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核电事业已经成功起步。尽管核事故的发生概率极低，国家有关部门还是建立了完善的核应急管理体制和技术准备。核事故的健康危害包括大剂量照射引起的早期急性损伤，例如急性放射病和小剂量照射引起的远期健康效应，例如辐射致癌和辐射遗传效应。本文愿对远期健康效应的预测及其病因判断进行讨论，以期有助于对核事故受照人群的健康影响进行全面评价。
1 核事故健康效应的预测根据我国在当前选用的堆型，假如发生核事故其比较严重的后果可能不会超过IAEA划定的4或5级:事故主要发生在核设施内部，或伴有场外释放。因此核事故后除了要处理可能出现的主要发生在场内的急性伤员，还应该对工作人员特别是广大公众因接受低剂量照射引起的远期健康效应进行早期预测。即使像前苏联切尔诺贝利这样的重大事故，其对社会的深刻冲击也主要来自公众对远期健康效应的忧虑。由于这种效应缺乏临床病理学特征，在人群中随机发生，可能缺乏剂量阈值，往往导致死亡，因此在缺乏定量评价与科学预测的情况下容易出现难以预料的社会动荡。
美国三里岛核事故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都经历过事故后初期的社会动荡。动荡的出现起源于社会对公众健康影响的夸大估计，动荡的消退有赖于科学界对事故远期后果的真实评价。因此，核事故后社会动荡的大小及其消退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故经多久才能向社会和公众提供能被他们理解的并被认为是合理与公正的，建立在事故剂量真实评价基础上健康效应预测结果。这个时间，美国三里岛事故经历大约2年，苏联大约6年。预测结果说明，三里岛80公里范围内的集体剂量当量只有35人Sv, 按当前危险系数估计只能增加1例癌症，是本底值的32万分之一，不可能被感知。切尔诺贝利事故严重污染区27万人中将增加200例癌症死亡，为本底值的0.5%, 也很难利用流行病学方法检出。核事故的恐慌来自“心中无数”，一旦经过科学定量评价做到“心中有数”就会使误解逐渐纠正，动荡逐渐缓解。
美国与前苏联核事故的经验说明，在使急性损伤得到合理早期治疗与防护的前提下，如何尽量降低社会动荡的程度并使其早期平息是核事故应急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事先建立与环境剂量预报相配套的针对当地居民的健康危害微机预测系统，使核电站管理部门、监督部门和地方部门在预测方法，估算参数，人群划定等方面事先达成共识。这是核事故应急的重要“软件”，它会有助于避免美国与前苏联曾经发生过的政府、科学家、公众与社会舆论之间的对立与协调失控。他们，特别是前苏联在应答核事故中既缺乏必要的硬件，也缺乏必要的软件。不应尚把这种软件仅仅理解为一般性公众科普宣传。
辐射远期危害预测是UNSCEAR、BEIR报告与ICRP出版物的重点。最近发表的ICRP(1991)第60号出版物主要利用日本原爆资料，通过适当的外推和预测模型，给出辐射致癌与辐射遗传的危险系数。但是这些系数是为辐射防护目的使用的，不适于直接拿来为核事故人群健康评价预测目的使用，两种目的差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危险预测模型及其估算参数的选择上，辐射防护目的要求满足预测结果的偏安全估计，保证至少不低估实际可能存在的危险；健康评价目的要求利用现有资料给出实际危险的最佳合理判断，既防止可以预料的危险低估，也防止危险的高估。
(2) 在危险的剂量外推上，辐射防护对低剂量照射使用简单的线性无阈假定，根据这种假定，剂量再低也能伴有随机性效应的増加；健康评价希望知道实际可能发生的危险，而实际发生的危险并不一定真是无阈的。
(3) 在危险的时间外推上，辐射防护使用时间恒定模型，给出随机性效应的终生危险预测值，根据这种模型一次照射后的危险水平终生不变；健康评价希望知道受照经过不同时间后可能出现的危险增加，因此需要使用随照射后经过时间(TSE)而变化的改良的时间外推模型。
(4) 在危险的人群外推上，辐射防护要求给出适用于世界代表性人口的两性全部年龄(0~90岁)的通用值；健康评价希望给出本国核设施周围关键组人群不同性别与年龄人群在其自然死亡年龄概率(寿命表)基础上的危险增加人数。
(5) 在社会因素的考虑上，辐射防护是在选定剂量限值时C而不是危险预测时)使用社会判断。核事故健康评价中社会因素的作用则是危险分析与健康评价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表现为危险感知(risk perception)。它是一种社会和心理现象：虽然实际不可能也确实不曾由于事故照射引起任何损害，但是起因于对核事故的危险感知却可以使公众中的某些人产生某种健康效应。前苏联核事故引起的公众健康影响一是来自搬迁，二是来自危险感知体随的恐惧与忧虑。如何对危险感知进行定量及预测并纳入核事故危险分析评价体系是国外正在积极研究的课题。可以肯定，危险感知取决于公众接受的先验信息与事故后社会媒体的作用，因此危险感知具有较大的可塑性。
以上说明，为了建立能够满足核事故远期效应评价的微机预测系统，还需要在技术上做很多工作。
2 核事故随机性效应的病因判断核事故经过若干年后，受照工作人员和公众像一般人群一样发生某种癌症，或子女出现某种遗传性疾病。由于这种疾病属于辐射随机性效应，缺乏不同于一般人群同类疾病的特点，因此容易被认为是既往所受照射的结果，并据此要求得到疾病赔偿。对这个问题处理失当，或者所做的回答不能被公众以及当地部门所理解，有可能引起另外一类典型的社会不安。其典型事例是80年代初期美国核试验下风向犹他州居民和参加过核试验的士兵中的癌症患者及其家属声称所患癌症来自20年前的核试验，要求政府赔偿。实际这些人所受照射剂量极微，但是在社会舆论影响之下，通过州参议员和律师的活动，经法院裁决还是得到了一定数额的赔偿。进而由犹他州参议员提出“核试验赔偿法”，要求有更多的人得到赔偿。事件的发展促使里根总统签署一项法令，责成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提出辐射致癌病因概率(probability of causation，PC)的计算方法与参数，以放射流行病学表C简称PC表)的形式于1985年发表。
中国同样遇到辐射致癌的病因判断与病因赔偿问题。流行病调查结果证明，一些早年X线医生白血病和含氡矿山井下矿工肺癌发生率增加。为了对这类癌症病例起因于职业照射的可能性进行判断，使职业癌患者得到国家职业病待遇，卫生部卫生标准技术委员会的放射性疾病诊断标准分委员会主持编写了主要针对职业性照射的放射性肿瘤病因判断标准，其中包括氡子体引起的矿工肺癌，低LET辐射引起的白血病，甲状腺癌和乳腺癌。这个标准利用了美国NIH和日本NIRS的PC计算原理与参数，经过多次专家讨论已经形成报批稿，送交有关部门审批。
把PC用于职业赔偿包括病因判断与病因赔偿两个步骤。美国的做法是科学家只负责PC%计算，至于PC%达到多少可以得到多少赔偿交由法院来裁决。由于NIH PC表不具备立法性质，所以PC赔偿的做法受到美国律师的坚决反对。他们反对执行统一的PC计算参数和统一的PC赔偿界限，以免失去自己的领地。我国与美国不同，科学家既要给出PC计算方法，又耍制定PC赔偿界限。为此，提出赔偿误差概念用来合理选择PC的赔偿界限。选择的结果认为PC≧50%是判断放射性肿瘤的最佳PC赔偿界限。近年PC计算技术受到国内外重视，不久前BEIRV (1990)报告提出PC计算的新程序和新考虑。我国已经把PC技术从辐射致癌扩展到化学致癌，研制了砷、致癌多环芳烃、石棉等5种致癌因子引起的职业性肺癌的病因判断标准。
上述病因判断与赔偿是针对职业性照射引起的癌症，这些做法原则上也适用于核事故受照者发虫的癌症，和把PC原理用于计算受照后遗传性疾病的病因概率。与职业照射相比较，核事故后广大公众中发生的这些疾病特别是遗传性疾病的PC%—定很低，亦即其与既往照射间的病因学联系一定很小。但是只有通过PC计算才有条件以定量方式告诉人们并使他们相信这种联系到底小到什么稈度。至于核事故受照者采用何种PC赔偿方式则是需要另外认讨论的问题，其中包含更大的社会判断因索。
核事故后远期健康效应的病闪判断与病因赔偿是个比较敏感的社会问题。失之过严，不承认任何病例与所受照射之间的仟何程度的因果联系，或失之过宽，把不可能或极少可能与核事故有关的病例归因于照射，都会在公众中引起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啤。失之过宽的后果常常更坏。唯一正确的选择是是利用科学定量方法把计算的真实结果告诉公众。不过这种计算的方法和参数应该在主管部门、监督部门、当地部门和公众都能理解与承认的前提下，事先加以规定，才能在发生问题之后发挥更大的社会效果。它将有助于科学家、政府和公众舆论之间在事故后尽快达成共识。对核事故远期健康效应预测与赔偿的共识是一旦发生核事故后保持社会安定，减少意外干扰，把主要力量用于事故应急包括医学应急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