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每一次严重核事故都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心理效应,这种社会心理影响,不仅对普通受害者、公众,对参与严重核事故的应急救援人员也会产生如急性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抑郁、酒精和物质滥用等心理影响。在严重核事故中的救援人员通常包括指挥救援的人员、开展辐射监测与防护行动的人员、核电站工作人员、军队和武警战士、消防人员、医护人员、参与一线工作的新闻媒体记者等。他们在参与应急救援的过程中,承担着巨大的身心压力,与事故的受害者一样可能产生精神心理问题,需要给予特别关注,及时给予心理支持与危机干预。本文根据地震、重大疫情等灾害应急救援人员心理危机干预的方法,结合严重核事故应急救援人员面临的特殊情况,提出核事故应急救援人员的心理危机干预方法。
1 既往核事故应急救援人员的心理效应Loganovsk等[1]研究发现,在乌克兰295名参与1986—1990年清理污染的清洁工人在18年后,其抑郁、自杀倾向、创伤后应激障碍、头疼等发病率显著高于对照组。Rahu等[2]发现埃塞俄比亚参与切尔诺贝利清理的清洁工人自杀率升高。Veil等[3]研究发现在拉脱维亚的1412名清洁工人中,有615人出现了身心障碍。而在切尔诺贝利区域停留的时间、在切尔诺贝利十公里范围内工作的时间、在损坏反应堆屋顶工作的次数等都是身心障碍的危险因素。福岛事故后,Hidaka 等[4]发现被调查去污工人中一半以上有明显的焦虑感;Maeda等[5]在对福岛县2个沿海城镇168名参与灾后救援的公职人员研究发现,公职人员的抑郁症患病率高达17.9%,经常暴露于强烈的抱怨或居民的愤怒和角色冲突,这些被认为是抑郁症高发的原因。Shigemur等[6-7]在2011年5—7月的调查中发现,TECPCO核电站工作人员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高达25.3%,而受到歧视和诽谤的经历与创伤后应急障碍高发有关。
Brooks等[8]开展了对灾难救援人员社会职业因素与心理困扰和心理障碍关联性的系统性评价研究,发现在灾难发生前、灾难过程中和灾难后都有一些影响救援人员心理健康的职业和社会因素。分析表明专业救援人员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志愿者。而在灾难发生前,提供充分的专业培训和信息可以帮助救援人员更好的从情感和认知上为可能面临的状况做好准备。由于准备工作充分,对自己的专业技术、个人和团队的能力有信心可以减少压力,而培训及准备不够充分,则会为救援人员带来更大的痛苦。救援人员在灾难前的个人创伤经历、精神疾病史则是灾后精神问题的危险因素。在灾难发生时,创伤性灾难暴露、灾难现场的工作时间长、没有休息日、过度情感参与可导致救援人员一系列的心理不适和疾病,包括焦虑、抑郁、一般困扰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此外,角色相关的压力源,对安全、威胁和风险的认知,伤害自己或亲近的人员和社会的支持都会影响救援人员的精神和心理状况。而在灾难后,专业的心理支持、灾难对救援者个人生活的影响、每天看媒体关于灾难报道的时间、个人面对困难的应对态度会影响救援人员在灾后的心理和精神状况。
2 严重核事故应急救援人员的心理危机干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福岛核事故表明,参与核事故会对应急救援人员产生很大的精神和心理影响[1-3]。而根据灾难发生前、发生中、发生后对救援人员心理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提示我们在核事故各个阶段应开展应急救援人员心理健康的评估、培训,并在事故中和事故后持续对重点人员进行心理救助。
2.1 核事故应急救援人员的心理素质培训和评估在突发灾难中,一线救援人员的心理压力远远大于普通人群,救援人员心理压力产生的原因主要是2个方面,一是救援人员在高风险的工作环境以及自身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和家庭环境等外在客观压力源;二是救援人员自身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素养等内在的压力源。救援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救援工作的开展与实施,也关系到救援人员日后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2.1.1 核事故应急救援人员心理素质评估与队员遴选2014年,国家核应急协调委员会设立了25支国家级核应急救援分队。在各个专业分队队员遴选的时候,应当根据生理特点、人格特征、专业能力和心理素养进行选拔,让具备专业能力又具有核应急事故处理经验的人员优先入选。对于既往有过偏执、抑郁、焦虑、严重失眠、严重精神障碍病史以及合作意识差、极端理想化、情绪经常不稳定者,不建议纳入应急救援队。同时,也应避免将近期接受过手术或持续药物治疗、过去12个月经受人生重大变化或丧失亲人等情况人员派往救援现场。
2.1.2 核事故应急救援人员心理素质培训与效果评估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有高低之分,要提高救援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需要采用专业训练手段,有计划地培养救援人员积极健康的心态,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和面对紧急情况的适应能力。因此,专业的应急救援人员,除了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外,还应将心理能力训练纳入培训课程。
心理健康训练包括但不局限于:根据灾难发生前、发生中、发生后对救援对象和救援人员心理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进行理性认知训练、情绪稳定化训练、正念减压、睡眠训练、压力应对训练、社会支持系统梳理、职业倦怠识别、自我效能感训练、心理危机团队支持技术和心理放松训练等[9]。通过这些训练,可以使救援人员发展健康的心态,保持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塑造救援人员积极而稳定的情绪、顽强的意志、能够承受各种压力。同时,使救援人员获得心理知识,当自身心理不平衡或不健康状态时,能够及时觉察并运用基本的心理学方法进行调整,使之恢复到正常健康状态。
在训练的同时,应及时对救援人员运用心理学问卷、量表、个别访谈、小组活动等方法,对受训救援人员进行心理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及时指导处于心理不健康状态的受训队员进行调适、矫正、干预。
除了在救援人员遴选和训练的心理评估之外,当发生重大核事故派遣核应急队员参加救援任务时,也应将派遣队员当时的心理健康状况考虑在内。同时,在队伍出发之前,应当告知救援人员在本次救援中可能承担的压力和风险、心理压力的形成原因和表现形式,让他们对此有明确的认知和心理准备。
2.2 严重核事故中救援人员的心理救助与自我调适在严重核事故发生后,大量救援人员进入事故区域开展各项救援工作,他们要面对可能的辐射暴露风险以及许多舍弃家园、财物需要紧急撤离的居民,有的救援人员还会面对核辐射事故导致的人员伤亡;在核电站内的救援人员,可能需要冒着生命和健康危险来阻止事故进一步发展;当核事故伴随其他自然灾难时,救援人员还会经常面对惨烈的破坏性状况、大量人员伤亡。这会对救援人员的身心都造成巨大的冲击。而高强度、超负荷救援工作让他们没有机会释放痛苦,在巨大的心理、生理压力下连续奋战,会让很多救援人员遭遇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急性应激反应、耗竭综合征,甚至发展成可能伴随一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即使是接受过基本心理培训的救援人员,仍有在核事故现场救援时产生心理疾患的风险[10]。因此,对救援人员的现场心理调适与救助至关重要。
严重核事故可能单独发生,也可能伴随其他自然灾难。救援人员在核事故救援中所面对的工作环境、压力,与其他灾难基本类似,救援人员的心理反应也基本类似。因核事故发生较少,而核事故中救援人员心理反应没有系统的研究,我们借鉴地震、重大疫情等其他自然灾害救援人员的心理反应、心理调适和危机干预来指导核事故应急中救援人员的心理调适与干预。
2.2.1 救援人员在严重核事故救援中可能出现的心理反应[11] 2.2.1.1 情绪反应恐惧:担心自己所处的环境有辐射暴露的风险,害怕受到伤害;悲伤:为流离失所、死伤人员感到难过、悲痛;愤怒:对核电站发生事故影响公众、环境感到愤怒、对救援行动中存在纰漏而愤怒;无助:对自己无法帮助更多的人感到无力,对灾难面前人类的弱小而感到无助。
2.2.1.2 生理方面救援人员因为长期连续高压工作、身心过度消耗可能出现躯体不适,比如疲倦、失眠、做噩梦、胸部疼痛不适、心跳突然加快、恶心、食欲降低、腹泻、肩颈后背等肌肉疼痛、注意力不集中、头晕、头痛、记忆力减退等症状。
2.2.1.3 心理反应创伤反应和人际冲突与他人交流不畅;情感迟顿;对自己经历的一切感到麻木与困惑;因心力交瘁、精疲力尽而生气;缺少安全感;睡眠出现问题,如噩梦;记忆力和注意力下降;缺乏自制力等。
2.2.1.4 职业困扰在核事故时,核电站的工作人员会面临更多的职业困扰,如耗竭感;怀疑自己的职业选择;感到内疚和羞耻;觉得自己本可以做得更好、做的更多而产生罪恶感,怀疑自己是否已经尽力;过分为受害者悲伤、忧郁。
面临重大的事故,压力使人产生一些短期症状。但有时因为创伤过于强烈,如一个人经历或目击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及严重的伤害,可能会使人产生更为强烈的反应,如极度的害怕、无助或恐惧感。这种持续的状态(尤其超过灾难事件发生后一个月)被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2.2.2 救援人员的心理救助与自我救助为有效缓解救援人员在躯体、情感和精神方面的负面效应,救援队伍所在的机构应做好以下的组织支持工作。
首先,应当尽可能完善救援人员的休息制度,保证救援人员有充足的睡眠和休息,避免高强度、高负荷的救援工作。在事件现场工作6~8 h后有较长的休息时间,在处理应激性灾难工作时每小时休息一次,分2组轮流休息,对不愿休息者采取强制措施[12]。同时,如果工作内容允许,让救援人员轮流从事不同强度水平的工作,限制救援人员从事高应激水平工作的时间(如处理尸体、污染区工作)。此外,还应当尽可能提供舒适的休息场所,休息场所应远离事故现场和污染区域,备有清洁的饮用水和通讯设备等。救援人员所在的单位要与其家人、朋友一起构建救援人员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确保救援人员没有后顾之忧,并安排专人做好后勤服务工作,持续关怀救援人员的工作、生活和精神状况。
其次,要纠正救援人员对心理危机干预的错误认知,重视自己的心理健康,当发现自己心理压力过大、出现各种心理问题时,要积极寻求帮助,避免造成过久的影响;避免消极地把心理问题当成精神病或一种羞于向人透露的疾病,拒绝治疗或帮助[11]。
第三,特别重要的是救援机构要与专业的心理机构或医生合作,当观察到救援人员有心理问题时,要及时对其进行心理评估和心理救助;同时,适时的对救援人员全员开展自我心理调适的培训活动。
1)救援者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在每次行动前,应适当预想可能会出现的情景和遇到的困难,做好心理准备;在执行救援任务时,要积极适应工作环境,尽快熟悉任务分工,主动了解救援当地的民族特点、气候条件、饮食习惯等,缓解和消除不适应环境所带来的不适感。
2)救援人员要学会释放自己的不良情绪。在感到心情郁闷的时不要过分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多与身边信赖的同事、亲人、朋友分享自己在救援过程中的感受,无论是积极的,还是负面的都要及时交流和沟通,争取理解和关爱。不要因为不好意思或忌讳而逃避和别人讨论。要鼓励救援人员互相支持,积极的分享和讨论各自的感觉、经验,杜绝互相指责。
3)救援人员要学会接纳自己在救援过程中出现的情绪和行为反应,不要勉强自己去遗忘或控制,伤痛会停留一段时间,是正常现象。救援人员要降低对自我的要求,允许自己示弱,允许自己在灾难面前表现出无助和无力感。
4)救援人员要思考曾经有效帮助过自己应对压力、保持坚强的方法,掌握一些放松技巧,如运动、音乐、绘画等,并尽量花时间运用这些方法让自己休息和放松,释放内心的压力,保持积极的状态。救援人员自己要认识到休息和复原非常重要,自己的身心产生的应激反应和职业耗竭在提醒他们需要休息,这不是临阵逃脱,而是保全实力,为了更好地投入救援工作[13]。
5)救援人员要学会关注积极的、正能量、官方的权威信息,避免过多地关注悲伤的、负面的各种渠道的消息;尤其避免睡前刷一些负能量的信息。
6)救援人员要学会认可自己成功的地方,接受不足的方面,并承认自己能力有限。在严重核事故后,人们可能面临很多问题。当救援人员不能帮助人们解决他们的所有问题时,可能会感到做得不够和有挫败感。救援人员要明白自己没有责任和能力解决所有人的所有问题,但是自己可以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7)救援人员自身要减少酒精、咖啡因或尼古丁的摄入量,避免使用非处方药品。
8)当救援人员发现自我调适无法解决问题时,要及时向专业的精神科或心理科医生求助,通过科学的心理疗法帮助自己恢复。
2.3 严重核事故中救援人员的心理危机干预当救援人员的急性应激障碍或创伤后应激障碍持续,无法缓解时,应当由精神科或心理科的专业人员开展心理危机干预治疗。以下是常用的心理危机干预治疗技术。
2.3.1 支持性的心理干预技术这项技术包括认真的聆听、细心的陪伴、适当的疏导、无条件的接纳、由衷的尊重、深切的理解、充满爱意的同理心等[13]。这些对救援人员的心理康复至关重要。
2.3.2 稳定化技术在建立良好治疗关系的基础上,实施稳定化技术,帮助重建内心的安全感。稳定化不仅仅是治疗的开始,而且贯穿创伤治疗的始终。对于心理创伤严重者,稳定化要成为每天生活的一部分,甚至终生。稳定化内容包括躯体的稳定化、社会方面的稳定化和心理的稳定化。
2.3.2.1 躯体的稳定化让身体恢复到“双脚着地”的感觉,主要包括识别和处理躯体症状、药物治疗、照顾自己的身体。常用的技术包括:蝴蝶抱技术、自我安抚技术、现实感练习等。
2.3.2.2 社会方面的稳定化主要包括安全保障,严防患者自杀自伤、伤人杀人,且远离伤人者;尽量保证日常生活正常运转;增加与家人、朋友、同事之间的社会联系;与干预者保持治疗关系。常用的技术包括:日常生活测试、不自杀自伤协议、具体生活计划、细节设计、写日记等。
2.3.2.3 心理的稳定化主要包括自我照顾、自我安抚;提高情绪耐受性、增进情绪调控能力;如果做不到,暂时与创伤刺激隔离等。常用的技术包括自我安抚技术,如安全屋、内心花园等。
2.3.3 负性情绪处理技术鼓励经历灾难或事故的救援人员将他们经历救援之后的情绪变化或者具体的创伤情景进行表达和宣泄。引导他们重点描述那些让他们有痛苦体验的经历。让他们结合自己的创伤经历,有重点地描述那些强刺激性画面,表达创伤经历及刺激画面所诱发的痛苦情绪,使其负性情绪得以外化。这个“语言加泪水”的过程可有效地使被干预者的负性情绪得到宣泄,减轻被干预者的心理应激反应,使其及早面对现实,进行心理创伤的修复。注意这种创伤暴露一定要在被干预者感到温暖和安全的环境中进行,否则相当于二次创伤。
2.3.4 正性资源替代技术用救援人员自己经历的救援工作进行引导,找到能让他们感动的、感受到人性光辉且带给其温暖有力量的画面或事件,同时体验与这些温暖画面或事件相联系的正性情感,使其对创伤记忆的认知和体验更加积极,以完成正性资源对负性情感的部分替代,达到负性情况和正性情感之间的平衡。
2.3.5 放松训练放松训练是使机体从紧张状态下松弛下来,使整个机体活动水平降低,达到心理上的松弛,从而使机体保持内环境的平衡与稳定。放松可以产生与紧张不安、恐惧恐慌相反的生理效应,有助于调整机体功能、提高心理能力。放松的方法有呼吸放松、想象放松、静坐放松、自律放松等。通过放松训练可以平复在暴露创伤时造成的紧张情绪,让被干预者学习对抗焦虑、紧张等情绪反应的技能,鼓励他们依靠自身力量缓解一般性的心理反应。
2.3.6 危机事件压力晤谈危机事件压力晤谈(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 CISD)又称集体晤谈,是一种系统的晤谈来减轻压力的心理干预方法,通常是集体进行,每个参与者必须是自愿参加,可以按不同的人群进行分组,小组内成员尽量保持同质性。正规的晤谈由合格的、对团体治疗和心理治疗的一般概念有广泛了解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指导完成[12]。CISD通过公开讨论内心感受,获得支持和安慰,帮助当事人在心理上(认知上和情感上)消化创伤体验。事件发生后24~48 h是集体晤谈最佳有效有时间,事件刚发生24 h内则不要进行集体晤谈[14]。
2.3.7 药物干预应急救援人员属于正常人群,在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药物治疗,对焦虑、心烦不安表现特别严重的人,可考虑在短时间内选用镇静催眠和抗焦虑药物。
3 建立长期的心理预警和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福岛核事故的研究表明救援人员不仅在救援过程中或救援后短期内发生急性应激障碍或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症状,这些精神问题和心理障碍可能会持续存在,发展为延迟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在之后的8~12年乃至几十年内,处于慢性心理创伤状态,并发生人格的改变、扭曲,出现酗酒、吸毒、抑郁和自杀倾向,对救援人员的身心健康、家庭、工作、生活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15]。因此各救援机构要重视对救援人员建立长期的心理评估与危机干预,救援机构要请精神科或心理科的专业人员对参与严重核事故应急救援的人员定期进行心理状况评估,并对有需要的救援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和药物干预。
4 总 结核事故最大的公共卫生影响是社会心理效应,而参与事故处理的应急救援人员是心理影响的重要人群。各个部门、组织机构要提高对应急救援人员心理健康重要性的认识,在各个阶段做好队员的心理素质评估和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在队员遴选时要纳入心理评估,在准备阶段要加强对队员的培训,在应急救援时要做好社会支持、及时提供心理援助和危机干预,在救援结束后也要做好长期的心理状况评估和危机干预工作,切实的为应急救援人员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1] |
Loganovsky K, Havenaar JM, Tintle NL, et al. The mental health of clean-up workers 18 years after the Chernobyl accident[J]. Psychol Med, 2008, 38(4): 481-488. DOI:10.1017/S0033291707002371 |
[2] |
Rahu M, Tekkel M, Veidebaum T, et al. The Estonian study of Chernobyl cleanup workers: Ⅱ. Incidence of cancer and mortality[J]. Radiat Res, 1997, 147(5): 653-657. DOI:10.2307/3579632 |
[3] |
Viel JF, Curbakova E, Dzerve B, et al. Risk factors for long-term mental and psychosomatic distress in Latvian Chernobyl liquidators[J]. Environ Health Perspect, 1997, 105(S6): 1539-1544. DOI:10.1289/ehp.97105s61539 |
[4] |
Hidaka T, Kakamu T, Hayakawa T, et al. Effect of age and social connection on perceived anxiety over radiation exposure among decontamination workers in Fukushima Prefecture, Japan[J]. J Occup Health, 2016, 58(2): 186-195. DOI:10.1539/joh.15-0152-OA |
[5] |
Maeda M, Ueda Y, Nagai M, et al. Diagnostic interview study of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among public employees engaged in long-term relief work in Fukushima[J]. Psychiatry Clin Neurosci, 2016, 70(9): 413-420. DOI:10.1111/pcn.12414 |
[6] |
Shigemura J, Tanigawa T, Nishi D,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disaster exposures, peritraumatic distress,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responses in Fukushima nuclear plant workers following the 2011 nuclear accident: the Fukushima NEWS project study[J]. PLoS One, 2014, 9(2): e87516. DOI:10.1371/journal.pone.0087516 |
[7] |
Shigemura J, Tanigawa T, Saito I, et al.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workers at the Fukushima nuclear power plants[J]. JAMA, 2012, 308(7): 667-669. DOI:10.1001/jama.2012.9699 |
[8] |
Brooks SK, Dunn R, Amlôt R, et al. Social and occupation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disorder among disaster responders: a systematic review[J]. BMC Psychol, 2016, 4: 18. DOI:10.1186/s40359-016-0120-9 |
[9] |
宋晓明. 公安民警心理健康训练与心理危机干预[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4-7. Song XM. Police mental health training and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M].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1: 4-7. |
[10] |
李曼宁, 蒋本亮, 侯捷, 等. 基于多元人机交互模式的职业人群心理援助与自助[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7-8. Li MN, Jiang BL, Hou J, et al.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and self-help of professional population based on multipl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mode[M].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5: 7-8. |
[11] |
郑毅. 灾难心理救助实用手册[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96-107. Zheng Y. Practical manual of disaster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8: 96-107. |
[12] |
叶长青, 徐御古. 核生化突发事件心理效应及其应对[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256-357. Ye CQ, Xu YG. Medical response for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during a NBC emergency[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2: 256-357. |
[13] |
张桂清.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心理危机干预[M]. 北京: 中国劳务社会保障出版社, 2020: 41-46, 58-60. Zhang GQ.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in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M]. Beijing: China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Press, 2020: 41-46, 58-60. |
[14] |
孙宏伟. 心理危机干预[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172-173. Zhang HW. Psys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M]. Beijing: People's Health Publishing House, 2018: 172-173. |
[15] |
王丽莉. 突发事件心理援助体系的建设[M].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Wang LL. Construction of emergency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system[M]. Beijing: China social Publishing House,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