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是目前预防艾滋病（AIDS)母婴传播有效的基本措施,联合用药方案不仅阻断效果优于单一用药方案(NVP方案)，而且不易产生耐药，因此，在条件许可时要尽可能采用联合用药方案。如果不合理规范用药将导致艾滋病母婴传播阻断率降低、耐药发生率升高以及影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阳性产妇后续治疗^{[1, 2]}。为了解云南省艾滋病母婴传播阻断选择抗病毒治疗联台方案的影响因素,于 2007年7月在云南省瑞丽、潞西、腾冲、陇川、临翔5个市 (县）进行了母婴传播阻断抗病毒联合治疗的病例对照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对2005年1月〜2007年6月，5个研究点158例接受艾滋病母婴阻断服务的HIV阳性孕产妇进行问卷调查，同时查阅与分析HIV阳性孕产妇的监测、病历、孕产妇管理手册等资料;并对所有直接参与艾滋病母婴传播阻断服务的77名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及个人深入访谈。

病例组为接受过艾滋病母婴传播阻断但未选择联合方案的HIV阳性孕产妇；对照组为选择联合方案者。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有三联方案[齐多夫定(AZT) + 拉米夫定（3TC)+奈韦拉平（NVP)/依非韦仑（EFV)]、二联 方案(AZTq+ NVP)和NVP单一方案。

对艾滋病母婴阻断管理医生、高年资医生、科主任、HIV阳性孕产妇等进行定性访谈。

分别采用Epidata 3. 1、SPSS11. 5软件进行分析。

NVP方案68例、二联方案64例、三联方案20例，6例未进行服药阻断。联合方案的应用率为 53. 2%(84/ 158)。5个研究点的联合用药率分别为56.3% (9/16),5Q 0% ( 11/22),73. 5% ( 36/49),37. 5%( 36/49),37. 0%( 17/46),44. 0%(11/25);经 x² 检（x²= 13. 959,P= 0. 007),研究点联合用药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户口、 职业、少数民族、丈夫是独生子、人均月收入、交通方便与否、 服药是否怕人知道、HIV阳性孕妇有无通信工具、有无项目管理、丈夫态度、身体状况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而在文化程度、确诊孕周、首次咨询孕周、是否知道各方案的副作用、知道方案的数目，是否有时间来得及选择、医生要求使用该方案、孕次、胎次、年龄、药物的可及性、阻断成功的信心、完全遵从医嘱、服务综合评价等方面2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汉、傣、景颇族的例数分别为85,46,19例，其他少数民族8例。汉族与傣族在选择联合方案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汉族与景颇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44,OR = 0.346；傣族与景颇族比较，P= 0.047,但 OR95%CI = 0.105~ 1.007,尚不能说明有差异。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程度比较, 将小学以下合并、初中以上合并后x²=13. 657，P= 0.0005)，少数民族地区汉族的文化程度高于少数民族。

在低收入人群中（家庭人均月收入<100元/月），是否采用联合方案会有影响,极低收入人群（家庭人均月收入<50元/月）偏向于选择单一次阻断方案,x²= 4. 154,P= 0.042,OR= 3. 325, 95%CI= 1.028~ 10.755。

进一步分 1. 611X7+ 4. 703X8 析HIV阳性孕、产妇联合用药的影响因素，将未联合用药作为因变量，又根据专业知识和初步分析结果，选取孕妇年龄、 文化程度、服药怕人知道、首次咨询、确诊时间、信任医生、医生要求、知道方案数目、方案效果、身体状况、服药人知道、首次咨询、承受费用、知道副作用、阻断信心等16个可疑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有8个因素进入回归方程，回归方程为ln[p/(1-p)]=-0.236+4.000X₁-1.665X₂-1.822X₃-1.099X₄+1.510X₅-2.289X₆+1.611X₇+4.703X₈

表 1

表 1 联合用药的非条件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

表 1 联合用药的非条件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

知道母婴阻断根本目的回答正确率为80.0%,不按要求服药后果回答正确率为 66.7%,各方案疗效是否一样的回答正确率为46. 7%,CD4 高低与选择方案的关系回答正确率为2Q 0%,有关药物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回答正确率为25.7%。大部分管理医生对抗病毒治疗方案的认识不够。在调查中发现仍有3名管理医生倾向于使用NVP方案,认为该方案%依从性好、经济、方便’。

发现工龄、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年限、民族、服用母婴阻断药的目的、不按要求服药易耐药、各方案疗效都一样等项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只在参加过省级以上培训、认为选择那种方案好、倾向于使用那种方案 3个方面有差别。

对“知道母婴阻断的根本目的,不按要求服药的后果，各方案疗效是否一样,CD4高低与选择方案的关系及可能出现的副作用” 5 个知识点进行打分，每题1分，然后计算各个研究点的平均得分。5个点的知识得分为2 5,2 7,3. 0,1. 3,3. 0。尚不能认为联合用药率与医生的相关知识有关（r= 01622,P= 0. 263)。

调查发现，联合方案选用率为53. 2%,13例32周后咨询也选择联合方案，表明在少、边、山、穷地区是可行的，说明她们对母婴阻断的需求很迫切，同时也反映了在孕、早中期开展自愿咨询检测对抗病毒治疗规范用药有重要意义。

医务人员对抗病毒治疗方案认识不够，虽然未见医生的相关知识与联合用药率的相关性，艾滋病母婴阻断抗病毒治疗方案的选择是自愿选择，但由于抗病毒治疗的专业性很强，即使HIV阳性孕产妇知情选择抗病毒治疗方案，选择权也很有限，母婴阻断的管理医生往往起关键作用。应加大医务人 员相关知识的普及和注重理性态度及行为的培养^[3-5]。

在采用联合方案的问题上，汉族比景颇族更容易接受；傣族与景颇族无差异，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交通与家庭经济状况对采用联合方案的影响较小，可能国家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己全面开展，各种项目对HIV阳性孕、产妇也给予了一定的经济支持有关。

推广联合方案管理医生们认为抽血是最大的困难，少数民族大多认为抽血会伤元气，而检测和治疗过程中的监测都需要抽血；其次是交通与通讯问题;最后是少数民族文化程度低且受民族间语言障碍影响难沟通。联合用药的主要有利因素是为了子女不被感染。联合用药方案不仅阻断效果优于 NVP单一用药方案，而且不易产生耐药^{[6, 7]},在条件许可时要尽可能采用联合用药方案。推广联合用药方案要注意针对主要影响因素采取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