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曾于1973-1977年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关于恶性肿瘤死亡率的调查。由这份调查资料给出的男女合计三项死亡率指标与同时期美国相应的数据[14]相比, 发现美国的数值均较高(表 6), 男女分计的情况亦如此。此外, 还发现主要癌症的分布亦不同, 中国居民中癌症发生率最高的是胃癌、食管癌和肝癌; 而美国则是肺癌和直肠癌(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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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中美两国男女合计癌症总死亡率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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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中美两国男女合计的主要癌症分布(%) |
考虑到我国70年代的调查资料不能给出按肿瘤发生部位、年龄及性别的基线发生率, 曾就如何获得此参数进行了初步探讨, 可供选择的途径有三个:
(1) 开展全国范围恶性肿瘤按部位、年龄和性别的发病率的前瞻性调查;
(2) 利用已有的全国恶性肿瘤死亡率资料, 或者某些地区恶性肿瘤病死率的资料, 籍死亡率/发病率或者病死率/发病率比值推导获得为估算PC所需的基线发生率;
(3) 直接利用某些地区恶性肿瘤发病率资料。
显然, 第一个途径在目前我国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
第二个途径的关键是能获得死亡率和病死率的资料。根据70年代调查结果[15·16], 可编制出中国1973-1975年恶性肿瘤发生部位、性别及年龄基线死亡率, 其中列入NIH报告[3]的部位的数据见表 8。但全国未进行过癌发部位、性别及年龄恶性肿瘤病死率统计。由此, 唯一可供利用的是用死亡率与发病率之比来代替病死率; 这类资料只见于上海市区1972-1979年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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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中国恶性肿瘤性别、部位及死亡时年龄别的基线死亡率(10-3), 1973-1975 |
美国保健与人类服务部根据1950-1970年间以及1980-1985年间对患癌症成人随访结果的二份报告给出的20年及5年存活率加以平均调整后, 在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新建议书中(ICRP-60)[9]给出了不同部位癌症病死率。此病死率反映了当前人类对某些癌症治疗的效果。
对比上海70年代的数值(表 9), 可以发现ICRP推荐的病死率几乎均低于上海的数值, 从宏观角度分析, 上海市区70年代的医疗水平不会高于ICRP引用的美国1950-1985年的平均水平, 因而可以认为表 9列出的中国居民癌症病死率可能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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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两份资料报道的癌症病死率的比较 |
此外, 若以表 9的病死率对表 8的死亡率进行换算时也只能获得死亡年龄时基线"发生率", 而不是发病年龄时相应的数值。所以, 第二个途径亦难达到预定的目的。
孙全富和陶祖范认为采用第三个途径唯一可供利用的资料也就是上海市区1972-1979年的统计数据, 见表 10[17]。支持采用此资料作为供估算中国人PC值用的癌症基线发生率的理由是病例诊断均作过核对, 调查年限长(8年)而有较好的时间代表性以及数据稳定性好。不足之处是上海市区人口仅占全国人口1‰左右, 且为城市居民; 而且, 对某些肿瘤来说有明显的地区分布差异, 如表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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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上海市区(1972-1979年癌症按部位、性别及年龄的基线发病率(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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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中国恶性肿瘤地区分布差异情况 |
从表 12列出的四个地区的资料看, 肿瘤发病率有增加的趋势, 城市增加的百分率可能高于农村(县), 男性可能高于女性; 如果再分析各部位癌症的数值, 可以发现肺癌、白血病的死亡率或发病率有随年份增加趋势, 宫颈癌呈下降趋势, 其它癌症无明确结论。这一现象启示我们, 表 8至表 10的回顾性研究结果, 在时间的代表性上有一定的缺陷, 应该尽可能采用最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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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某些地区全部恶性肿瘤死亡率或发病率平均递增(降)百分率 |
已经知悉, 在70年代全国性人口死因调査以后, 已在全国100多县市建立了全死因报告制度, 不少县市在80年代已先后建立了发病登记。1988-1990中、英、美三国协作已在我国80多个县及28个100万人口以上城市进行了三年全死因调査。可以预料对上述这些资料采用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析、比较及适当修改后可以获得我国人口80年代按年龄、性别分类的与核辐射有关的恶性肿瘤基线发生率。
六 关于PC表及其应用的展望尽管在计算PC值的过程中每一步都有它的不确定性, 但多数专家认为它可以作为核辐射引起的个体癌症可能性的一个概略的量度。所以, 在美国辐射防护界学术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最近一次汉福特生命科学讨论会上有多篇论文讨论了这个问题[2, 18-22]。
NIH在编制第一份放射流行病学表同时明确指出, 随着人类对电离辐射效益资料的不断积累以及经验的补充, PC表是要定期进行修改的。而要使它适用于本国的情况, 修订工作只能由本国专业人员来完成。日本学者就发现日本居民PC表的数值有别于NIH的数值, 主要原因是恶性癌症基线发生率的不同[11]。本文前面列举的为计算国人PC表所需的三方面资料的现状, 恰好地反映了近2-3年人类对辐射致癌效应的认识有重大突破, 反映了中国居民有关的一些基本参数值不同于NIH引用的数据。考虑这些进展和特点, 可以制订出一份反映当前人类认识水平且适合于中国居民的PC表。
PC表的应用是另一层次的问题, NIH报告发表后, 美国社会中就PC用于辐射致癌赔偿的仲栽存在一些争议。法院在处理这类民事诉讼案件时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将技术性判断与法律性裁决相结合。PC表只代表辐射防护专家见解, 不具有法律效果, 而在划定供裁决用的PC界限值时要充分考虑各种社会因素。
在我国, 放射性疾病诊断标准分委员会在起草"放射性肿瘤诊断标准"时肯定了采用PC值的实用意义。起草人在收集及分析大量资料基础上提出了划分辐射诱发癌症的PC界限值。
依据上述标准送审稿中提出的PC > 50%应考虑赔偿的界限值, 估计一个人数为5000人的典型职业性照射(低LET)的人群中, 30年内要予以赔偿的人数为1.26人, 其中1.16人来自白血病。白血病、甲状腺癌和乳腺癌的赔偿人数分别为同一人群中这三种癌症自然发生数的26.0%、0.5%和0.4%。比较特殊的是氡引起的矿工肺癌, 估计当前铀矿工中发生的肺癌大约一半可因PC≥50%而提出要求赔偿, 一些氡污染比较严重的有色金属矿山中要求赔偿的人数可能高达60%。在未来的社会实践中仲裁机构和诉讼双方对上述PC界限值究竟采取什么态度还有待于事态的发展。当然, 这已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畴。
| [1] |
UNSCEAR, United Nations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the Effects of Atomic Radiation, Sources、Effects and Risks of Ionizing Radiation, Annex F, Radiation.Carcinogenesis in Man, E.88, Ⅸ, 7,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1988.
|
| [2] |
Jose D.E., The Probability of Causation Approach, Special issue; 25th Hanford Life Sciences Symposium Radiation Protection-A Look to the Future, Health Phys,, 55, 371, 1988.
|
| [3] |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特别工作组报告(NIH 85-2748), 放射流行病学表, 北京放射医学研宄所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卫生防疫司, 1987.
|
| [4] |
Jose D.E., 归因概率方法, 辐射防护展望-第25届汉福特生命科学讨论会论文集, 259页,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通讯》编辑部, 1989.
|
| [5] |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Advisory Committee on the Biological Effects of Ionizing Radiation, The Effects on Populations of Exposure to Low Levels of Ionizing Radia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80,
|
| [6] |
Preston D.L., Pierce D.A., The effects of changes in dosimetry on cancer mortality risk estimates in the atomic bomb survivors, Radiat. Res., 114, 437, 1988.
|
| [7] |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Health Effects of Exposure to Low Level of Ionizing Radiation, BEIR Ⅴ Report, 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ington, D.C., 1990.
|
| [8] |
UNSCEAR, United Nations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the Effects of Atomic Radiation, Sources and Effects of Ionizing Radiation, E77, Ⅸ, I,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1977.
|
| [9] |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mmisson-1990, With Annexes, ICRP/90/MC-ch: 17, 1990.
|
| [10] |
ICRP, Recommend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Publication 26, Pergamon Press, Oxford, 1977.
|
| [11] |
市川雅教, 等. 美国NIH放射流行病学表在日本人群中的应用[J]. 保健物理(日文), 1988, 23: 131. |
| [12] |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 中国1982年人口普査资料[M].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5.
|
| [13] |
梁浩材主编.社会医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157~225.
|
| [14] |
Minoru Kurihara, et al. Cancer Mortality Statistics in the World[M]. The University of Nagoyo Press, 1984.
|
| [15] |
卫生部肿瘤防治办公室. 中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研究[M].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9.
|
| [16] |
李冰, 黎均擊. 中国恶性肿瘤的死亡情况和分布特点[J]. 中华肿瘤杂志, 1980, 2(1). |
| [17] |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上海市卫生防疫站. 上海市区1972-1979年恶性肿瘤发病率、死亡率和生存率分析[J]. 肿瘤, 1982, 2(1). |
| [18] |
Taylor L.S., Will radiation control be by reason of regulation, Health Phys., 55, 133, 1988.
|
| [19] |
Land C.E. New understanding from epidemiology-The next 25 years[J]. Health Phys., 1988, 55: 269. DOI:10.1097/00004032-198808000-00020 |
| [20] |
Meinkold C.B. The impact of the probability of causation on the radiation protection program[J]. Health Phys, 1988, 55: 375. DOI:10.1097/00004032-198808000-00034 |
| [21] |
Vallario E.J. Regulatory preceptions of the future:A View from the United states[J]. Health Phys., 1988, 55: 385. DOI:10.1097/00004032-198808000-00036 |
| [22] |
Breitenstein B.P. The probability that a specific cancer and a specified radiation exposure are causally related[J]. Health Phys., 1988, 55: 397. DOI:10.1097/00004032-198808000-000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