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出生体重儿是指出生体重<2 500g的新生儿，其中<1 000g的为极低出生体重儿。低出生体重儿特别是极低出生体重儿的病死率、并发症发生率都高于正常出生体重儿，严重影响新生儿存活质量及生长发育，甚至影响儿童远期发展。本文分析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的各项因素，探索降低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的干预措施，为加强妇幼保健、围产保健提供参考依据。

2004年9月～2006年6月在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分娩、婴儿体重＜2 500g的产妇为低出生体重组；并以同日出生、同性别、婴儿体重≥2 500g的产妇作为对照组。被调查产妇年龄为17～42岁；低出生体重组453人，对照组443人。低出生体重组婴儿平均出生体重为2 048.99g；对照组婴儿平均出生体重3 379.93g。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对产妇及家属进行调查。内容包括：孕妇年龄、体重、身高、孕次等基本情况，家庭成员文化、职业、住房、收入等社会经济情况，丈夫及孕妇吸烟、饮酒、辐射暴露情况以及妊娠合并症、分娩情况、孕期健康教育情况。

采用SPSS软件进行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共收回有效问卷896份，其中低出生体重组453 份，对照组443份。低出生体重组孕妇年龄<23或>34岁的120人（26.49%），23～34岁333人（73.51%）；对照组分别为57人（12.87%）和386人（87.13%）。低出生体重组大专以下文化程度363人（80.1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90人（19.87%）；对照组分别为274人（61.85%）和169人（38.15%）。低出生体重组居住于楼房305人（67.33%），居住于平房及其他类型房屋148人（32.67%）；对照组分别为382人（86.23%）和61人（13.77%）。低出生体重组孕期保健次数＜8次有327人（72.19%），≥8次有126人（27.81%）；对照组孕期保健次数＜8次仅8人（1.81%），≥8次435人（98.19%）。低出生体重组孕妇丈夫每日吸烟≥6支137人（30.24%），＜6支316人（69.76%）；对照组孕妇丈夫每日吸烟≥6支78人（17.61%），＜6支365人（82.39%）。

对照组与低出生体重组孕妇及丈夫的教育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教育水平越高，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率越低，呈明显的线性趋势。住房面积＜50 m2的孕妇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明显升高，住房为平房及其他类型的孕妇比居住于楼房的孕妇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高（P<0.001）。不同家庭收入的孕妇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率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其中家庭年收入＜15 000元的孕妇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较高。无固定职业的母亲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明显高于有固定职业的母亲（P<0.001），而孕妇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与丈夫的从业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28）。

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与丈夫是否吸烟有关（P<0.001），每天吸烟＞6支的丈夫，其妻子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率明显升高。经常饮酒的丈夫，其妻子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亦明显升高（P<0.001）。

孕妇孕期保健次数，首次接受健康教育的孕周及是否接受健康教育与低出生体重儿有关（P<0.001），其中孕期保健＞8次，在孕13周前参加孕期保健，接受过健康教育的孕妇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较低；丈夫及孕妇情绪紧张焦虑者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高于情绪冷静及欢愉者（P<0.001）；另外怀孕年龄＜23岁或＞34岁的孕妇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也升高。

低出生体重组和对照组孕妇孕期看电视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03）；而丈夫在妻子孕前看电视的时间和孕妇孕期接触电脑的时间2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丈夫在妻子孕前看电视时间少，孕妇孕期接触电脑时间少者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高。

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前进法引入变量，变量进入模型的显著性检验水平定为0.05。选入方程的变量显示，居住面积小、孕期保健次数少、未接受健康教育、首次孕期保健周数大、丈夫情绪焦虑为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的危险因素，但丈夫看电视时间多为低出生体重发生的保护因素。

表 1

表 1 低出生体重儿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

表 1 低出生体重儿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孕期保健次数＜7次和首次进行孕期保健周数＞13周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高，原因可能为孕期保健可发现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的危险因素，可采取相应对策，减少危险因素暴露。研究结果提示，加强孕期保健可有效减少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与美国科罗拉多州孕期附加计划的研究结果相似^[1]。加强孕期保健应该作为减少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的优生优育政策得到落实，特别是针对一些低收入人群、流动人口及农村孕妇及有低出生体重儿发生危险的孕妇更应该加强孕期保健。未接受健康教育的孕妇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高，健康教育可明显减少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其作用不容忽视。

在单因素分析中，低出生体重组与对照组在孕妇就业与否、家庭年收入、家庭住房面积、住房类型、孕妇及丈夫教育层次等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有固定职业的孕妇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较无固定职业的孕妇低，家庭年收入高、居住条件好、教育层次高的孕妇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低，提示孕妇职业、年收入、居住面积、受教育程度为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的影响因素，与Phung H^[2]关于社会经济状况影响低出生体重的研究结果相符。可能经济状况好，家庭条件好的孕妇有更好的条件能在孕期获得营养和照顾，而社会经济状况差的妇女缺少必要的孕期医疗保健及充足的营养，导致低出生体重发生率高。孕妇孕期情绪状况、丈夫的情绪状况与低出生体重儿发生也有关系，丈夫的情绪进入多因素分析方程，提示在孕期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和谐的家庭关系能够降低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率。丈夫饮酒、吸烟与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亦有关，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似^{[3, 4]}。强调戒烟限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仅对自身的健康有好处，对妻子和子女亦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