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群超重和肥胖率无论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呈上升趋势，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1]。不良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营养型转化与肥胖发生密切相关；而社会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 Status, SES）是影响健康行为最具有决定性因素。本研究对南京地区35岁以上人群的家庭年收入与超重和肥胖的相关性进行研究，了解社会经济状况对肥胖症发生的影响，为制定相应、有效的预防措施提供依据。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于2005年7~10月对南京地区的3个城区和2个乡村、年满35周岁并在当地居住满5年的常住人员进行超重和肥胖的现况调查。

（1）调查方法：采用统一的流行病学调查表，由经过专门培训的调查员对调查对象进行询问调查。（2）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一般情况、居住条件、家庭年度总收入、医疗保障、主要慢性病的患病史、家族史、吸烟情况、饮酒情况、饮食情况、生活起居、体育锻炼、一般体格检查。（3）判断标准：肥胖指标：采用体质指数（BMI）=体重（kg）/身高的平方（m²）作为超重肥胖的诊断标准，同时采用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数据汇总分析协作组建议的我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界限^[2]，即BMI=18.5~23.9为正常体重，24.0~27.9为超重，≥28.0为肥胖；家庭年收入：分为低、中、高3等^[3]；教育水平：分为0~9年（初中及以下）、10~12年（高中）和≥13年（大专及以上）3类；职业：分为蓝领人员（农村、工厂工人、林业人员、渔民等体力活动中度以上者）、服务行业（商业、饮食业及家政家务人员等）和白领人员（办公室人员、医教科研人员及离退休人员等）3类。

使用Epidata 3.0进行数据录入，使用SPSS 10.0软件进行分析。以比值比（OR值）分析家庭总收入与超重、肥胖患病率之间的关系，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对可能的混杂因素进行调整控制。

共调查35岁以上成年人5 978人，有效人数5 694人，合格率为95.2%。男性为2 358（41.4%），女性为3 336（58.6%）。平均年龄为（54.1±12.5）岁；城区居民为3 241人（56.9%），乡村为2 453人（43.1%）。超重和肥胖占调查总人数的44.8%，其中超重和肥胖的粗现患率分别为33.0%, 11.8%；经年龄标化后分别为32.6%，11.3%。

结果显示，调查人群家庭年收入的流行病学分布在地区、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类型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城区居民、男性、50~64岁年龄组、高教育水平和白领人群家庭年收入较高。

表 1

表 1 调查人群家庭年收入的社会人口学分布

表 1 调查人群家庭年收入的社会人口学分布

结果显示，不同经济收入人群的超重、肥胖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随着家庭年收入的增长呈上升的趋势。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对可能的混杂因素进行调整后，家庭年收入与超重、肥胖的风险之间存在正向的剂量-反应关系。与低收入相比，中、高收入者罹患超重的风险分别增加19.5%，44.2%（比值比分别为：OR=1.195，95%CI=1.018~1.402；OR=1.442，95%CI=1.223~1.701）；罹患肥胖的风险分别增加37.1%，46.4%（比值比分别为：OR=1.371，95%CI=1.080~1.741和OR=1.464，95%CI=1.145~1.872），表明收入超高，罹患超重、肥胖的风险越大。

表 2

表 2 调查人群超重和肥胖现患率与家庭年收入的关系

表 2 调查人群超重和肥胖现患率与家庭年收入的关系

不同年龄组之间超重、肥胖现患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两者均随年龄的增长呈上升趋势，50~64岁年龄组最高，>65岁有所下降。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调整后，50~64岁人群患超重的风险是35~49岁人群的1.359倍（95%CI=1.183~1.562）；患肥胖的风险是35~49岁人群的1.753倍（95%CI=1.422~2.162）。家庭年收入在低、中、高各层中，50~64岁人群罹患超重、肥胖的风险均为最高。

表 3

表 3 不同年龄、性别、地区人数超重和肥胖现患率与家庭年收入的关系

表 3 不同年龄、性别、地区人数超重和肥胖现患率与家庭年收入的关系

男女超重率分别为33.8%，32.4%，调整混杂因素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0.959，95%CI=0.847~1.086）；男女肥胖率分别9.7%，13.3%，男性显著低于女性（OR=0.688，95%CI=0.571~0.830）。在低、中收入两层中，女性患超重、肥胖的风险都显著高于男性；在高收入层中却相反，男性超重、肥胖现患率均高于女性（调整比值比分别为：OR=1.619，95%CI=1.304~2.011和OR=1.244，95%CI=0.920~1.683）。

南京市城乡的超重率分别为36.3%，28.6%，肥胖率分别为14.5%，8.2%。经多因素调整后，城区居民超重、肥胖的现患率均呈现显著高于乡村的趋势（调整比值比分别为：OR=1.945，95%CI=1.573~2.406；OR=1.898，95%CI=1.387~2.599），表明城区居民罹患超重、肥胖的风险较大。按家庭年收入低、中、高分层后，城区人群超重、肥胖的比例均高于乡村人群。

南京中老年人群超重、肥胖的现患率（33.0%，11.8%）尚低于国外发达国家的成人水平，但远高于我国成年人的患病水平^{[4, 5]}，表明南京地区肥胖症的潜在上升危险很大，应引起重视。结果显示，城区居民、男性、50~64岁年龄组、高教育水平、白领等家庭年收入较高的人群是超重肥胖的高危人群。同时还发现，家庭年收入与超重肥胖罹患风险之间存在正向的剂量-反应关系，即随着经济状况的提高，罹患超重肥胖的风险也在增加；并且在不同性别和城乡不同的人群中，这种流行病学联系是一致的。进一步表明家庭年收入是超重肥胖的独立危险因素，与国内相关报道一致^[6-8]。

家庭年收入低、中、高3层中，超重、肥胖的患病率均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中老年以后，随年龄增长，内分泌系统发生变化，基础代谢率逐渐降低，体力活动减少。如果平日摄入量不相应调整和缩减，而经常处于超水平，则使肥胖高发。

在低收入人群中，女性超重、肥胖的现患率明显高于男性；可能因为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主要为家庭主妇，负担较重的家务，比男性消耗更多的能量。在高收入群体，女性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健康相关知识，愈来愈追求美的外表和苗条的身材；而男性随着收入的提高，工作应酬、心理压力也随之增加，导致患超重、肥胖的风险显著高于女性。

家庭年收入与超重肥胖呈正相关的关联可能原因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膳食结构发生营养型转化，高脂肪、高热能食物摄入明显增加。而人们营养知识的积累滞后于经济水平的提高，营养健康知识、自我保健意识并未相应提高。因此，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加上体力活动强度减低和健康知识匮乏，导致超重肥胖的患病率上升。加强健康教育、科学指导膳食、适量运动是保持理想体重，防止出现超重、肥胖的有效干预措施。

超重和肥胖已经对我国的人群健康造成威胁，是慢性病的主要危险因素。鉴于我国肥胖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且肥胖治疗困难的事实，建议政府、医务工作者和公众尽早采取干预措施，将超重和肥胖防制工作尽快列入国家疾病控制的规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