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殖道感染(Reproductive tract infections, RTIs)是影响妇女健康的主要疾病, 已成为全球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为了解我国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流行及分布状况, 为有效防治生殖道感染提供科学依据, 于2003年10~12月进行了本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中国/联合国人口基金生殖健康/计划生育第五周期项目30个项目省的30个项目县中17~49岁的8 400名女性。

采用统一问卷, 现场入户询问调查。调查每位对象的社会人口学和生殖道感染状况等。从调查之日起的前6个月中有外阴骚痒、异味分泌物流出、绿色或黄色分泌物流出、与月经无关的经常下腹痛、尿频、尿急、尿痛、性交过程中腹痛或阴道痛、性交后阴道出血、咳嗽或用力时尿液流出中任何一项定为生殖道感染。

采用分层三阶段容量比例(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抽样方法。第1阶段将30个项目县(市、区)按东、中、西部地域分层, 每一地域样本量为2 800人; 第2阶段将所有项目县分为农村与城镇两层, 每一层中按PPS法根据育龄妇女人口比例抽取乡镇和街道数目, 共抽取105个乡镇/街道; 第3阶段在抽取的乡镇/街道中按照PPS法根据育龄妇女人口比例抽取行政村/居委会, 每个乡镇/街道抽取4个村/居委会, 共420个村/居委会, 每个村/居委会随机抽取20名育龄妇女(只包括常住人口)。

资料录入使用EPIDATA2.1软件, 采用双录入法。数据分析使用SPSS 11.5软件。除一般特征信息和多元统计分析外, 其余分析中使用的数据已经根据地区和城乡构成进了加权处理。

表 1

表 1 育龄妇女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分布

表 1 育龄妇女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分布

调查的8 400名妇女中, 年龄最小17岁, 最大49岁, 平均年龄36岁。其中已婚妇女7 432名。已婚妇女中, 初婚年龄最小13岁, 最大为39岁, 平均为21.7岁。结婚时间最短不足1年, 最长35年, 平均14年。其中7 307名已婚妇女有过分娩史, 分娩最小年龄为13岁, 最大年龄为43岁, 分娩1次的占32.7%, 分娩2次的占41.4%, 分娩3次及以上的占25.9%。

表 2

表 2 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症状种类分布情况(%)

表 2 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症状种类分布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 生殖道感染总患病率为39.0%。其中, 20.8%有过异味分泌物, 16.1%有过外阴瘙痒, 15.7%有过有色分泌物, 10.7%有过与月经无关的下腹痛, 9.8%有过尿频、尿急、尿痛, 8.8%的妇女有过咳嗽或用力时尿液流出, 3.8%的妇女有过性交痛, 1.7%的妇女有过性交后阴道出血。总计16.0%的育龄妇女有过1种生殖道感染症状, 10.3%拥有2种症状, 12.8%拥有其中3种及以上症状。

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具有生活在西部地区、生活在农村、家庭年收入在5 000元以下, 年龄在25岁及以上、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少数民族、已婚、主要职业为务农或家务等特征的妇女出现生殖道感染症状的可能性较大, 经χ²检验, P < 0.05。

进一步分析显示, 当控制婚姻状况后, 已婚妇女中不同年龄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率基本相同; 在未婚妇女中, 25岁~和 < 25岁妇女的生殖道感染患病率虽然不同, 但经χ²检验,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控制年龄因素后, 已婚和未婚妇女的生殖道感染患病率仍然存在明显差别, 特别是25岁~年龄的妇女, 差别更为明显, 经χ²检验, P < 0.01。在已婚妇女中, 妇女生殖道感染危险与其怀孕次数有一定关系, 随着怀孕次数的增多, 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率增加, 而且不受年龄因素的影响, 经χ²检验, P < 0.01。此外, 已婚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率还与其人工流产有一定联系, 人工流产次数越多, 生殖道感染的可能性越大, 特别是 < 25岁年龄组妇女关系更为明显(P < 0.01)。结果显示, 已婚未孕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率显著高于未婚妇女, 且不受年龄的影响(P < 0.01)。可见, 妇女的婚姻状况和婚后的怀孕情况对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控制婚姻状况后, 民族对妇女生殖道感染的作用仍然存在, 尤其是未婚人群中, 少数民族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率均明显高于汉族妇女。同样, 在控制婚姻状况后, 文化程度对妇女生殖道感染的影响也同样明显, 尤其是已婚妇女中,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率均明显低于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妇女, P均 < 0101。可见, 民族和文化程度对妇女生殖道感染也具有显著影响。

控制地区因素, 分析城乡和家庭收入对妇女生殖道感染的作用。结果显示, 在东部和中部地区, 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率在城乡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但西部地区城乡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率几乎相同。东部地区不同家庭收入妇女的生殖道感染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中部和西部地区, 虽然其生殖道感染患病率随妇女家庭收入的增加而降低,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见, 不同地区、居住城乡和家庭收入状况的影响不同。

表 3

表 3 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率影响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表 3 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患病率影响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结果显示, 少数民族、已婚、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 < 20 000元, 主要从事家务和务农、生活在西部地区、怀孕2次及以上、有人工流产史的妇女, 生殖道感染患病率较高。其中婚姻状况、地区、文化程度和怀孕次数对生殖道感染的影响较大; 而民族和家庭收入则影响相对较小。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39.2%的调查对象自述有生殖道感染症状, 12.8%出现过3种及以上症状, 以分泌物异常和外阴瘙痒最常见。可见, 我国育龄妇女中生殖道感染非常普遍, 这与其他调查结果类似^{〔1, 2〕}。已有调查提示^{〔3, 4〕}, 由于社会、文化、传统、相关知识以及医疗服务提供和利用等因素的影响, 妇女患生殖道感染后主动就医的比例非常低。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有性行为的妇女患生殖道感染的可能性明显升高, 特别是那些文化程度较低、少数民族地区和未成年而有婚前性行为的女性, 在生殖道感染普查时要特别注意。此外, 妇女怀孕和人工流产对妇女生殖道感染有明显影响, 普查时对于有过孕产史和人工流产史的妇女应提高警惕, 并使其了解过多的人工流产对其生殖健康的负面影响。不同地区比较则发现, 我国西部地区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率明显高于东、中部地区, 且不受经济因素的影响, 可能与西部地区的生活及卫生习惯有关。农村地区生殖道感染情况明显高于城市。不同地区妇女病普查普治时应采取不同的策略。提示西部和农村地区防治妇女生殖道感染, 除在经济、卫生政策上倾斜外, 还要提高居民的健康意识, 改变不良卫生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