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指脱离土地、从农村外出打工的农民。留守农民是指家庭成员中有农民工而自己留守家乡主要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成年农民。农民工和留守农民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群体，其社会处境已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其心理健康问题较之于其他群体或社会阶层来说，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为了解农民工和留守农民的心理健康状况，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此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2007年2～3月，对广东省某工厂在岗农民工进行整群抽样调查，对湖南省的留守农民进行方便抽样调查。农民工和留守农民各发放问卷400份。回收农民工问卷394份，回收率98.50%，有效问卷380份；回收留守农民问卷161份，回收率40.25%，有效问卷105份。

自拟问卷对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进行调查。心理健康调查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 List 90，SCL-90)^[1]，共90个项目，包括躯体化、强迫、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9个因子，从无到严重分1～5个等级进行评价，分数越高表示症状越严重；如总分＞160分，或阳性项目（被试选择≥2等级的项目）＞43项，或任一因子分＞2分，可考虑筛选阳性。

运用SPSS 11.0软件进行分析，群体差异比较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

在岗农民工380人，其中男性196人，占52%；女性184人，占48%。平均年龄24岁，15岁～，21岁～，31岁～，41岁～78岁4个年龄组的人数依次为130人（34%），210人（55%），30人（8%），10人（3%）人；受教育水平小学、初中、高中人数依次为56人（15%），218人（57%），106人（28%）人；已婚、未婚、离异/丧偶人数依次为157人（41%），217人（57%），6人（2%）。留守农民105人，其中男性52人，占49%；女性53人，占51%。平均年龄39岁，15岁～，21岁～，31岁～，41岁～78岁4个年龄组的人数依次为21人，占20%；21人(20%)，16人（15%），47人（45%）；受教育水平小学、初中、高中人数依次为31人（30%），45人（43%），29人（27%）；已婚、未婚、离异/丧偶人数依次为64人（61%），34人（32%），7人（7%）。

在岗农民工和留守农民的SCL-90各项因子分、阳性项目数和总分均高于全国成人常模，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表 1

表 1 在岗农民工和留守农民SCL-90均分与中国成人常模比较(x±s)

表 1 在岗农民工和留守农民SCL-90均分与中国成人常模比较(x±s)

不同受教育水平在岗农民工除阳性项目数外，SCL-90总分和各因子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受教育水平留守农民除阳性项目数以及人际关系敏感、敌对2个因子外，总分和其余7个因子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重比较发现，小学学历留守农民的躯体化因子分显著低于初中、高中学历者，而强迫、焦虑、恐怖等3个因子分和总分显著高于初中学历者（P＜0.05），强迫、抑郁、焦虑、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6个因子和总分显著高于高中学历者（P＜0.05）。

表 2

表 2 不同受教育水平在岗农民工和留守农民心理健康差异分析(x±s)

表 2 不同受教育水平在岗农民工和留守农民心理健康差异分析(x±s)

不同年龄在岗农民工的恐怖和偏执2个因子以及阳性项目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重比较发现，21岁～组的阳性项目数显著多于31岁～组（P＜0.01）；15岁～组的恐怖因子分显著高于31岁～组（P＜0.01）；15岁～和21岁～组的偏执因子分显著高于31岁～组（P＜0.05）。不同年龄留守农民的躯体化、抑郁、焦虑和恐怖4个因子以及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躯体化P＜0.001；抑郁P＜0.05；焦虑P＜0.05；恐怖P＜0.05；总分P＜0.05）。多重比较发现，15岁～和31岁～组的总分显著低于41～78岁组（P＜0.05）；41～78岁组的躯体化因子分显著高于其他3个年龄组（P＜0.001）；15岁～组的抑郁因子分显著低于41～78岁组（P＜0.05）；15岁～和31岁～组的焦虑和恐怖2个因子分显著低于41～78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岗农民工已婚、未婚、离异/丧偶3个组的人际敏感因子、阳性项目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人际敏感P＜0.05；阳性项目数 P＜0.05）；多重比较发现，已婚组显著低于未婚组（P＜0.05）。不同婚姻状况留守农民的躯体化、强迫、恐怖3个因子以及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躯体化P＜0.001；强迫P＜0.05；恐怖P＜0.05；总分P＜0.05）；多重比较发现，已婚组显著高于未婚组（P＜0.05）。

调查结果表明，在岗农民工和留守农民的心理健康状况与文献结果^[3-6]接近。农民工比较固守传统，文化水平低，见识少，因而偏执而不易变通，城市与农村文明的冲突使得他们易形成强迫意向与行为，同时，其社会地位低下、人际关系的不稳定、自卑与自尊的矛盾使得他们对人际关系非常敏感，对他人总抱有戒备和敌对心理。留守农民因年幼或年老、体弱、能力缺乏等种种主客观原因而留守务农，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差，使得他们对他人抱有敌意，人际关系敏感，常有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受教育水平对在岗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无显著影响，对留守农民有影响。在岗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岗位、待遇等未受教育水平的影响，而这些社会环境因素对心理健康有重要作用。小学学历的留守农民因贫困而辍学或自己无能力继续学业，社会境遇低下，加上知识和自我调节意识与能力都不如学历高的留守农民，因此更易出现各种心理问题。调查发现，年龄对在岗农民工和留守农民的心理健康有影响。青年农民工打工时间短，缺乏应对方式和经验，热情有余而变通不足，过于自我中心，因而比中年农民工偏执、自我效能感低、容易担惊受怕。由于家庭的青壮年成员外出打工，年老留守农民一方面产生“空巢感”，另一方面还得从事繁重的农作，因而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低于低龄组留守农民。婚姻状况对在岗农民工和留守农民的心理健康也有一定影响。未婚农民工尚未嫁娶，但都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比较在乎自我形象和他人评价，因而对人际关系比已婚在岗农民工敏感。已婚留守农民家庭责任增加，负担加重，为家庭经济和人身安全过分担心，加上婚后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因而心理健康水平比未婚留守农民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