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颈癌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且多发于发展中国家^[1]，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是长期居高不下。Zeng等^[2]对中国宫颈癌患者术后情况的研究发现，宫颈癌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躯体以及家庭功能等多个方面都产生影响，患者患病过程中有着持续时间较长的负性心理状态，带来了躯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性体验^{[3 – 5]}。但随着心理学研究的不断发展，人们发现患者有着负性情绪的同时也带来了积极的正向影响，在积极心理学中被称为“益处发现”（benefit finding，BF）或“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PTG）^[6]。益处发现是用来描述患者在得到癌症的明确诊断后，在进行一系列宫颈癌相关治疗后所得到的来自个人和社会层面的积极的改变^{[7 – 9]}，这种积极的改变是患者的一种认知方面以及行为方面的应对过程，能够为患者在患病后的生活带来益处^{[10 – 12]}。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影响癌症患者益处发现水平的心理因素^[13]，而社会支持中的家庭因素也影响着益处发现的水平。自我效能影响患者对疾病的信心和态度^[14]，是一种人内在的心理体验并可能影响家庭因素对于益处发现水平变化的作用。所以为了研究自我效能是否在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和益处发现间起着中介作用，本研究对2016年1 — 6月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学诊断为宫颈癌且术后3个月的250例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现将加过报告如下。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16年1 — 6月入院250例病理学诊断为宫颈癌且术后3个月的患者作为本次调查对象。纳入标准：病理诊断为宫颈癌；具有一定听说读写能力，能对调查问卷独立、正确理解和填写者；患者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合并其他重大疾病者；精神疾病或意识障碍者；问卷填写条目过少，无法进行统计者。本次调查共计发放问卷250份，按照标准剔除无效问卷之后，合计得到有效问卷239份，有效率为95.60 %。

（1）自编一般人口学调查问卷：包括年龄、居住地、文化程度、配偶文化程度、婚姻情况、疾病分期、等信息。（2）益处发现评定量表（Benefit Finding Scales，BFS）^[15]：由Antoni等编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该量表共有17个条目，采用Likert 5分评价计分法，得分越高说明被测者的益处发现水平越高。量表主要测量患者的益处发现水平，其中包括对患者在患病后对生活的接受能力、在生活中对他人的认知以及患病后的人生目标。（3）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中文版第2版（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SecondEdition-Chinese Version，FACES Ⅱ-CV）^[16]：该量表共30个条目，包括亲密度和适应性2个分量表。问卷采取5级评分计分方式，问卷总分得分越高则表示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的程度越高。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4）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Self-Efficacy Scale，GSES），该量表共有9个条目，涉及测量个体在遇到挫折或者困难时候的自信心，本量表由4级评分计分方式，各条目由“1 ~ 4”进行评分^[17]。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问卷开始实施调查前对调查人员进行规范培训，问卷由患者自行填写，时间控制在30 min内，问卷填写完毕后由调查人员检查问卷填写情况，避免错漏项。

采用Epi Data3.1软件对问卷进行信息录入、整理和核查，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直线相关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采取依次检验回归系数方法对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进行分析^[18]。

调查对象年龄最小27岁，最大70岁，平均年龄（50.28 ± 8.16）岁；居住地为城市的164例（68.6 %），居住地为县城的56例（23.1 %），居住地为农村的19例（7.9 %）；初中及以下学历110例（46.0 %），高中及中专学历89例（37.3 %），大学及以上学历40例（16.8 %）；病理诊断为宫颈癌Ⅰ期189例（79.1 %），宫颈癌Ⅱ期49例（20.5 %），宫颈癌Ⅲ期1例（0.4 %）。

宫颈癌患者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总分为（112.08 ± 17.37）分，家庭亲密度和家庭适应性分别（70.72 ± 9.56）、（51.35 ± 8.75）分；自我效能总分为（31.57 ± 5.94）分；益处发现总分为（65.82 ± 12.12）分。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总分及家庭亲密度得分、家庭适应性得分与自我效能总分和益处发现总分均呈正相关（P < 0.01）。

表 1

表 1 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自我效能与益处发现的相关分析 项目 家庭亲密度 与适应性 家庭亲 密度 家庭适 应性 自我 效能 益处 发现 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 　　 1.000 家庭亲密度 　　 0.953a 　1.000 家庭适应性 　　 0.943a 　0.798a 　1.000 自我效能 　　 0.396a 　0.367a 　0.384a 　1.000 益处发现 　　 0.417a 　0.358a 　0.436a 　0.552a 　1.000 　　注：a P < 0.01。

表 1 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自我效能与益处发现的相关分析

根据自我效能、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和益处发现3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为基础，采用3步中介效应检验法对自我效能在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和益处发现间的中介作用进行分析^[18]，结果表明，自我效能在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对益处发现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对宫颈癌患者益处发现产生直接的作用，又可以通过自我效能间接作用于益处发现；自我效能的介导提高了回归模型对益处发现的解释率。自我效能在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和益处发现间的中介作用值为0.18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3.6 %。

表 2

表 2 自我效能在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和益处发现间的中介作用 项目 因变量 自变量 调整 R2值 $S_{\bar x}$ β P值 第一步 益处发现总分 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总分 0.170 0.041 0.417 0.00 第二步 自我效能总分(中介) 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总分 0.153 0.020 0.396 0.00 第三步 益处发现总分 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总分 0.346 0.040 0.235 0.00 自我效能总分(中介) 0.116 0.460 0.00

表 2 自我效能在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和益处发现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自我效能和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是宫颈癌患者益处发现的保护因素，自我效能在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和益处发现之间有中介作用。家庭亲密度代表的是个体感受到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和家庭出现问题后产生的适应和应对能力，这对患者在受到患病的负性应激事件后的心理体验有着重要的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和益处发现呈正相关，即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越多的患者能获得越多的益处发现，这与Weiss^[19]的研究结果一致，患者感知到丈夫的支持越多，会产生越多的益处发现。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自我效能在宫颈癌患者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对益处发现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对益处发现的影响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通过改变患者的自我效能而间接实现。宫颈癌患者的家庭的干预可以有效的影响患者的自我效能^[20]，而癌症患者的自我效能可以影响患者的创伤后成长，也就是患者的益处发现^[21]，这均与以往研究相一致。

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既可正向预测宫颈癌患者益处发现，又能通过自我效能间接影响患者益处发现。自我效能介导了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对益处发现发挥正面效应。因此，在面对宫颈癌患者这一特殊群体时，家庭应当对其予以更多的支持，并且通过提高其自我效能使其能够更好的利用所获得的家庭支持，即提高患者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从自我效能及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两方面共同努力，不断提高宫颈癌患者益处发现，有利于疾病的康复和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