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1, 2]表明,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增加了成年后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及脑卒中等疾病的风险,此外,肥胖儿童青少年可检查出高血压、心血管动脉系统损害以及血脂异常等可成为诸多心血管系统疾病的危险因素。因此,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已成为儿少卫生领域关注的焦点。1985~2000年4次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资料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呈增加趋势[3]。因此,在中学生中进行生长发育指标监测,可为预防儿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的发生提供依据。本文对安徽省马鞍山市初三学生超重及肥胖状况进行调查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整群随机抽取安徽省马鞍山市10所中学初三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4 700份,收回有效问卷4 607份。其中男生2 327名,年龄13~18岁,平均年龄(15.57±0.71)岁,女生2 280名,年龄14~18岁,平均年龄(15.53±0.73)岁。乡镇学生954名,市郊(县城)学生472名,市区学生3 181名。
1.2 方法 1.2.1 现场测量与问卷调查采用现场测量与自填式问卷调查相结合方法,先对受试学生进行形态学指标测量,测量完成后进行问卷调查。测量项目包括: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血压、肺功能等形态发育指标及生理功能指标;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家庭住址、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父母体型、小学三年级体型等。
1.2.2 相关标准超重、肥胖使用的指标为体质指数(BMI)。使用由国际生命科学学会中国肥胖工作组(WGOC)于2003年制定的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BMI筛查分类标准[4]对该样本人群进行筛查。对父母体型与小学三年级体型进行自评,分为偏瘦、适中、偏胖、肥胖,家庭经济状况自评为下等、中下等、中等、中上等、上等。
1.3 统计分析使用Epidata 3.02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 13.0软件进行分析。用χ2检验分析不同年龄段学生超重、肥胖的差异性,比较超重、肥胖在不同性别与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差异;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以比值比(OR)及95%CI反映学生超重、肥胖与各因素之间的危险度。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本次调查初三学生共4 607名,平均年龄(15.55±0.72)岁,学生户籍为乡镇、市郊(县)、市区所占比例分别占20.7%,10.2%和69.0%;母亲文化程度为小学学历以下、小学毕业、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所占比例分别占10.1%,12.9%,40.8%,26.2%,10.0%;小学三年级学生体型偏瘦、适中、偏胖、肥胖所占比例分别占49.6%,45.9%,3.3%,1.2%;自评家庭经济状况为下等、中下等、中等、中上等、上等所占比例分别占1.3%,8.8%,70.5%,18.1%,1.3%。
2.2 超重、肥胖的检出率本次调查共筛检出超重学生472名,占10.2%,肥胖学生175名,占3.8%;其中超重男生为315名,占13.5%;超重女生为157名,占6.9%;肥胖男生为118名,占5.1%;肥胖女生57名,占2.5%。
2.3 不同年龄及性别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比较(表 1)13~15岁超重学生为262名,占11.2%;16~18岁超重学生为210名,占9.3%;前者检出率高于后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680,P<0.05)。男生总体超重、肥胖检出率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396,P<0.05;χ2=20.830,P<0.05),男生在15岁~与16岁~组的超重、肥胖检出率均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5.826,P<0.05,χ2=18.403,P<0.05;χ2=9.786,P<0.05,χ2=12.079,P<0.05)。
| 表 1 不同性别及年龄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比较(n,%) |
2.4 超重、肥胖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回归分析(表 2)
分别以超重、肥胖作为因变量,以性别、户籍、父母体型、小学三年级体型、父母文化程度、自评家庭经济状况等7个因素为自变量,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Forward Ward法),设置进入和退出模型的标准分别为0.05和0.10。分析结果表明,户籍为市郊(县城)、市区的学生是出现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父母体型、小学三年级体型中偏胖与肥胖者是发生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父母的文化程度较高者是发生超重的危险因素;而家庭经济状况与超重、肥胖的发生无明显关联。
| 表 2 学生超重、肥胖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
3 讨论
本次调查表明,男、女学生超重检出率分别为13.5%和6.9%,男、女肥胖检出率分别为5.1%和2.5%。2000年全国学生体质调研资料[3]显示,中小城市7~18岁男女超重率分别为10.0%和6.0%;男女肥胖率分别为4.8%和2.6%。由此可见,男生超重、肥胖检出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女生超重检出率有所上升,而肥胖检出率变化不大。调查结果表明,男生总体超重、肥胖检出率高于女生;低年龄段超重检出率高于高年龄段,与2000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结果超重、肥胖的检出率男高于女,年龄越小越高[3]基本一致。父母体型偏胖、肥胖者其子女超重、肥胖检出率较高。目前已有研究[5]证实,遗传是肥胖发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不是唯一决定因素。肥胖是一种复杂的基因表型,属于多基因遗传,遗传基因决定了易感性,但是否真的会发生,还与个体对环境因素作用的敏感性有关[6]。另外,总体上市区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高于市郊(县城)和乡镇。有学者指出,青少年肥胖的发生与能量摄入过多、能量消耗不足以及不良饮食生活行为等有关[7]。市区学生可能摄入较多的高热量、高蛋白的食物与零食,同时市区生活空间相对狭小,户外活动与体育锻炼的减少也可能导致超重、肥胖检出率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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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Berenson GS, Smivasan SR.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in youth with implications for aging: the Bogalusa Heart Study[J]. Neurobiol Aging, 2005, 26(3) : 303–307. DOI:10.1016/j.neurobiolaging.2004.05.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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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中国肥胖工作组. 中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体重指数值分类标准[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4, 25(2) : 97–102. |
| [5] | Barsh GS, Farooqi IS, O'Rahilly S. Genetics of body-weight regulation[J]. Nature, 2000, 404(6778) : 644–651. |
| [6] | Del Rio G. Adrenomedullary function and its regulation in obesity[J]. Int J Obes Relat Metab Disord, 2000, 24(Suppl 2) : S89–91. |
| [7] | 季成叶. 儿童肥胖流行和肥胖易感环境[J]. 中国学校卫生, 2006, 27(6) : 464–466. |
2008, Vol. 24

, 万宇辉, 齐秀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