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遵义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室;
3. 贵州省黔西南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和疾病谱的改变,生活方式及行为因素成为影响人们健康的首要因素[1],行为和健康的关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 3]。贵州少数民族人口1 300余万,占全省总人口的37.8%,比重居全国第3位,其中苗族、布依族、侗族、仡佬族分别占全国相应的民族总人口的50%~98%以上[4]。作为边远少数民族省份,了解少数民族人群健康相关行为的分布将有助于健康促进计划的制定,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提高人群的健康水平。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根据贵州省少数民族区域分布特征,选择黔西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和安顺市、遵义市以及玉屏侗族自治县为调查地点,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年龄在15岁及以上的苗族223人、布依族149人、仡佬族166人和侗族184人,共722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以相同经济水平汉族人群为对照,共调查193人。
1.2 方法采用访谈式问卷调查法,由通过统一培训的访谈员入户调查,访谈员主要由卫生管理专业本科生担任。考虑到少数民族人群有自己的语言,同时对入选调查地点的乡镇(村)卫生员进行培训以协助调查。主要调查吸烟、饮酒、饮水习惯、是否定期测量血压、是否寻求保健知识、两周患病是否就诊等行为。吸烟:调查时过去30 d内正在吸烟者;饮酒:每天饮酒1两以上或回答“经常”者;喝生水:经常直接饮用生水者;测量血压:在调查前一年测量过或至少每3~5年测量1次;寻求保健知识:回答“经常”阅读保健书籍者;两周患病就诊者:指进行自我医疗或看医生者。
1.3 统计分析应用Epi Data 3.0软件进行录入;采用SPSS 11.5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用chi-square检验。
2 结果 2.1 人口学基本情况本次调查少数民族722人,其中男性367人,占50.8%,女性355人,占49.2%;15~19岁35人,占4.8%;20~49岁431人,占59.7%;50~64岁196人,占27.2%;65岁及以上60人,占8.3%;平均年龄73.75岁。婚姻状况:未婚77人,占10.7%;在婚589人,占81.6%;其他(包括离异、丧偶等)56人,占7.7%。文化程度:文盲178人,占24.7%;小学303人,占42.0%;初中212人,占29.4%;高中27人,占3.7%;大专及以上2人,占0.2%。汉族193人;男100人,占51.8%;女93人,占48.2%;15~19岁6人,占3.1%;20~49岁145人,占72.1%;50~64岁32人,占16.6%;65岁~10人,占5.2%;平均年龄40.30岁。婚姻状况:未婚10人,占5.2%;在婚172人,占89.1%;其他(包括离异、丧偶等)11人,占5.7%。文化程度:文盲18人,占9.3%;小学48人,占24.9%;初中1占8.8%;大专及以上10人,占5.2%。
2.2 少数民族和汉族人群健康相关行为比较少数民族人群吸烟率为40.86%,饮酒率为28.67%,喝生水率为69.25%,高于汉族人口;测量血压、寻求卫生保健知识、患病后寻求医疗帮助等促进健康的行为报告率低于汉族人口。除吸烟行为外的其他行为在2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hi-square=3.888~83.895,P=0.049~0.000),见表 1。
| 表 1 少数民族和汉族人群健康相关行为比较(%) |
2.3 少数民族健康相关行为
少数民族男性吸烟率74.66%,饮酒率44.96%,均高于女性吸烟率5.92%和饮酒率11.83%;男性经常阅读保健书籍者多于女性;女性患病后更倾向于寻求医疗帮助;在是否测量血压和喝水上不同性别间无差异。在吸烟、饮酒、测量血压和寻求卫生保健知识等行为上,不同文化程度人群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hi-square=10.65~92.79,P<0.01),总的趋势是文化程度越高,吸烟和饮酒发生率越低,测量血压和寻求卫生保健知识行为发生的比例越高。在从不阅读保健书籍的585人中,其主要原因是不识字(45.13%)或没有时间(34.70%),尤其女性高于男性,见表 2。
| 表 2 少数民族人群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健康相关行为构成 |
2.4 少数民族人群不同年龄健康相关行为
按年龄分为15岁~、20岁~、50岁~和≥65岁4个组。结果不同年龄组在吸烟、饮酒、喝生水和寻求保健知识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hi-square=11.01~72.48,P<0.012)。其中吸烟、饮酒和喝生水在低年龄组发生率较低,20~49岁组最高,以后随年龄增加呈下降趋势。主动寻求保健知识以低年龄组为高,可能与受教育程度有关,见表 3。
| 表 3 少数民族人群不同年龄组健康相关行为构成 |
3 讨论
在本次研究纳入的健康相关行为中,饮酒、饮水习惯、是否定期测量血压、寻求卫生保健书籍以及两周患病就诊与否5种行为在少数民族和汉族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888~83.895,P=0.049~0.000)。吸烟行为在2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少数民族组高于汉族,且2组均高于1996年(35.3%)、2002年(31.4%)和农村居民(33.45%)[5-7]的水平。可以认为少数民族人群吸烟、饮酒和喝生水等危害健康的行为发生率高于汉族人群,而定期测量血压、主动寻求卫生保健知识以及患病后及时就诊等促进健康的行为的发生率低于汉族人群,可能有很多社会经济学因素对2组上述行为产生影响,但促进少数民族人群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就少数民族人群而言,吸烟、饮酒、阅读卫生保健书籍和两周患病就诊与否在不同性别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男性危害健康行为的报告率明显高于女性。本次研究结果,男性和女性的饮酒率高于其他研究结果[8],可能与贵州少数民族长期养成的习俗有关。
调查发现,不同文化程度人群在吸烟、饮酒、测量血压和阅读卫生保健书籍等行为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总的趋势是文化程度越高,吸烟和饮酒发生率越低,而测量血压和寻求卫生保健知识行为的报告率越高。在从不阅读保健书籍的585人中,其主要原因是不识字或没有时间,尤其女性高于男性,提示在少数民族地区女性受教育机会比男性少,影响她们对卫生保健知识的获取,提高少数民族整体教育水平是提高人群健康水平的关键。不同年龄人群在饮酒、吸烟、喝生水和阅读保健书籍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尤其高年龄组人群阅读保健书籍明显低于低年龄组。少数民族地区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尤以青壮年和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就当地水平而言)的人员为主,留下的多半是老人和儿童,这种人口结构严重影响人群健康水平和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应加强改善和提高少数民族人群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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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Vol.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