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恐障碍是一种以反复出现的惊恐发作为主要表现的焦虑障碍，通常伴有多种躯体与认知症状^[1]。与正常人比较，惊恐障碍患者常感到自身躯体及精神状况差，更易出现如社会、职业等的功能损害，卫生服务利用率高，也易产生物质滥用、自杀企图、婚姻危机、经济依赖等问题^[2]。为了解河北省保定市18岁及以上居民惊恐障碍患病状况，本文对2004～2005年河北省保定市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进行了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以保定市区及农村常住居民年龄为18周岁及以上人群作为调查对象。依据公安部门的户籍管理系统，采用多阶段、分层、整体随机抽样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依次以地级市和县、乡镇（街道）、村（居委会）为整群随机抽样单位，最后以个体为单位随机抽取调查样本；3个市区各抽取2个居民委员会，共6个居委会；在保定市辖区抽取5个县（县级市），县城作为乡镇计数,共抽取18个乡镇、73个村；每个居委会或村镇抽取100～200人，共抽取10 073人，其中农村框架样本9 181人，占91.14%，城市框架样本892人，占8.86%；完成调查9 021人，完成率89.56%。

采用一般健康问卷12项（GHQ-12）^[3]作为筛选调查工具，由河北省内市级以上精神病专科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担任调查员。调查前进行1个月培训，采用入户单独面谈方式进行调查。一般健康问卷（GHQ）包括焦虑、沮丧、应对不足、睡眠问题、社会功能等5个方面，广泛用于评定心理健康状况；另外增加8个心理健康问题：（1）对近1个月总的躯体健康的评价；（2）心理健康的评价；（3）忍不住反复想或做某件事；（4）因特别害怕某件事而限制活动的频率；（5）近6个月感到特别紧张或焦虑的频率；（6）近1年是否因喝酒而遇到麻烦；（7）过去因精神或心理问题寻求帮助的情况；（8）是否因精神或心理问题住过院。依照文献^[4]方法，按照GHQ总得分评定调查对象心理健康水平,其中GHQ总分≥4分定为高危人群,2～3分定为中危人群,0～1分定为低危人群；在增加的8个心理健康问题中任一个问题上选择差或经常，无论GHQ总分多少，均视为高危人群。

以美国惊恐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轴Ⅰ障碍定式临床检查患者版（SCID-I/P）^[5]为诊断工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研究所翻译，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修订），以DSM-Ⅳ为诊断标准。抽取100%高危人群,40%中危人群,10%低危人群,由精神科医生进行SCID-I/P进行诊断。为保证质量，选择10%以上SCID-I/P患者进行重测，质控双方SCID-I/P测定的诊断一致性良好，Kappa值=0.88；诊断意见不一致时，以质控医生诊断为主。采用大体功能量表（Global Assessment Function,GAF）^[6]评定惊恐障碍现患患者最近1个月中最差1周的心理、社会和职业功能的最低功能水平。该量表分为（1～90分）9个等级，分数愈高，病情愈轻；心理、社会和职业功能受损程度评定：61～90分为无或轻度受损，51～60分为中度受损，0～50分为重度受损。

（1）终生患病率与时点患病率：惊恐障碍患病率通过惊恐障碍在高、中、低危人群中的比例及高、中、低危人群在全部调查人口中的比例进行加权获得。基本公式：终身(时点)患病率=［完成SCID-I/P检查高危人群终生（时点）患病比×高危人群比+完成SCID-I/P检查中高危人群终生（时点）患病比×中危人群比+低危人群终生（时点）患病比×低危人群比］×100%。（2）伴与不伴广场恐惧症：惊恐障碍分为伴有广场恐惧症的惊恐障碍及不伴有广场恐惧症的惊恐障碍^[7]，广场恐惧症诊断依据文献^[8]。

采用EPI Data软件双人双重录入数据，并进行差异性检验；采用SPSS 1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性别、城乡患病率差异比较采用U检验。

调查9 021人，其中，男性4 575人，占50.71%；女性4 446人，占49.29%。城市1 086人，占12.04%；农村7 935人，占88.96%。年龄18～95岁，平均（43.43±14.77）岁。家庭合住人口1～11人，平均(3.33±1.22)人。受正规教育年限中位数6年；家庭年收入中位数0.7万元。未婚825人，已婚7 517人，再婚95人，同居2人，分居/离婚76人，丧偶504人，其他2人。汉族8 952人，满族58人，回族8人，布依族、苗族及壮族各1人。农民/渔民6 290人，工人/服务人员384人，专业技术/行政管理人员388人，个体户/临时工1 057人，离退休/病退308人，无业/失业141人，学生/家庭妇女449人，其他职业4人。无宗教信仰8 857人，基督教68人，佛教44人，天主教25人，伊斯兰教25人，道教2人。医疗保障来源：自费医疗8 323人，医疗保险543人，公费医疗84人，商业保险48人，合作医疗18人，其他5人。

完成一般健康问卷（GHQ）的9021人中，高危人群占16.36%（1 476/9 021）、中危人群占6.24%（563/9 021）、低危人群占77.40%（6 982/9 021）。3类人群进行SCID-I/P检查者分别为1 476人，191及662人。检出符合DSM-Ⅳ惊恐障碍诊断标准的现患24例，既往患7例；其中高、中、低危人群的终生患病比例依次为1.83% (27/1476），1.05%(占2/191），0.30%（2/662）；时点患病比例依次为1.42%（21/1476），1.05%（2/191），0.15%（1/662）。经患病率加权计算公式，获得保定市惊恐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0.60%，95%CI=0.44%～0.76%；时点患病率为0.42%，95%CI=0.28%～0.55%。不伴广场恐惧的惊恐障碍终生患病率为0.55%，95%CI=0.40%～0.71%；时点患病率为0.38%，95%CI=0.26%～0.51%。伴广场恐惧的惊恐障碍终生患病率为0.04%，95%CI=0.01%～0.09%；时点患病率为0.03%，95%CI=0%～0.07%。

惊恐障碍现患病例24例，其中，男性7例，占29.17%，女性17例，占70.83%；均为汉族；城市1例，占4.17%，农村23例，占95.83%。平均年龄(46.50±14.65)岁。女性时点患病率为0.66%，高于男性的0.15%（U=12.21，P<0.01）。农村时点患病率为0.46%，高于城市的0.09%（U=5.71，P<0.01）。18～19岁时点患病率为0%，20～29岁为0.26%，30～39岁为0.05%，40～49岁为0.51%，50～59岁为0.99%，60～69岁为0.13%，70岁～为0.38%；其中50～59岁的时点患病率最高，18～19岁最低。惊恐发作起病年龄为18～74岁，平均(42±15.12)岁。

24例惊恐障碍现患中，单一诊断占37.5%（9/24），共病诊断占62.5%（15/24）；共病诊断中，2种诊断占50%（12/24），3种及以上诊断占12.5%（3/24）；惊恐障碍与抑郁症共病占37.5%（9/24），与其他焦虑障碍共病占16.67%（4/24）。

现患惊恐障碍的大体功能评定量表评分为41～70分，平均（54.50±7.89）分，其中41～50分6例，51～60分12例，61～70分6例。24例惊恐障碍患者近1个月的心理、社会和职业功能受损重度者（41～50分）占25%，中度者（51～60分）占50%，轻度者（61～70分）占25%。24例现患惊恐障碍中，在精神科就诊者仅有1例，占4.17%。

本次调查采用SCID-I/P定式检查方法及DSM-IV诊断标准，获得惊恐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0.60%，时点患病率为0.42%。既往对于惊恐障碍调查的结果高低相差悬殊^[9-12]，各地患病率的不同可能与样本选择、数据采集、病例筛选及诊断工具、文化差异等的不同有关^[13]。与河北省^[10]调查结果相同，保定市女性时点患病率为0.66%，高于男性的0.15%。Eaton等^[14]发现，惊恐障碍女性患病率通常是男性的2.5倍多，可见女性是惊恐障碍的患病高危人群。

调查显示,惊恐障碍的共病现象较普遍，Taylor^[15]总结，大约有1/3的惊恐障碍与抑郁症共病，并由此增加了自杀的发生率。同时共病还具有更多而严重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损害，较长病程，更多的卫生保健利用和卫生经济花费^[16]。

大体功能评定量表评分显示，惊恐障碍心理、社会和职业功能受损程度重度25%、中度50%、轻度25%，中重度占75%，而在精神科就诊仅1例。提示专科就诊率较低，与目前精神卫生资源投入与利用不足、精神卫生知识的缺乏、精神病人受歧视、精神疾病的耻辱感等因素可能有关^[17]。因此，应采取积极有效的疾病防治及康复手段，加强对包括惊恐障碍在内的精神疾病的防治，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