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武汉市普仁医院;
3. 武汉市职业病防治院
2. Wuhan Puren Hospital;
3. Wuhan Occupation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Hospital
个人剂量监测是落实放射防护三原则的重要手段,也是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的重要内容[1]。个人剂量监测数据既是评价辐射防护效果的重要因素,也是评价管理水平、进行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的重要依据[2]。根据《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的规定:医疗机构应为本单位的放射工作人员正确佩戴个人剂量计。现将某医疗机构2007—2017年的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结果进行汇总分析,以评价该医院放射工作人员的辐射暴露水平,提出医院放射防护管理建议,同时为武汉市其他医疗机构的监测工作提供参考,以便更好维护本地区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安全[3]。
1 材料与方法 1.1 监测对象2007—2016年委托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7年委托武汉市职业病防治院进行个人剂量监测的该医疗机构的放射工作人员。本文分析的工作种类包括诊断放射学、介入放射学、放射治疗、其他(医学类)共4类,其中其他类包括核医学、放射技术、护士等工种。
1.2 监测仪器LiF(Mg,Cu,P)圆片热释光剂量元件(北京光润意通有限公司生产)、RGD-3A型热释光剂量仪(解放军防化研究院)、RGD-6型热释光剂量仪(北京海阳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RGD-3B型热释光剂量仪(北京海阳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FJ411A型退火炉(北京仪器厂)。
1.3 监测方法按照《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4]、《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5]检测及评价。剂量计退火后装片、发放;同时将上个季度的剂量计回收并测量。测量时,热释光剂量仪均在有效的检定期以内。2007—2015年要求所有放射工作人员每人佩戴一个剂量计于左胸前,2016年、2017年则要求介入放射工作人员在铅围裙内腰部附近、铅围裙外颈部附近分别佩戴一个个人剂量计,其他工种的放射工作人员佩戴方式和数量不变[6]。2007—2015年所有放射工作人员的有效剂量为:个人剂量当量Hp(10) = (仪器读数-跟随本底) × 刻度因子;2016年、2017年介入工作人员有效剂量按公式:0.5 × 铅围裙内个人剂量当量Hp(10) + 0.025 × 铅围裙外个人剂量当量Hp(10)进行估算,公式中Hp(10) = (仪器读数-跟随本底) × 刻度因子;其他非介入放射工作人员的有效剂量按个人剂量当量Hp(10) = (仪器读数-跟随本底) × 刻度因子计算。监测周期均为3个月,全年共监测4个周期。
1.4 质量控制监测用热释光剂量仪均每年在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检定,监测单位参加全国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比对考核[7],检测及评价人员均参加过国家培训班并取得证书,有多年个人剂量监测经验。每季度的有效剂量≥1.25 mSv视为大剂量值,遇到大剂量值会对该委托单位进行问询,并要求填写《大剂量调查表》,核查其大剂量的原因,剔除虚假数据,若非真实照射则进行大剂量修正给予名义剂量;若为真实剂量则记录在案并保存。以此保证数据的准确真实可靠。
1.5 统计学处理运用SPSS22.0进行数据分析,比较不同工种有效剂量的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 <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人均年有效剂量监测情况2007—2017年共监测该医院666人次,监测人数逐年上升;人均年有效剂量的平均值为0.62 mSv·a−1;集体剂量平均值为34.51 man·mSv;其中2010年的人均年有效剂量最高,为1.08 mSv·a−1,其次是2012年,为1.05 mSv·a−1,2017年的最低,为0.17 mSv·a−1。见表1。
2007—2017年大剂量占比平均为6.46%,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2011年大剂量值的占比最高,为18.87%,2008年、2016年、2017年最低,无大剂量人员;介入工作人员2014年的大剂量占比最高,为100%;且介入人员大剂量均出现在2010—2015年,2007—2017年介入工作人员大剂量占全部工作人员的53.49%。见表2。
2007—2017年监测的介入放射学工作人员最多,共263人次,其次是诊断放射学工作人员,共230人次;介入放射学工作人员的人均年有效剂量的平均值最高,为 0.82 mSv·a−1,其次是放射治疗工作人员,为0.69 mSv·a−1;2012年的介入工作人员的人均年有效剂量最高,为2.04 mSv·a−1。不同工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 2.808,P = 0.039)。见表3。
个人剂量监测是一个持续的工作且放射设备、个人监测设备的佩戴及相关部门的监管均是个人剂量水平的影响因素[8]。通过分析此医院个人剂量监测状况,可让医院管理部门及时发现放射工作环境中的防护薄弱环节,以便做好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监护,优化工作条件和放射防护措施[9-10]。
监测结果显示:该医院放射工作人员的受照剂量满足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11]。以时间为纵轴分析,该医院2007—2017年的个人剂量水平呈逐年下降趋势,说明医疗机构放射防护条件逐年改善,放射防护意识整体提高。
该院2010—2014年的人均年有效剂量高,且这五年介入工作人员大剂量占比最高,经过大剂量值的调查工作发现:系一名介入放射学工作人员的人均年有效剂量在此五年间均为大剂量值引起,此人2010年入职,2015年离职,离职后去向不明,提示医院应该完整永久的保存该名放射工作人员档案。这名介入放射学工作人员2010—2012年的年剂量较2014年、2015年高,导致2010—2012年的人均年有效剂量总体增加。2015年仍有1名介入放射学工作人员系大剂量,说明介入放射学工作人员仍是高风险辐射岗位,且个人防护意识有待提高。另外,本医院应加强介入工作人员(包括参与介入手术的医师、技师、护士、麻醉师等)专业技能培训工作,尽量缩短操作时间(必要时采用轮岗制)[12],严格检查防护用品的使用情况。2016年、2017年大剂量总数均为零,说明绝大多数放射工作人员,尤其是介入工作人员的防护意识增强,且该医院逐步重视对放射工作人员的日常培训。
不同工种岗位结果有差异,介入放射学的人均年有效剂量最高,这与国内其他相关调查结果一致[13,14-16],这与其工作性质系近距离暴露在X射线下有关,医院管理部门需与临床科室加强沟通,清除手术室内不必要的物品,减少二次X射线的照射[17-18]。2007—2016年间,诊断放射学、介入放射学、放射治疗的工种人数均有所增加,其他类工种人数有所下降,原因是该单位的放射技术、护士分别由单独的职业工种转化到介入放射学及诊断放射学中来;而2017年该医院介入放射学工作人员减少、其他类工作人员增加,经调查,原因是一方面,一些以往从事介入放射学的护理人员逐步调离至核医学、非放射学等工作岗位。另一方面,2017年由不同的委托机构进行监测,在工种的分类界定上存在一定差异。由此可见,一方面放射技师、护士的岗位流动性比较大,要重点保护此类人群,避免此类人员转换工种带来的辐射伤害。尤其是本院内的护理人员流动性大,离职率高,其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学历学位均不处于高等水平,下一步,医院护理部门应逐步开展调查工作,及时掌握护理人员心理素质及放射相关知识,以便更好的做好放射防护培训教育工作[19]。另一方面,本医院有责任了解放射工种的分类工作,以配合委托监测机构更准确的对放射工作人员进行分类[20]。
[1] |
邓君, 王拓, 范胜男, 等. 2015年我国医用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外照射个人剂量水平与分析[J]. 中国辐射卫生, 2017, 26(4): 398-400. DOI:10.3969/j.issn.1004-714X.2017.04.004 |
[2] |
王芳, 周学文, 周月泉, 等. 湖北省2010—2014年放射工作人员外照射剂量分析[J]. 中国辐射卫生, 2017, 26(4): 414-417. DOI:10.3969/j.issn.1004-714X.2017.04.011 |
[3] |
白文娟, 聂绍发. 2006—2015年武汉市某医院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分析[J].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2017, 28(1): 103-106. |
[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GBZ128—2016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16.
|
[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GB18871—200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3.
|
[6] |
石梦蝶, 王虹, 白文娟, 等. 2009—2016年武汉市介入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结果分析[J]. 中国辐射卫生, 2017, 26(5): 531-533. DOI:10.3969/j.issn.1004-714X.2017.05.007 |
[7] |
石梦蝶, 王虹, 沈勇君, 等. 武汉市2011—2014年参加全国个人剂量监测比对结果与分析[J]. 中国辐射卫生, 2015, 24(6): 606-607. |
[8] |
章雷, 杨凯, 王兴功, 等.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中本底值选择的探讨[J]. 中国辐射卫生, 2019, 28(5): 547-549. |
[9] |
房洪军, 王平. 某医院2011年放射工作人员外照射个人剂量结果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 2013, 40(21): 3924-3926. |
[10] |
朱银莹, 牟胜, 唐丽, 等. 2015—2017年云南省部分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结果分析[J]. 中国辐射卫生, 2019, 28(4): 382-385. |
[11] |
章益飞, 王建明. 2013―2017年盐城市放射工作人员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J]. 职业与健康, 2019, 35(15): 2040-2044. |
[12] |
杨声, 李红艳, 闫庆倩. 2015—2017年南京市部分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异常结果分析[J]. 中国辐射卫生, 2019, 28(3): 245-247. |
[13] |
吴应宇, 覃志英, 唐孟俭, 等. 2013—2015年广西部分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结果分析[J]. 应用预防医学, 2017, 23(3): 255-257. DOI:10.3969/j.issn.1673-758X.2017.03.025 |
[14] |
徐丽. 2015—2017年太原市某医院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结果分析[J]. 实用医技杂志, 2019, 26(5): 593-594. |
[15] |
谭维维, 钟恩德, 桑军阳, 等. 2016年南通市放射工作人员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结果[J]. 中国辐射卫生, 2019, 28(2): 175-178. |
[16] |
吴小琴, 李烨, 刘刚, 等. 2016年甘肃省医疗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调查分析[J]. 中国辐射卫生, 2019, 28(1): 22-24. |
[17] |
李国庆, 孟庆娜. 心导管介入医护人员辐射防护的探讨[J]. 中国误诊学杂志, 2011, 11(3): 619. |
[18] |
马卫东. 放射学操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与健康风险分析[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9.
|
[19] |
熊小兵, 杜飞平, 何玲. 2015—2018年四川省介入与核医学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外照射个人剂量分析[J]. 职业卫生与病伤, 2019, 34(6): 336-339. |
[20] |
李小亮, 孙全富. 我国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现状与问题[J]. 职业卫生与病伤, 2019, 34(6): 327-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