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照射是指受检者或患者在接受含有电离辐射的放射诊疗中所受到的照射;电离辐射技术是集利与害于一身的“双刃剑”[1],受检者或患者个人同时是直接健康利益和辐射危害的受体[2]。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辐射安全关系到放射工作人员、患者和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医疗照射是影响面最广的一类实践,一直是最大的人为电离辐射来源[3]。我国先后在1981—1988年与1996—1998年共开展过两次全国性大规模的医疗照射水平调查[2],为研究制定适宜的放射卫生标准和规范积累了宝贵的数据与资料。衡水市多年来还从未进行过医疗照射频度水平调查,没有相关数据,迫切需要填补衡水市医疗照射基础数据的空白;需要对全市医疗照射情况及时掌握并进行调查研究,及时发现放射卫生问题,更好地促进我市各类放射诊疗事业健康发展。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和内容对2016年衡水市开展放射诊疗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不包含牙科诊所)进行医疗照射诊疗情况普查。主要对全市放射诊疗机构全年的医用诊断人次、介入治疗人次、放射治疗例数和临床核医学诊断和治疗人次等放射诊疗应用情况进行调查。
1.2 调查方法召开培训会,培训各级医疗机构相关人员,统一调查口径,以行政文件形式下发调查表格进行调查。
1.3 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用Microsoft Excel 2013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汇总和统计分析,将调查的各类型放射诊疗人次数除以2016年全市常住人口数,得出不同放射诊疗类型的应用频度。
1.4 质量控制全市采用统一的调查表格,由各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数据填报,为确保数据质量,衡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上报的调查数据进行二次审核,发现有问题或有逻辑错误的退回重报,以确保调查工作质量。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衡水市11个县区,常住人口共445.31万人[4],2016年衡水市共实际调查取得放射诊疗许可的医疗卫生机构数为105 家(其中三级3家,二级28家,一级45家,未定级29家)。在105家放射诊疗机构中,医用诊断(不含牙科诊所)全部开展,开展介入放射学的12家,开展放射治疗的6家,开展临床核医学的1家。全市共有放射工作人员814人,放射诊疗设备301台,每万人拥有0.67台;其中医用诊断设备271台(90.03%),介入放射学设备20台(6.64%),放射治疗设备9台(2.99%),临床核医学设备1台(0.33%)。
2.2 各级别医疗机构开展放射诊疗工作情况按医院等级分类统计2016年全市医疗照射水平,情况详见表1。从表中可以看出,一级医院占比重最大,但是只承担了6.34%的医用诊断工作;二级医院所占比重不足1/3,但是承担了66.93%的医用诊断和60.93%的放射治疗工作,均超过三级医院所占的比重;在介入治疗工作方面,二级和三级医院相差不大;三级医院主要承担了51.70%的介入放射工作和全部的临床核医学工作。二级医院在所有等级医院中放射诊疗照射人次数最多,其次为三级医院,再次为一级医院,未评级医院为最后。
全市共开展医用诊断1129859人次(含CT诊断数据,不含牙科诊所数据),除以衡水市2016年常住人口445.31万人[4],得出2016年全市医用诊断应用频度为253.72人次/千人口。其中桃城区最高,为668.5人次/千人口,是全市平均水平的2.63倍,是武强县(123.32人次/千人口)的5.42倍。故城、饶阳、深州、安平4个县区的应用频度相差不大;冀州、枣强、景县、阜城、武邑5个县区的应用频度相差不大。其中全市常规诊断为161.15人次/千人口,最高的为桃城区,是武强县的5倍;CT诊断为92.58人次/千人口,最高为桃城区,是最低的武邑县的6.5倍,详见表2、表3。
2.3.2 介入放射学诊疗人次和应用频度2016年衡水市介入放射学的诊疗人次为6331,应用频度为1.42人次/千人口,大约有63.64%的县区开展了介入放射学;其中桃城区最高,是全市平均水平的5.46倍,是最低的冀州区的22.79倍。
2.3.3 放射治疗诊疗例数和应用频度2016年全市约有36.36%的县区,共6家医院开展放射治疗项目,共有1587例患者接受放射治疗,应用频度为0.36例/千人口。桃城区的应用频度为1.88例/千人口,是全市平均水平的5.22倍,是故城县的7.52倍。
2016年全市开展临床核医学诊疗共1479人次,其中诊断1208人次,治疗271人;全市临床核医学应用频度为0.33人次/千人口,其中诊断0.27人次/千人口,治疗0.06 人次/千人口。
3 讨论截止2016年底,衡水市共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6202家,拥有床位数19209张,平均4.31张/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20857人,其中执业医师(含助理执业医师)10398人,平均2.34人/千人口,以UNSCEAR划分4类医疗保健水平国家或地区比较,已经属于Ⅰ类地区水平[5],与河北省2016年底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平均4.83张/千人口,执业医师(含助理执业医师)平均2.4人/千人口[6]相比稍低,与2016年全国执业(助理)医师的平均水平(2.3人/千人口)持平[6]。“每千人口拥有的执业医师数”和“每千人口拥有的医院病床数”在国际上是衡量医疗卫生水平高低的表征指标,上海市2008年就已经达到了3.67人/千人口和7.01张/千人口的高水平,分别是衡水的1.5倍和1.6倍。表明衡水市至整个河北省与医疗保健水平领先的地区和国家比较,差距是巨大的[7]。
衡水市共有全部放射诊疗设备301台,每百万人拥有67.59台,高于全国每百万人59.88台的水平[8],但低于唐山市滦南县2016年每百万人89台的平均水平[9],也低于河北省同年每百万人93.25台的水平[8];更低于天津市和县区的131台/百万人和94台/百万人[10],上海市和郊区的每百万人口拥有的放射设备数量更是我市的2.1倍和1.5倍[11]。
UNSCEAR把每百万人口拥有的放射诊疗设备数量作为一项区分各地医疗卫生水平的重要指标。我市每千人口拥有的执业医师虽然符合Ⅰ类地区水平标准,但全部放射诊疗设备与全省和全国其他发达地区相比相差甚远,说明我市放射诊疗设备医疗卫生资源投入方面远远不够。
其中医用诊断设备61台/百万人,低于河北省平均水平(87台/百万人);介入放射学设备5台/百万人,高于河北省平均水平(4台/百万人);放射治疗设备2台/百万人,与河北省2台/百万人持平;临床核医学设备0.2台/百万人,河北省平均0.64台/百万人,是衡水市的3.2倍[8]。
衡水市医用诊断应用频度为253.72人次/千人口,低于河北省同年平均水平,在全省处于较低位置,最高的唐山是衡水的2.2倍[8]。与经济发达的上海(1228人次/千人口)相比差距巨大[2],比澳大利亚2010年(370人次/千人口)的检查水平还低[12]。
其中,全市常规诊断的应用频度为161.15人次/千人口,天津市2016年普通诊断检查估计值为451人次/千人口,是同期衡水的2.8倍[13]。全市CT诊断的应用频度为92.58人次/千人口,与同期唐山市滦南县(195.43人次/千人口)相比,相差大约2.1倍[9];与天津市2016年CT检查应用频度估计值(188人次/千人口)相差2倍[13]。
介入放射学应用频度为1.42人次/千人口,低于河北省2016年平均水平2.31人次/千人口,同年沧州(5.14人次/千人口)是衡水的3.6倍[8]。
放射治疗为0.36例/千人口,同衡水1998年(0.13例/千人口)相比,增长了2.7倍[14],但低于河北省2016平均水平(0.55例/千人口)[8],同年石家庄(1.05例/千人口)是衡水的近3倍。
临床核医学0.33人次/千人口,低于2016年河北省平均水平(1.65人次/千人口),为全省最低[8];与1998年河北省0.71人次/千人口相比仍低2倍[15]。
通过以上分析,衡水市自20世纪末“九五”期间最后一次大规模医疗照射水平调查后,衡水的整体医疗水平和条件正在逐步提升;但是各类放射诊疗项目在全省处于较低水平,这主要与我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服务水平有关。开展医用诊断的机构覆盖了全市十一个县区,介入放射学只有4个县区开展,放射治疗有7个县区开展,而临床核医学只有桃城区一家医院开展,说明我市医疗照射发展很不平衡,各县区、各级医院之间差距很大,优质的医疗资源大多集中在全市的中心城区桃城区。
三级医院医疗技术和设备先进,承担了一半的介入诊疗项目和全部临床核医学项目。而二级医院所占比例较三级医院高,并且具有一定的医疗技术实力,在医用诊断和放射治疗项目上诊疗人次远高于三级医院,应该进一步增加二级医院的放射人员数量、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设备先进性,减轻三级医院的就医压力,使二级医院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通过调查发现全市的一级医疗机构由于机制体制问题,使得部分医疗机构没有放射诊疗资质或由于人员能力问题使得有设备不会使用,造成机器闲置、效率低,医疗资源极大浪费。放射诊疗是医学现代的重要标志,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医疗救治水平会逐步提高,亟需加强基层医疗机构放射诊疗水平,充分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基础分流”作用,减轻上级医院工作压力,真正解决广大群众就医难问题。
通过本次调查可知,虽然衡水市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和床位数满足当前发展需要,但是由于各县区发展差距大,医疗放射卫生资源分布不均,缺少放射设备或设备落后,各放射诊疗项目应用频度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更低于经济发达的地区,充分说明了我市医疗卫生发展水平滞后。此项调查研究不仅充实了本市医疗放射卫生项目的基本资料,而且掌握了本市放射诊疗设备的配置现状以及医疗照射频度水平,为今后放射诊疗发展提供参考,为进一步开展放射卫生工作打下基础。
[1] |
郑钧正. 放射诊疗的蓬勃发展亟需强化医疗照射防护[J]. 医学研究杂志, 2012, 41(10): 2-4. DOI:10.3969/j.issn.1673-548X.2012.10.002 |
[2] |
梁婧, 张庆召, 朱卫国. 2016年我国诊断频度调查的组织和实施[J].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2019, 39(5): 321-324. DOI:10.3760/cma.j.issn.0254-5098.2019.05.001 |
[3] |
郑钧正. 国际基本安全标准关于医疗照射防护的新要求[J]. 辐射防护, 1996, 16(6): 401-413. |
[4] |
衡水市统计局. 衡水市统计年鉴(2016)[R]. 2017.
|
[5] |
United Nations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the Effects of Atomic Radiation. UNSCEAR 2008 report. Sources and effects of ionizing radiation[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0.
|
[6] |
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7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17.
|
[7] |
高林峰, 郭常义, 郑钧正, 等. 上海市“十一五”期间医疗照射水平调查[J]. 环境与职业医学, 2009, 26(6): 528-531. |
[8] |
张京战, 沈爱国, 高艳辉, 等. 河北省医疗照射应用频度调查[J].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2019, 39(5): 331-337. DOI:10.3760/cma.j.issn.0254-5098.2019.05.003 |
[9] |
马恩红, 方玉梅, 王春波, 等. 滦南县2016年度放射诊疗频度调查与分析[J]. 中国辐射卫生, 2019, 28(3): 257-261. DOI:10.13491/j.issn.1004-714x.2019.03.011 |
[10] |
郝欣欣, 天津市放射诊疗设备配置现状与对策[J]. 中国公共卫生管理, 2016, 32(6): 911-912.
|
[11] |
高林峰, 郭常义, 沈耀芳, 等. 上海市放射诊疗设备资源调查和分析[J]. 中国辐射卫生, 2007, 16(3): 321-322. DOI:10.3969/j.issn.1004-714X.2007.03.038 |
[12] |
Hayton A, Wallace A, Marks P, et al. Australian per caput dose from diagnostic imaging and nuclear medicine[J]. Radiat Prot Dosimetry, 2013, 156(4): 445-450. DOI:10.1093/rpd/nct101 |
[13] |
刘春旭, 牛振, 张继勉, 等. 天津市十家医院诊断医疗照射频度调查结果分析[J].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18, 36(11): 830-833. DOI:10.3760/cma.j.issn.1001-9391.2018.11.008 |
[14] |
沈爱国, 孙国安, 芦振吉, 等. 河北省放射治疗医疗照射水平调查[J].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2000, 20(S1): s109-s110. |
[15] |
尹俊清, 史立波, 齐林, 等. 河北省临床核医学医疗照射水平调查[J].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2000, 20(S1): s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