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全国行为危险因素监测结果显示，人群总体吸烟率较1996年下降了1.8%，但是年轻人的吸烟率却呈上升趋势，如15~19岁男性人群和15~19岁、20~24岁女性人群的吸烟率均高于1996年同类人群^[1]。健康促进学校 (Health Promotion School) 包括学校健康政策、学校物质环境、学校社会环境、社区关系、个人健康技能和健康服务等6个方面^[2]。健康促进学校自1995年提出后在我国的青少年控烟工作中虽有所尝试^[3]，并未得到广泛认可，关于其效果评价的报告较少。本研究旨在将健康促进学校理论运用到初中生控烟中，探索一种以学校为基础的预防和控制青少年吸烟的新模式，并检验其干预效果。

根据办学性质将黄埔区的中学分为公立和私立2种。参照2002年黄埔区中学生吸烟状况普查的结果^[4]，按吸烟率接近和学校类型相同的标准，选择2所公立学校和2所私立学校作为项目学校。采用抽签法，在每种类型中随机抽取1所学校作为对照学校而另一所学校则为干预学校，最后对照组包括公立A校和民营C校，干预组包括公立B校和民营D校。2004年12月在项目学校就读的所有初一和初二学生为本次的研究对象。

干预前后分别进行一次横断面调查，即2004年12月的基线调查和2005年12月的中期评估调查。

结合青少年吸烟的阶段性特征，综合控烟专家、教育学专家和学校领导老师的多方意见，设计了形式多样的干预活动^{[5, 6]}。具体内容如下：(1) 学校健康政策：每个学校成立控烟与健康委员会或领导小组，校领导带头不吸烟；制定禁烟校规并公布，承诺创建“无烟学校”；学校制定吸烟与学生评优 (个人、集体) 挂勾的奖惩制度。(2) 学校物质环境：学校范围内无烟具和烟蒂；校园内有醒目的禁烟标志。(3) 学校社会环境：开展同伴教育，学生接受无烟的人际交往方式，不劝吸烟和不接烟；教师在学生面前不吸烟，并主动戒烟。(4) 社区关系：周围社区配合学校控烟、学生参与社区的控烟宣传活动；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支持或参与控烟工作。(5) 个人健康技能：学生可方便地获得吸烟危害健康的文字资料，如宣传小册子、黑板报或宣传画等；学生能每年至少2次接受正规的关于吸烟健康教育课或专题讲座；健康教育课采用了多媒体、标本展览或实验演示等生动有说服力的方式；学校组织开展以吸烟为主题的学生参与式的课外活动，如班会、知识竞赛、征文、演讲、漫画、手抄报等；个人技能培训，如拒吸第一支烟、抵御吸烟同伴压力、科学戒烟法和要求不被动吸烟的权利等。(6) 健康服务：向想戒烟的吸烟学生提供心理咨询和戒烟辅助器具，帮助制定戒烟计划，及时给予技术指导，对于成功戒烟的学生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

参考国内外文献^{[7, 8]}和咨询控烟专家的基础上，设计《广州市中学生吸烟状况调查问卷》，问卷包括学生的基本情况、吸烟相关的知识、吸烟相关的态度和个人吸烟行为等内容。参照WHO关于吸烟调查研究的推荐标准^[9]，对青少年的吸烟行为定义如下：(1) 现在吸烟者：过去30d内吸过烟。(2) 每天吸烟者：每天至少吸1支烟，且连续或累积吸3个月或3个月以上。(3) 每周吸烟者：每周至少吸1支烟，且连续或累积吸3个月或3个月以上。(4) 不规律吸烟者：曾经吸过烟，但未达到每周至少吸1支，且连续或累积吸3个月或3个月以上。(5) 尝试吸烟者：曾经吸过烟，即使是1支或2支。(6) 不吸烟者：从未吸过烟，即使是1支或2支。

应用SPSS 1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x²检验比较2组间各吸烟率与尝试戒烟率的差异。对吸烟相知识和关态度条目分别量化计分，采用t检验比较2组间的差异。所有统计学的检验水平α值设为0.05。

基线时吸烟率在干预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2组学生的性别与年级一致性较好，但年龄和出生地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即干预组学生的平均年龄[(13.36±0.80) 岁]，稍低于对照组[(13.45±0.87) 岁]，其学生更多地来自黄埔区。2所公立学校的均衡性优于2所私立学校。

干预组学生的吸烟相关知识得分均值由2004年的9.0分增至2005年的11.5分，对照组则由8.1分上升至9.5分，前者增幅高于后者。以上知识得分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表 1

表 1 吸烟相关知识和态度的变化

表 1 吸烟相关知识和态度的变化

与2004年基线相比，2005年的学生吸烟相关态度得分 (满分80) 有轻微下降，干预组的平均得分由68.6分降至68.1分，对照组则由67.7分降至66.7分，前者的降幅小于对照组 (0.5分与1.0分)。初一学生中，除干预D校的得分有所上升 (+1.2，倾向反对吸烟) 外，其他3所学校都有所下降 (对照A校-0.8、干预B校-1.3、对照C校-1.1，倾向支持吸烟)。干预前，2所公立学校和2所私立学校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2所公立学校的差异仍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2所私立学校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初二学生中，干预组学生的态度得分降幅低于对照组，干预前和干预后2组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2004年基线时对照组和干预组学生的尝试吸烟率分别为21.5%和18.6%，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005年中期评估时，对照组的尝试吸烟率升至25.8%，干预组升至21.5%，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基线时，2组的每周吸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对照组5.1%，干预组4.1%，P＞0.05)。1年后，对照组9.8%，干预组5.3%，2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01)。对照组的每天吸烟率由2004年的3.29%升至2005年的7.68%，而干预组则由2.54%升至4.04%。同期，对照组的现在吸烟率由3.88%升至7.27%，干预组由2.54%升至4.26%。初一学生中，干预组3个吸烟率的上升幅度低于对照组，包括每周吸烟率 (2.0%，4.8%)，每天吸烟率 (2.2%，3.8%)，现在吸烟率 (2.8%，3.7%)。但是，干预组的尝试吸烟率上升幅度却高于对照组 (5.1%，2.3%)。初二学生中，干预组4个吸烟率的升幅都低于对照组，即尝试吸烟率 (0.8%，5.9%)、每周吸烟率 (0.4%，4.5%)、每天吸烟率 (0.8%，5.0%) 和现在吸烟率 (0.7%，2.9%)。

在规律吸烟者中，比较2组学生在过去一年中的尝试戒烟率。结果发现，对照组规律吸烟学生的尝试戒烟率由2004年的72.5%降至2005的65.6%，降幅为6.9%，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相反干预组2005年的尝试戒烟率 (68.8%) 较2004年 (45.5%) 有明显上升，升幅为23.4%，干预前后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本研究所采用的干预措施明显提高了学生们吸烟相关知识得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吸烟行为的增长，但对他们持支持吸烟的态度影响较小，这与国外研究的结果类似^{[10, 11]}。该结果验证了健康教育中传统的认知理论，即“健康知识的提高→健康态度的转变→健康行为的改变”三步曲^[12]，但又不完全能用该理论来解释，因为学生吸烟行为在其对吸烟的态度改变并不明显的情况下能够较大程度地受到抑制，其原因很可能在于支持性健康环境 (学校和家庭) 的约束和反馈作用^[13]。如何有效地影响或逆转青少年随年龄增长而倾向支持吸烟的态度，则是今后青少年控烟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研究发现，干预措施能显著地抑制学生的每周吸烟率、每天吸烟率及现在吸烟率等3个指标的上升，但对尝试吸烟率的影响却非常有限，该结果与处于不同吸烟行为阶段的的影响因素可能存在着差异有关^[14]。因此，应深入分析初中生尝试吸烟和规律吸烟的影响因素的具体差异，并根据不同吸烟阶段的特点设计合适的干预措施。

(王志瑾教授、陈裕明和郝元涛等老师对课题设计提供了宝贵意见，现场工作得到黄埔区教育局和各中学领导老师的大力帮助，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