 非常赞同为5分、比较赞同为4分、不确定3分、有些不赞同2分、完全不赞同为1分。

自填式问卷调查。医护人员问卷通过当场填写并收回。共发放调查问卷1 630份, 回收有效问卷1 548份, 有效回收率为94.97%。

采用EpiData 3.1软件, 双录入法进行录入; 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探索性相关因素、信度和Logistic回归分析。

表 1

表 1 谈论死亡态度的逐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n=1548)

表 1 谈论死亡态度的逐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n=1548)

对"您是否介意谈论死亡的相关问题"作答, 287人(18.5%)回答是, 1 261人(81.5%)不介意谈论死亡的相关问题。其中, 医护人员571人(90.1%)、普通病人226人(73.6%)、癌患家属233人(76.4%)、癌症患者231人(76.5%)。单因素Logistic分析显示, 人群类别、年龄、性格倾向、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家庭所在地、丧礼经历和宗教信仰等是人们谈论死亡态度的影响因素(P < 0.05或P < 0.01)。以上述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其中, Q4、Q5、Q6等3个项目组成第1个因素, 将这个因素命名为积极治疗态度; Q1、Q2、Q3等3个项目组成第2个因素, 将这个因素命名为理性治疗态度。理性治疗态度和积极治疗态度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624和0.822。

表 2

表 2 治疗态度逐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n=1261)

表 2 治疗态度逐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n=1261)

总体人群对理性治疗及积极治疗的评分分别为3.83和3.79分; 普通病人为3.86和3.94分; 癌症患者为3.86和4.21分; 癌患家属为3.62和4.31分; 医护人员为3.90和3.35分。分别将理性治疗和积极治疗态度评分的上27%赋值为1, 下27%赋值为0。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 人群类别、年龄、性别、婚姻状态、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生长地/住地、丧礼经历等是积极治疗态度的影响因素(P < 0.05或P < 0.01);人群类别和文化程度是理性治疗态度的影响因素(P < 0.01);以上述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 大专以下学历人群OR为1.00, 大专及以上学历人群OR为1.57, 95% CI=1.18~2.10, P=0.00。

结果表明, 医护人员较其他人群更倾向于不介意谈论死亡, 这可能与医护人员经常与疾病和死亡接触有关。超过76%的癌症患者及其家属接受了本次调查, 揭示医护人员可以适时了解他们对终末治疗的要求^〔1〕。高收入人群谈论死亡更积极, 表明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促进人类对自身的终极思索。本调查显示, 总体人群对理性治疗和积极治疗的态度评分均接近比较赞同水平, 揭示人们对待死亡和终末治疗所呈现的一种较为复杂心理^{〔1, 2〕}。文化程度首先进入到理性治疗的回归方程, 说明文化素质高者更加重视生命质量; 医护人员对理性治疗和积极治疗的赞同度与其他人员具有差异, 提示医护人员是进行死亡教育的主要人群。

有资料显示, 在经历了病痛的折磨或长期的哀伤和重负之后, 人们对终末治疗态度很可能发生转变^{〔2, 3〕}。当死亡成为定局时, 与其让癌症患者在孤独、痛苦和愧疚中度过, 不如让他们平静、满足、有尊严地离开人间^{〔4, 5〕}。实现这一由治疗向护理的转变, 需要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的发展和提高, 需要广大医护人员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