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是我国核电快速发展的时期，随着国家的节能减排和持续发展，对核能的需求越来越多，制定核电政策时需要越来越多的考虑公众的态度和对核与辐射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公众对核与辐射的知识水平和接受程度在许多国家发展核电事业的过程中都占有重要作用。当出现核与辐射事件时，公众还是容易因为缺乏知识而恐慌^[1]。初高中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都很强，初高中的教师对于学生知识水平的提高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两个人群都是见证核电发展的重要人群，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公众对核辐射的认知，同时又是核辐射危险健康教育和公众心理危机干预的良好受众^[2]，作为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建设的重点之一，有必要了解和对比这两个人群对核辐射的认知情况，以此为依据针对性的进行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因此我们随机选择了北京市两个区部分中学的在校学生和教师进行了抽样调查，主要了解他们对核与辐射相关知识的了解和认识情况，研究他们对于核与辐射事件和设施的认识和态度，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可能的影响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北京市五个区共5所中学的学生及教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每层内分别随机抽取一级抽样单位和二级抽样单位，一级抽样单位为北京市下辖的区，二级抽样单位为该区的学校，以选中的学校的学生及其教师为研究对象。调查时间为2013年。

1.2 调查方法

对选中的学生及教师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当场发出，当场收回，共收回2062份问卷，收回问卷后经过逻辑校验剔除有缺失值或明显不符合逻辑的无效问卷，最终共获得有效问卷1937份，问卷有效率为93.9%。

1.3 调查内容

个人基本信息：性别、年龄、民族、现居住地、婚姻状况、职业、文化程度、宗教信仰、家人在核与辐射相关单位工作的情况及家庭年收入。对核与辐射相关知识的了解：对核、辐射及核电站相关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核事故相关知识等。对核与辐射相关问题的了解和态度：包括对核辐射事故的了解、核电站及其安全、对建设核电站的看法、核事故应急处置措施、对政府应急能力认可度、知识获取途径等。

调查问卷涉及的核与辐射知识要点经过多位辐射防护专家的讨论和修改，均为公众应掌握的常识，问卷经过专家论证，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1.4 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

应用Epidata 3.0建立数据库，人工录入数据，通过逻辑检查和查阅原始问卷核对数据。用Stata 11.0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描述采用率和构成比，统计推断采用卡方检验、多元线性回归探讨影响因素。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共1937名调查对象，其中学生1038人，教师899人。总体调查对象的年龄为14~64周岁，平均(25.62±12.06)周岁，其中学生年龄为14~20周岁，平均(16.01±0.75)岁；教师年龄为21~64周岁，平均(36.72±9.09)岁。学生均未婚，教师的婚姻状况为已婚719人(79.98%)，离婚20人(2.22%)，丧偶2人(0.22%)，未婚158人(17.58%)。文化程度为高中(含同等学历)及以下93人(8.22%)，大学(含同等学历)656人(72.97%)，硕士145人(16.13%)，博士及以上5人(0.56%)。其他基本情况详见表 1。

2.2 对核与辐射相关知识的了解

相关题目共10道，每道题目的正确率和答对不同题目的人数见表 2。

通过表 2可以看出，除了题目3和题目8，其他题目的正确率都是教师高于学生，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题目10的正确率在两个人群都很低，但教师的正确率仍然高于学生。

核辐射相关十个问题，按照答对一题得一分的标准，分别计算学生和教师不同得分的人数，见表 3。

通过分析可知，首先，十道题目中，全体研究对象答对问题的平均数为7.06，其中学生答对问题的平均数为6.61，教师答对问题的平均数为7.58，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93，P < 0.05)；其次，通过表 3可得，从总人数看，答对6道题目及以上的调查对象占80.33%，说明绝大多数调查对象对核辐射相关知识有较好的了解。

2.3 影响核与辐射相关问题认知的因素

首先进行共线性诊断，本研究主要关注师生之间的差异，并发现师/生选项与年龄、婚姻状况和教育程度存在共线性，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0.85、0.85和0.70，所以只把师/生选项纳入进行多元线性回归，而年龄、婚姻状况和教育程度不纳入。

因此，以表 2中核辐射相关知识的十个问题中正确回答问题的数目为因变量，性别、师/生、民族、现居住地、宗教信仰、是否有家人在核与辐射相关单位工作、家庭年收入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详见表 4。

回归方程的P值为 < 0.001，因此，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性别和师生差异是影响调查对象对核与辐射相关问题认知的因素。

进一步分析男女差异，男性答对问题的平均数为7.38，女性为6.81(t＝6.30，P < 0.05)；从表 5可以看出，答对的题目数8道及以下的人中，男性等于或少于女性，而答对9道和10道题目的人中，男性多于女性，男性的核与辐射认知情况优于女性。

2.4 对核与辐射相关问题的态度

问卷还包括了关于福岛核事故、核电站、政府信任度及相关信息沟通的问题。具体内容及结果见表 6。

由表 6可知，学生和教师中分别仅有10.98%和11.35%的人没有听说过福岛核事故；所有的学生均听说过核电站，但有12.24%的教师回答没有听说过核电站。

在政府信任度方面，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对中央政府处理突发核事故的能力信心远高于对本地政府；仅有14.64%的学生和14.91%的教师认为中央政府处理突发核事故的能力弱，而认为地方政府处理突发核事故能力弱的学生有22.54%，教师有25.36%。

在信息沟通方面，仅有8.48%的学生和4.78%的教师认为关于核辐射知识宣传充分，72.06%的学生和85.21%的教师都希望获得核辐射相关的知识，学生首选的获取知识的三个途径依次是：电视、互联网和大型科普展览；而教师则为：电视、互联网和专家讲座。在进行核辐射知识的宣传教育和风险沟通时，46.15%的学生和48.16%的教师选择专家为最信任的人。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随机选择了北京五个区共5所学校的师生，调查研究对象核辐射认知水平和相关态度。

在核与辐射常识十道题目中，正确率最高的是“生活环境中是否存在天然辐射”(87.76%)，教师正确率最高的是“拍胸片或透视时是否受到电离辐射照射”(95.88%)。有四道题目的正确率在两个人群都较高(75%及以上)，分别是“拍胸片或透视时是否受到电离辐射照射”、“生活环境中是否存在天然辐射”、“选出正确的电离辐射标志”和“腹部透视检查时，是否有必要对育龄妇女受检者的下腹部进行适当防护”。有两道题目的正确率在两个人群都较低(45%以下)，分别是“发生过严重的核电站事故的地方”和“碘盐是否有预防核辐射的作用”。绝大部分题目的正确率都是教师高于学生，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即使是两个人群正确率都低的题目，教师正确率也高于学生。总体来说，两个人群对核与辐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但也存在短板，尤其是两个人群都有约2/3的人不知道碘盐是否有预防核辐射的作用。这可能由于媒体对核与辐射事件的报道侧重致损伤效应，而对公众更有用的基础防护知识宣传较少，导致公众恐惧感较重，缺乏正确的认识，应该重视核与辐射知识宣教方法^[3]和侧重点，采用短时间集中宣教基础知识^[4]，可以有效提高公众的核辐射认知水平。该研究结果与王超^[5]研究结果类似。

从答对的题目数来看，①正确率≥60%的人超过八成，说明两个人群都具备较高的核辐射认知水平，可能与北京属于一线大城市，学生和教师的知识水平较高有关系。②分别按照师生和男女不同进行统计，并进一步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校正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发现教师的认知水平高于学生，男性的认知水平高于女性^[6]。该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类似，即文化程度高的、男性核与辐射认知水平较高^[7-8]。③答对6道题目及以上的人占全部调查对象的80.33%，说明绝大部分人都是对核辐射知识有一定了解但知识又不全面，提示在今后的宣传教育中，应该重点突出、查漏补缺，针对公众核与辐射知识死角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全面提高公众的核辐射认知水平^[9]。

此外，绝大部分调查对象都听说过福岛核事故和核电站，对中央政府处理突发核事故的能力的信心高于对本地政府的信心，认为平时辐射宣传不充分、能够了解到的核辐射知识很少，并且有了解核辐射知识的需求，最希望获取知识的途径电视、互联网和大型科普展览，最信任的是专家和核企业管理人员。与周艳^[8]2017年研究结果一致。可以看出公众是有强烈的意愿接受核与辐射相关知识宣教的，如果能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和媒介^[9]，由公众信任的专家进行有针对性的科普和宣教，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并且可能提高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11]，降低公众的核焦虑水平^[12-14]。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调查完成于2013年，调查对象目前的核辐射认知水平可能有一定的提升，但北京并不地处核电站周围，并且近几年并没有发生新的重大核事故，所以调查结果对目前仍然有参考意义和价值。

致谢: 感谢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万玲女士等对项目的实施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