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安徽省农村社区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以及可能的影响因素, 对某农村社区的老年人群进行了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选择在安徽省颖上县汤店镇, 该镇地处皖北地区, 为阜阳、亳州及淮南三市交界地。抽取汤店镇全部16个行政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为调查对象。实际调查1 624人, 有效问卷1 600份。

采用英国利物浦大学老年精神病研究所Copeland教授设计的老年精神状况量表^〔1〕 (Geriatric Mental State Schedule, GMS), 并参考我国农村地区有关危险因素的研究量表, 制定了本课题使用的危险因素调查表。主要内容包括一般社会学资料、健康自评、躯体疾病、社会支持、生活事件、兴趣爱好、日常生活活动自理能力等。

使用与GMS相配套的计算机诊断系统(Automated Geriatric Exami2 nation for Computer Assisted Taxonomy, A GECA T)作为诊断工具。该报告结果分为5个等级, 0表示被试完全正常, 1~2级表示亚病例(可疑病例), 3~4级则认为是病例, 根据报告结果, 可以判断出老年人是否患有抑郁症及严重程度^〔2〕。

将GMS调查表数据录入A GECA T中进行分析, 获得老年抑郁症诊断结果资料; 应用EPI 6.022次录入MDS危险因素量表, 并用比较模块进行比较核对。使用SPSS 11.5统计软件分析数据, 运用描述性分析、χ²检验、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等。

本次调查1 624人, 有效问卷1 600份。其中, 52.9 %为女性, 47.1 %为男性; 年龄分布: 60~64岁为419人, 占26.2 %; 65~69岁为313人, 占19.6 %; 70~74岁为345人, 占21.6 %; 75~79岁为287人, 占17.9 %; ≥80岁236人, 占14.7 %。在婚者1 101占68.8 %, 独身者(包括丧偶、未婚和离异) 499人, 占31.2 %。职业主要为农民, 1 519人, 占94.9 %; 非农民81人, 占5.1 %。文化程度文盲者居多1 395人, 占87.2 %; 非文盲者仅205人, 占12.8 %。

调查的老年人群抑郁症患病人数95例, 患病率为5.9 %; 亚病例69例, 患病率为4.31 %。其中女性患病率为8.2 %, 男性患病率为3.4 %, 女性高于男性。在各年龄段中, 65~69岁段患病率最高, 达8.3 %, 其余各年龄段患病率基本持平。(1)调查结果显示, 男性抑郁症患病率明显低于女性, 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 男、女性抑郁症患病率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女性亚病例患病率略低于男性, 但患病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及亚病例患病率进行分析发现, 不同年龄段之间抑郁症患病率及亚病例患病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65~69岁组抑郁症患病率最高, 70~74岁组亚病例患病率最高。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 65~69岁组患病率显著高于60~64岁组, 其余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亚病例患病率各年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被调查的1 600名老年人中, 独身老年人的抑郁症患病及亚病例患病率均高于在婚老年人。进一步分析发现, 独身组老年人的抑郁症现患率显著高于在婚组老年人, 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而2组亚病例患病率虽有差别,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农民组的抑郁症患病率高于非农民组, 农民组的亚病例患病率略低于非农民组, 但2组间的抑郁症及亚病例患病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5)非文盲者的抑郁症及亚病例患病率低于文盲组的患病率, 但不同文化程度之间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1)。

表 1

表 1 不同特征人群老年抑郁症及亚病例患病率

表 1 不同特征人群老年抑郁症及亚病例患病率

随着老年人饮酒频率的增加抑郁症患病率有下降的趋势, 但患病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性饮酒频率和抑郁症患病率存在反向关系, 而女性饮酒频率和抑郁症患病率存在正向关系, 但不同饮酒频率的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调查对象目前的吸烟频率与抑郁症患病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性随着吸烟频率的增加患病率变化趋势不明显, 而女性没有吸烟人群。

以老年人是否患有抑郁症为因变量, 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 选择单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 并结合专业知识引入有关自变量, 把所有这些自变量引入Logistic回归模型, 综合分析这些因素对老年抑郁症患病率的影响, 尽可能消除混杂和偏倚, 获得能够反映事实的结果。进入模型的界值标准选择0.1, 剔除界值标准选择0.15。结果显示, 女性、健康自评一般、经济自评差、独居、伤感情绪和恐怖经历等均可增加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 而偶尔或经常与他人交流降低了抑郁症的患病率。

本次结果显示, 被调查地区的农村社区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为5.9 %, 亚病例患病率为4.31 %, 低于欧洲一项对65岁及以上老年人显示抑郁症平均患病率为8.8 %~23.6 %的调查结果^〔3〕。1990年上海的一项农村地区调查发现, 60岁及以上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为11.8 % ^〔4〕, 低于本次调查结果,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成都农村社区55岁以上老年人的调查发现, 其抑郁症的患病率为2.82 %^〔4〕, 低于本次调查结果。另外, 本调查发现, 女性、健康自评一般、经济自评差、独居、伤感情绪和恐怖经历等是农村社区老年人群抑郁症患病率的危险因素, 与城市结果不同^〔5〕。可能与调查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有关。

有研究指出, 女性患病率一般为男性的2倍^〔6〕。有学者认为, 抑郁症患者中女性患病率较高的原因是由于生物学差异所致, 特别是内分泌差异。并使用现代内分泌学方法或者对敏感的性激素进行定量分析, 以确定抑郁症与雌性激素之间的联系^〔7〕。尽管抑郁症患者的性别差异可用生物学进行解释, 除生物学因素外, 是不够充分的。抑郁症患者性别差异与其在社会关系、文化教育、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不同也有一定的关系。

本次结果显示, 独身老年人(含丧偶、离婚和未婚)抑郁症及亚病例患病率均高于在婚老人, 且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析婚姻和老年年抑郁症的关系可以看出, 一方面婚姻在抑郁症的病因及转归中起一定作用, 无论未婚、丧偶或离婚, 老年人都无法摆脱孤独, 缺乏交流, 尤其失去伴侣对老年人精神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这些都可能使老年人产生明显的抑郁情绪, 若无法及时地排解心中的郁闷, 可能会转变为老年抑郁症状。另一方面, 抑郁症对婚姻也会产生各种影响。抑郁症患者和配偶间常有冲突和争吵, 可能会对婚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