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稀土开采和出口大国，2018年我国稀土矿石产量12万t，占世界稀土产量63%（注：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我国盛产稀土的城市有白云鄂博、凉山、赣州等，尽管这些城市拥有宝贵的稀土资源，但经济发展水平却不尽如人意。2018年凉山州人均生产总值（GDP）为31 472元，赣州市为33 000元，远低于我国人均GDP 66 006元，相比之下不具有矿产资源优势的许昌市人均GDP为63 988元，株洲市为65 442元，可见丰富的稀土资源并未给原产地带来经济繁荣。

企业层面来说，我国稀土企业的利润水平并不高。2017年稀土行业平均利润率约为8%^a，同期有色金属行业平均利润率为10.6%^b，而造纸行业平均利润率为14%^c，由此可见稀土资源禀赋也未使中国稀土企业获得“优势”。

a.根据稀土板块中所有上市企业利润率计算整理所得。

b.数据来源新材料智库（http://www.eastmoney.com/）。

c.数据来源东方财富网（http://www.eastmoney.com/）。

中国稀土行业存在“资源诅咒”吗？“资源诅咒”发生在那个层面？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进行传导？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稀土企业的经营决策，也对我国产业政策制定、贸易政策调整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赣州实地调研了相关稀土企业，指出稀土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要加大稀土产业科技创新工作力度，不断提高开发利用稀土资源的技术水平，延伸稀土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加强环境保护，实现稀土行业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为此，试探究我国稀土行业是否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为我国稀土行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

与现有文献相比，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①从企业层面对“资源诅咒”进行实证检验，判断“资源诅咒”是否存在于企业层面，研究更加微观具体; ②探讨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对“资源诅咒”现象有更清晰的认识。

1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1993年Auty首次提出“资源诅咒”的概念，“资源诅咒”是指丰裕的自然资源在特定情况下会阻碍经济增长，拥有资源禀赋的国家或地区不仅未在大规模资源开发中获利，反而陷入资源优势陷阱^[1]。Sachs&Warner为探究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建立了Sachs-Warmer模型（S-W模型），该模型是“资源诅咒”研究的基础模型^[2]。

现有研究分别从国家、省际、城市层面验证了“资源诅咒”的存在^[3-18]。国家层面的研究显示，1970—2000年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丰裕度显著负相关，石油丰富的海湾国家体现得最为明显^[5]; 省际层面，许多学者支持我国省际层面存在“资源诅咒”的结论^[6-9]，并认为“资源诅咒”呈西多东少的地理分布格局^[6]; 进一步基于城市层面，邵帅对我国28个煤炭城市的研究表明“资源诅咒”的确存在^[10]，煤炭城市经济发展普遍存在要素利用率过低、粗放式增长的问题，而我国油气资源城市也存在同样的情况^[11]。

关于“资源诅咒”传导途径的解释大体有以下几类：①“挤出”效应，即初级生产部门对劳动力技能要求不高，导致对人力资本的“挤出”^[11]; 此外如果从事自然资源开采的工资足够高，会“挤出”企业家的投资行为和技术创新^[13-14]; ②“荷兰病”效应。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对制造业投入不足，引发“去工业化”，从而对经济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15-16]; ③贸易条件恶化，随着初级产品长期出口而出现贸易条件恶化^[17]; ④制度机制弱化。丰富的自然资源容易促使寻租利益集团的形成，从而引发寻租和腐败行为，弱化政府的治理质量，影响资源的合理分配^[18]。

尽管大量研究证实了“资源诅咒”的存在，但学界也存在对“资源诅咒”假说的质疑。Wright&Czelusta利用美国、澳大利亚等资源型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例子，说明矿产资源可以推动采掘业技术进步和相关知识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发展^[19]; 丁菊红等在控制海港距离、政府干预等因素后，发现中国不存在“资源诅咒”^[20]; 还有学者质疑反映自然资源丰裕度的指标从而否定“资源诅咒”的存在，他们认为自然资源丰度指标选取的不同可能会得出不同结论^[21]。此外，由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内生于经济发展，在研究两者关系时易存在内生性问题^[22]。

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国家、省际、城市层面对“资源诅咒”进行研究。由于影响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因素很多，宏观数据可能无法清晰地描述客观事实，若从更微观的层面使用更加分散具体的数据进行分析，有助于对“资源诅咒”现象有更清晰的认识。基于现有研究，以中国稀土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稀土企业和稀土资源城市两个层面对我国稀土行业是否存在“资源诅咒”进行实证检验，为今后我国稀土行业的发展提供实证依据。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稀土企业随着稀土产品年产量的上升会对企业的效益产生消极影响，存在“资源诅咒”;

假设2：随着城市对稀土资源依赖度不断上升，会阻碍当地的经济发展，存在资源的“诅咒”。

2 研究设计和数据说明 2.1 研究设计 2.1.1 企业层面

参考Sachs&Warner^[2]的研究，建立如下基本模型：

(1)

式（1）中：EB为企业效益，包括企业净利润（NP）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OT为稀土产品年产量; Control是控制变量向量集; i为企业，t为年份; β₀~β₁为待估参数; μ为随机扰动项。

2.1.2 城市层面

参考Sachs&Warner^[2]和邵帅等^[10]的研究，引入资源依赖度二次项，建立如下基本模型：

(2)

式（2）中，DE包括人均GDP增长率（GDP）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分别表示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 RID为稀土资源依赖度，RID²为二次项; Control是控制变量向量集; i为城市，t为年份; α₀~α₃为待估参数; ε着为随机扰动项。

2.2 数据说明 2.2.1 企业层面

选取了14家稀土企业^a（包括稀土产业链前端企业和稀土新材料企业），时间范围为2013—2017年，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实证前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公式如下：

a. 14家上市稀土企业包括：厦门钨业、中色股份、宁波韵升、横店东磁、科恒股份、有研新材、领益智造、正海磁材、五矿稀土、北方稀土、银河磁体、盛和资源、广晟有色、北矿科技。

(3)

新序列y_n∈[0, 1]且无量纲，各变量定性描述报告于表 1。

b.测算采用总资产、营业成本和职工人数作为投入变量，产出变量为营业收入指标。

2.2.2 城市层面

选取了8座典型的稀土资源城市^c，时间范围为2004—2016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同样将城市层面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方法与企业层面一致（见式（3）），表 2报告各变量定性描述。

c.包头、赣州、河源、龙岩、郴州、玉林、济宁、凉山。

a.测算所需投入变量为全社会从业人数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产出变量为固定资本存量。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企业层面 3.1.1 基准回归

从表 3可知，企业净利润与稀土产品年产量（以下简称为产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随着产量不断上升，对企业净利润的增长产生了消极影响，初步验证了假设1。

进一步考察产量与企业的关系。从表 4可知产量与全要素生产率（TFP）显著负相关，这与邵帅等认为资源依赖会抑制TFP增长的结论一致^[10]。表 4中的估计系数均高于表 3，说明产量增长对TFP的消极影响比对净利润大。

3.1.2 内生性检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wo-stage least squares method，TSLS）

综述中提到采用自然资源依赖度作为解释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在此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采用TSLS法进行估计。从表 5可知无论采用何种指标来度量稀土资源依赖度，产量的上升都阻碍了企业净利润和TFP的增长。

3.1.3 进一步检验

由于我国对稀土矿山勘查、开采实行登记许可制度，因此，拥有稀土采矿权的企业^a相对而言更容易获取资源，拥有更多“资源禀赋”。这些企业是否因为独特的“资源禀赋”能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为此，将样本企业中不具有稀土采矿权的企业剔除来进行对比分析。如表 6所列拥有稀土采矿权的企业产量仍与净利润显著负相关，估计系数均远高于表 3，说明拥有稀土采矿权的企业并没有因为可以更加容易地获取资源而具有资源优势，“资源诅咒”反而更加严重。

a. 2012年9月国土资源部公布的全国稀土采矿权为67张。

为检验企业产量增长对净利润和TFP产生消极影响是“资源诅咒”造成的，而不是整个宏观经济环境或产业结构影响的结果，在此利用其他有色金属企业^b进行对比。由表 7可知有色金属企业净利润与其年产量显著正相关，产量与净利润负相关的这种现象在其他有色金属企业并不存在，对于有色金属行业来说“资源诅咒”现象是稀土企业独有的，不是宏观经济环境或产业结构造成的。由此可验证假设1成立。

b.有色金属企业从中国证监会官方公布的行业企业分类中选取，从中剔除稀土企业和近三年上市的企业，保留16家有色金属采选企业，时间范围为2011—2017年，数据来源于企业财务年报。

3.1.4 传导途径分析

稀土企业传导途径分析结果见表 8。

从表 8可知Ⅰ列企业负债与产量显著负相关，产量大的企业负债更少，2018年稀土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39.13%，同期有色金属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45.68%^a，负债水平过低不能充分发挥负债积极的财务杠杆作用。Ⅱ列企业研发投入与产量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存在明显的“短视”行为，产量大的企业只想尽快通过大量生产“套现”，缺乏对产业升级和产品创新的长远计划。Ⅲ列企业资产构建与产量负相关关系不显著。Ⅳ列企业TFP与产量负相关，这是企业一味扩张产量，造成研发投入不足以及不能合理举债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a.根据行业板块中所有上市企业年报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综合以上实证结果，可知稀土企业为逐利盲目将大量资本耗费在扩张生产规模上，急于提升产量，忽略了企业研发水平的提升，同时一味降低企业负债未充分发挥合理负债给企业带来积极的杠杆作用，还造成了企业TFP的下降。

3.2 城市层面 3.2.1 基准回归

由表 9可知人均GDP增长率与RID²显著负相关，说明稀土资源依赖度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曲线关系，适度开发稀土资源能促进经济增长，一旦对稀土资源的依赖超过了拐点值，就会出现“资源诅咒”，拐点值在0.077~0.169之间。初步验证假设2。

再看RID对城市TFP的影响，从表 10可知RID与TFP呈正U型曲线关系，稀土资源大量开发会束缚TFP的增长，降低经济增长质量，当对稀土资源的开发超过拐点值后，会对TFP增长起促进作用。这一结论与邵帅等^[10]得出的RID与TFP增长呈倒U型曲线关系的结论不一致，但与我国稀土无序开采、定价权缺失的现状^[23]相符合，对稀土资源依赖度越高，稀土行业问题越突出，从而影响城市TFP的增长。当TFP下降到一定程度，为实现资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伴随着资源产业的优化升级，RID会促进TFP增长。

3.2.2 内生性检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

同样将核心解释变量RID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采用TSLS法进行内生性检验，由表 11可知对稀土资源的依赖与人均GDP增长率和TFP仍显著负相关。由此可证明假设2成立。

3.2.3 传导途径分析

表 12中Ⅰ列RID与FI显著负相关，由于我国具有资源优势，在政府对稀土企业兼并整合前，大量资本涌入稀土行业，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部分资金用于构建和购置社会固定资产，从而阻碍了新兴部门的建立，稀土资源城市的经济结构难以得到进一步调整。Ⅱ列和Ⅲ列分别为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均与RID显著负相关，采掘业的扩张需要的是低技术廉价劳动力，加上我国稀土行业多停留在产业链低端，缺乏技术创新，长期会影响教育投入，人力资本难以积累，使城市经济失去长期增长的动力。Ⅳ列RID与MD负相关关系不显著，但制造业是经济发展一大动力，仍需加以重视。Ⅴ列和Ⅵ列与RID均显著负相关，一方面资源的开发易产生寻租行为，导致制度环境弱化，致使资源不能合理配置; 另一方面资源的开发“挤出”了人力资本，并弱化了制度环境，加上资源开采给环境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24-25]，造成对外商投资的吸引程度下降。可见，目前稀土资源开发对城市的“挤出”效应最为突出，制度弱化问题也存在。

我国稀土资源城市存在“资源诅咒”现象，资源开发对城市的“挤出”效应和制度弱化明显。此外，实证结果发现“荷兰病”效应并不显著，可能由于样本数量不足或是资源开发未对城市制造业产生明显抑制作用。由于数据的缺失，未能验证贸易条件恶化这一传导途径。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将“资源诅咒”理论引入到我国稀土行业，从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对稀土行业是否存在“资源诅咒”现象进行实证检验，并对其传导机制进行探讨，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我国稀土行业企业层面存在“资源诅咒”。稀土产品年产量的上升阻碍了企业净利润和TFP的增长。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稀土企业存在“短视”行为，盲目增加产品产量的同时，降低了研发投入，以及企业没有发挥负债积极的财务杠杆作用。拥有采矿权的稀土企业“资源诅咒”更加严重。而同一时期其他有色金属企业不存在“资源诅咒”。

2）城市层面稀土资源依赖度与人均GDP增长率呈倒U型曲线关系，稀土资源依赖度与TFP呈正U型曲线关系，存在资源的“诅咒”。传导机制在于对社会固定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外商投资的“挤出”，同时弱化了城市的制度环境。

4.2 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1）对于稀土企业来说，要抓住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契机，充分利用相关政策，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增加稀土产品附加值，提升产品质量，推动我国稀土产业链向高端发展; 同时充分发挥负债积极的财务杠杆作用。

2）对于稀土资源城市来说，应加强人才培养和鼓励技术创新，大力发展稀土高端产业，提升产业链核心竞争力，鼓励外资进入稀土产业链下游。此外，加大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为资源产业的发展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同时优化制度环境，推动稀土产业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