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Vol. 34
国家教育部主管、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文章信息
- 彭源, 朱蕾, 王振宏. 2018.
- PENG yuan, ZHU lei, WANG zhenhong. 2018.
- 父母情绪表达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亲子依恋、孤独感的多重中介效应
-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al Emotion Expressiveness and Adolescents' Behavior Problem: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Loneliness
- 心理发展与教育, 34(4): 504-512
-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4(4): 504-512.
- http://dx.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8.04.15
青少年问题行为(problem behavior)通常分为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两类。其中，内化问题指青少年经历的一些不愉快或消极的情绪情感，包括抑郁、焦虑、退缩等，外化问题指违反道德和社会行为规范的行为，包括攻击、违纪等(Achenbach, 1991)。青少年内外化问题普遍存在，是各种心理行为障碍的早期表现，对青少年身心发展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Achenbach, 1991; Yap & Jorm, 2015)。因此，探讨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必要的。家庭作为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最基础与最直接的环境因素，对青少年的发展和适应具有重要的意义。大量研究表明父母婚姻冲突、教养方式等家庭因素对问题行为具有关键的影响作用(Lindblom et al., 2016; Luthar & Goldstein, 2008)。近年来，研究发现父母情绪社会化尤其是父母情绪表达，也是影响儿童青少年社会能力发展尤其是问题行为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Miller-Slough & Dunsmore, 2016)。
父母情绪表达(Parental emotion expressiveness)指家庭成员彼此互动过程中以言语或非言语形式表现出的经常与情绪相关的表达风格或持久的交流模式(Halberstadt, Cassidy, Stifter, Parke, & Fox, 1995)，分为积极情绪表达(赞扬、尊敬、感激等)和消极情绪表达(愤怒、敌意、悲伤等)。情绪社会化理论模型(Eisenberg et al., 2001; Morris, Silk, Steinberg, Myers, & Robinson, 2007)认为，父母情绪表达与儿童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能力及问题行为相关。首先，父母积极的情绪表达使青少年确信自己被关心、爱护，从而愿意遵从父母设定的行为规范，减少外化问题的发生，而父母消极的情绪表达使青少年对他人充满敌意，表现出攻击、违纪等行为。其次，支持性、积极情绪表达较多的父母能帮助青少年应对内心的痛苦及复杂的压力情境，减少抑郁、焦虑问题的发生。另外，父母积极的情绪表达起到榜样作用，促进青少年学会恰当表达情绪以及理解他人情绪，增进社会交往能力；而父母较多的消极情绪表达也反映了自身不良的情绪调节功能，会使青少年习得不恰当的应对方式，在社会交往中难以与他人形成良好人际关系，易形成内外化问题。实证研究也表明，父母积极、温暖的情绪表达影响青少年的安全依恋、情绪调节能力以及社会能力，减少内外化问题的发生(Eisenberg et al., 2003; Hu, Wang, & Liu, 2017)。同时，尽管父母消极情绪表达对内外化问题影响的研究结论不尽一致，但大多数研究都发现父母消极情绪表达是儿童青少年问题行为发生的风险因素，与儿童青少年内外化问题显著正相关(Valiente et al., 2006)。
依据情绪社会化理论模型(Eisenberg et al., 2001; Morris et al., 2007)，积极、温暖的家庭氛围能够增加青少年的情绪安全感和安全依恋，有利于青少年与父母、同伴建立支持性关系，减少孤独感。研究也表明父母积极情绪表达能够增加亲子互动，有利于形成安全、亲密的亲子依恋，促进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减少孤独感。而消极的父母情绪表达造成家庭情绪氛围紧张，威胁到青少年的依恋安全感(Davies & Woitach, 2008)。并且，社会控制理论提出，形成安全亲子依恋的儿童更可能关注和理解父母的期望，从而降低外化问题行为(Hirschi, 1969)，而不安全依恋易于发展出人际关系的不安全模型，增加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风险(Pallini, Baiocco, Schneider, Madigan, & Atkinson, 2014)。研究也发现不安全依恋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问题行为(Madigan, Brumariu, Villani, Atkinson, & Lyonsruth, 2016)。广义紧张理论(General Strain Theory; Agnew, 1992)认为，为了缓解人际需求缺乏产生的紧张情绪包括孤独感，个体会表现出非适应性或者偏差行为，因此孤独感是衡量青少年后续社会退缩、攻击行为的一个有用的指标。研究者也指出，当青少年体验到强烈的孤独感时，为了减弱孤独感或为了呈现一个扭曲的、积极的自我形象，会产生攻击行为(Galanaki, Polychronopoulou, & Babalis, 2008)。实证研究也发现孤独感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的内外化问题(Mckay, Konowalczyk, Andretta, & Cole, 2017)。另外，以往研究证实了亲子依恋在其他变量(母亲心理功能、教养态度)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影响中的中介作用(Dubois-Comtois, Moss, Cyr, & Pascuzzo, 2013; Bosmans, BraetBeyers, Leeuwen, & Vlierberghe, 2011)，孤独感也能在其他变量(同伴欺负、社会偏爱)对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Baker & Bugay, 2011; Fontaine et al., 2009)。综上所述，亲子依恋和孤独感也可能在父母情绪表达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此外，依恋理论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阐释了亲子关系如何影响青少年人际关系的过程。不安全依恋的个体具有负面的人际交往模式，对他人的可依赖性和可信任性保持消极的预期，不利于与他人形成良好的关系进而产生孤独感(Heinrich & Gullone, 2006)。研究也发现不安全依恋是孤独感产生的来源(Meier, Carr, Currier, & Neimeyer, 2013)。据此，亲子依恋和孤独感间可能还存在链式中介路径。因此，本研究将以中学生为被试，探讨亲子依恋与孤独感是否在父母情绪表达和青少年内化问题、外化问题之间起着多重中介作用，从而探讨父母情绪表达影响青少年内化问题、外化问题的内在机制。
另外，以往研究提出内化问题与外化问题代表了青少年期两种主要的心理问题行为(Achenbach, 1991)，内化问题更多指向自身，外化问题更多指向外部环境和客体(Martinez-Ferrer & Stattin, 2017)，并且研究发现即使相同的环境变量(如家庭功能)对青少年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的影响强度也不同(Mesman & Koot, 2000)。因此，亲子依恋与孤独感在父母情绪表达和青少年内化问题、外化问题之间可能的多重中介的作用路径是否相同，也需要探讨。同时以往研究发现，父母情绪表达与儿童发展的关系通常会随着儿童的性别而不同(Eisenberg et al., 1992)，多重中介模型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也需要考察。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探讨：父母情绪表达、亲子依恋、孤独感和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关系，并假设：(1)父母情绪表达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显著相关；(2)亲子依恋在父母情绪表达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间起中介作用；(3)孤独感在父母情绪表达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间起中介作用；(4)亲子依恋和孤独感在父母情绪表达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间起链式中介作用；(5)父母情绪表达、亲子依恋、孤独感对青少年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的作用路径不同。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在西安市两所全日制中学(一所普通初中和一所普通高中)抽取初一和高一共11个班级进行集体问卷施测。总共733名学生完成问卷，其中45名被试没有完整填写问卷或者回答不认真而被剔除，最终有效被试为688名，有效率为93.86%。其中男生348名，女生340名；初一学生211名，平均年龄为13.3岁(SD=0.50岁)；高一学生477名，平均年龄为15.19岁(SD=1.79岁)。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情绪表达使用Halberstad等(1995)编制，梁宗保等(2012)修订的父母情绪表达问卷(Family Emotional Expressivity Questionnaire)测量父母在家庭中的情绪表达。问卷分为父亲和母亲两个分问卷，分别描述了青少年感知到的父亲和母亲在家庭中的情绪表达状况。该问卷包含积极情绪表达、支配性消极情绪表达和顺从性消极情绪表达三个维度，共40道题。本研究主要关注积极和消极两种不同情绪表达方式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影响，因此将支配性和顺从性消极情绪表达两个维度合并为消极情绪表达维度。积极情绪表达维度包含20道题目，如“对家人所做的事情表示感谢”。消极情绪表达维度包含20道题目，如“表达对他人行为的不满”。问卷采用5点计分，从1(从不)到5(总是)，得分越高表明出现这种状况的可能性越大。父亲分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数据与模型拟合较为良好：χ2 /df = 2.44，RMSEA =0.046，NNFI = 0.897，CFI= 0.901；母亲分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数据与模型拟合较为良好：χ2 /df = 2.48，RMSEA =0.046，NNFI = 0.901，CFI = 0.911，父亲分问卷中积极与消极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0.89；母亲分问卷中积极与消极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0.86。
2.2.2 亲子依恋使用Brennan，Clark和Shaver(1998)编制，李同归和加藤和生(2006)修订的亲密关系体验量表(Experience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ventory, ECR)中文版测量青少年的亲子依恋。ECR适用于成人间亲密关系和成人依恋的测量，也适用于青少年亲密关系和亲子依恋的测量(Fraley, Heffernan, Vicary, & Brumbaugh, 2011; Ratto, Doyle, & Markiewicz, 2016)。本研究依据研究目的，对指导语及所有题目进行适应性修改，例如，“总的来说, 我不喜欢让亲密他人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的感觉”修改为“总的来说，我不喜欢让父母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的感觉”。量表分为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两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各有18道题目。量表采用7点计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焦虑或回避程度越高。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数据与模型拟合较为良好：χ2 /df = 3.12，RMSEA =0.055，NNFI = 0.901，CFI = 0.912，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8和0.79。
2.2.3 孤独感使用Asher等人(1984)编制的孤独感量表(Loneliness Scale, LS)中文版测量青少年的孤独感。该问卷适用于小学儿童孤独感的测量，也适用于青少年孤独感的测量(Parkhurst & Asher, 1992)。该量表包括16道题目，如“我在班上没有任何朋友”。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1(很不符合)到5(很符合)，得分越高表明孤独感程度越高。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数据与模型拟合较为良好：χ2 /df = 4.75，RMSEA =0.054，NNFI = 0.944，CFI = 0.952，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2.2.4 问题行为 2.3 研究程序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每班配备两名研究生主试。在答题前，首先向被试详细讲解指导语和例题。在指导语中说明本次调查的意义，并强调对调查结果保密，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作答。被试完成全部问卷约需60分钟，完成问卷后均获得一份小礼物。
2.4 数据分析方法采用SPSS19. 0进行相关分析，Lisrel 8.8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为了更好地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本研究采取项目随机打包策略，分别将消极情绪表达(父、母)各20道题目合成三个因子，积极情绪表达(父、母)各20道题目合成三个因子。将ECR中的依恋焦虑18道题目合成三个因子，依恋回避18道题目合成三个因子。孤独感虽然是单一维度的量表，但有研究者(田录梅, 张文新, 陈光辉, 2014)认为它包含3个因子：(纯)孤独感、对交友的自我评价、社会适应感，因此本研究对孤独感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以重新提炼测量结构，结果发现了类似的三个孤独感因子。本研究以上述这些因子分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吴艳, 温忠麟, 2011)。
2.5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本研究所有数据均来自青少年自我报告，结果可能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因此，在研究设计与数据采集过程中采取了将不同问卷分开编排、部分题目反向计分、强调数据的保密性等措施进行事前的程序控制。另外，本研究也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事后的统计检验。首先，对所有项目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发现，共有6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大于1，且第一个公共因子只能解释总变异量的25.01%。这一比例小于40%的判断标准。其次，以4个变量的各个维度为指标建构单因素的潜变量模型。结果表明模型拟合很差(χ2/df =26.51、RMSEA=0.19、NNFI =0.267、CFI=0.312)，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结果 3.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见表 1。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父亲、母亲消极情绪表达与依恋焦虑、孤独感及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均显著正相关；父亲、母亲积极情绪表达与依恋回避、孤独感及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均显著负相关。依恋焦虑、依恋回避与孤独感、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均显著正相关，孤独感与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显著正相关。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
| 1父亲消极情绪表达 | 1 | ||||||||
| 2父亲积极情绪表达 | -0.03 | 1 | |||||||
| 3母亲消极情绪表达 | 0.70** | -0.04 | 1 | ||||||
| 4母亲积极情绪表达 | 0.01 | 0.78** | -0.10* | 1 | |||||
| 5孤独感 | 0.21** | -0.22** | 0.19** | -0.22** | 1 | ||||
| 6依恋焦虑 | 0.26** | -0.07 | 0.27** | -0.07 | 0.26** | 1 | |||
| 7依恋回避 | 0.04 | -0.20** | 0.07 | -0.27** | 0.35** | 0.04 | 1 | ||
| 8内化问题 | 0.22** | -0.22** | 0.25** | -0.24** | 0.58** | 0.47** | 0.27** | 1 | |
| 9外化问题 | 0.18** | -0.17** | 0.17** | -0.16** | 0.23** | 0.12** | 0.12** | 0.29** | 1 |
| M | 1.98 | 2.73 | 2.13 | 2.95 | 2.00 | 3.87 | 3.60 | 11.68 | 9.54 |
| SD | 0.76 | 0.91 | 0.71 | 0.86 | 0.76 | 1.01 | 1.00 | 6.70 | 7.64 |
| 注：*p < 0.05，**p < 0.01，*** p < 0.001，下同。 | |||||||||
采用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基于结构方程中介分析的检验程序检验亲子依恋、孤独感的中介效应，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对多重中介模型进行检验。第一步，检验父母情绪表达的直接效应，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良好，χ2 /df =2.76，RMSEA=0.047，NNFI=0.972，CFI=0.953，SRMR=0.041(父亲情绪表达)；χ2 /df =2.55，RMSEA=0.041，NNFI=0.981，CFI=0.971，SRMR=0.036(母亲情绪表达)，表明父母情绪表达均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具有直接效应。第二步，加入依恋焦虑、依恋回避和孤独感作为中介变量进行路径分析，考虑所有的单项路径关系得到的模型拟合指标为：χ2 /df =2.87；2.64，RMSEA=0.052；0.049，NNFI=0.97；0.97，CFI=0.98；0.98(父/母)。进一步考察发现两个模型中部分路径系数不显著，逐一剔除不显著的路径，结果显示模型拟合指数良好，模型如图 1和图 2。
|
| 图 1 父亲情绪表达_亲子依恋_孤独感_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中介作用示意图 χ2 /df =2.83，RMSEA=0.051，NNFI=0.971，CFI=0.972，SRMR=0.050 |
|
| 图 2 母亲情绪表达_亲子依恋_孤独感_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中介作用示意图 χ2 /df =2.65，RMSEA=0.049，NNFI=0.972，CFI=0.985，SRMR=0.048 |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父亲消极情绪表达对内化问题直接效应不显著，间接效应显著(0.21)；对外化问题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显著，间接效应(0.04)占总效应的19.05%。父亲积极情绪表达对内化问题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显著，间接效应(-0.12)占总效应的54.55%；对外化问题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显著，间接效应(-0.04)占总效应的17.39%。
类似地，母亲消极情绪表达对内化问题直接效应不显著，间接效应显著(0.19)；对外化问题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显著，间接效应(0.03)占总效应的17.65%。母亲积极情绪表达对内化问题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显著，间接效应(-0.11)占总效应的47.83%；对外化问题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显著，间接效应(-0.04)占总效应的16%。
各间接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各间接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见表 2和表 3。
| 路径 | 间接效应值 | Boot标准误 | Boot CI下限 | Boot CI上限 | 相对中介效应 |
| 父亲消极情绪表达-依恋焦虑-孤独感-内化问题 | 0.03 | 0.01 | 0.02 | 0.05 | 15.59% |
| 父亲消极情绪表达-孤独感-内化问题 | 0.07 | 0.03 | 0.02 | 0.12 | 31.29% |
| 父亲消极情绪表达-依恋焦虑-内化问题 | 0.11 | 0.02 | 0.07 | 0.16 | 53.12% |
| 父亲消极情绪表达-内化问题的总间接效应 | 0.21 | 0.03 | 0.15 | 0.28 | 100.00% |
| 父亲积极情绪表达-依恋回避-孤独感-内化问题 | -0.05 | 0.01 | -0.07 | -0.03 | 21.23% |
| 父亲积极情绪表达-孤独感-内化问题 | -0.07 | 0.02 | -0.11 | -0.03 | 31.57% |
| 父亲积极情绪表达-内化问题的总间接效应 | -0.12 | 0.02 | -0.16 | -0.07 | 52.80% |
| 父亲消极情绪表达-依恋焦虑-孤独感-外化问题 | 0.01 | 0.004 | 0.004 | 0.02 | 5.44% |
| 父亲消极情绪表达-孤独感-外化问题 | 0.02 | 0.01 | 0.01 | 0.04 | 10.92% |
| 父亲消极情绪表达-外化问题的总间接效应 | 0.03 | 0.01 | 0.01 | 0.06 | 16.36% |
| 父亲积极情绪表达-依恋回避-孤独感-外化问题 | -0.02 | 0.001 | -0.03 | -0.01 | 6.45% |
| 父亲积极情绪表达-孤独感-外化问题 | -0.02 | 0.01 | -0.04 | -0.01 | 9.60% |
| 父亲积极情绪表达-外化问题的总间接效应 | -0.04 | 0.01 | -0.06 | -0.02 | 16.05% |
| 路径 | 间接效应值 | Boot标准误 | Boot CI下限 | Boot CI上限 | 相对中介效应 |
| 母亲消极情绪表达-依恋焦虑-孤独感-内化问题 | 0.04 | 0.01 | 0.02 | 0.06 | 18.46% |
| 母亲消极情绪表达-孤独感-内化问题 | 0.04 | 0.02 | 0.01 | 0.09 | 22.47% |
| 母亲消极情绪表达-依恋焦虑-内化问题 | 0.11 | 0.02 | 0.08 | 0.16 | 59.07% |
| 母亲消极情绪表达-内化问题的总间接效应 | 0.19 | 0.03 | 0.13 | 0.26 | 100.00% |
| 母亲积极情绪表达-依恋回避-孤独感-内化问题 | -0.06 | 0.01 | -0.08 | -0.04 | 24.18% |
| 母亲积极情绪表达-孤独感-内化问题 | -0.05 | 0.02 | -0.09 | -0.01 | 23.03% |
| 母亲积极情绪表达-内化问题的总间接效应 | -0.11 | 0.02 | -0.15 | -0.07 | 47.21% |
| 母亲消极情绪表达-依恋焦虑-孤独感-外化问题 | 0.01 | 0.01 | 0.005 | 0.02 | 7.05% |
| 母亲消极情绪表达-孤独感-外化问题 | 0.02 | 0.01 | 0.001 | 0.03 | 8.58% |
| 母亲消极情绪表达-外化问题的总间接效应 | 0.03 | 0.01 | 0.01 | 0.05 | 15.63% |
| 母亲积极情绪表达-依恋回避-孤独感-外化问题 | -0.02 | 0.01 | -0.03 | -0.01 | 7.60% |
| 母亲积极情绪表达-孤独感-外化问题 | -0.02 | 0.01 | -0.04 | -0.003 | 7.24% |
| 母亲积极情绪表达-外化问题的总间接效应 | -0.04 | 0.01 | -0.07 | -0.02 | 14.84% |
| 注：Boot CI下限和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 |||||
进一步考察多重中介模型是否存在性别差异，针对男生、女生样本进行多组结构方程模型一致性检验。首先，使用Bootstrap法对男、女分样本进行间接效应模型检验，结果发现男、女生的模型拟合结果均可接受：χ2 /df = 2.06，2.23；RMSEA = 0.055，0.060；NNFI=0.961，0.963；CFI=0.971，0.975，结果表明可以进行男、女生组间比较。然后设定男、女两个分样本，模型1为未设限的基准模型，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设定结构模型部分的路径系数跨组等值，结果发现，多组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均良好, RMSEA < 0.060，与模型1相比，结构模型Δχ2/Δdf=0.51，p>0.05，结果表明整体上男生、女生两组在多重中介模型上没有显著差异。
4 讨论本研究发现，父母消极情绪表达与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均显著正相关，父母积极情绪表达与青少年内化、外化问题均显著负相关，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情绪社会化理论。在此基础上，中介效应分析发现，不安全依恋和孤独感在父母情绪表达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影响间起多重中介作用。父母消极情绪表达能够通过依恋焦虑和孤独感各自独立的中介作用影响内外化问题。同时不安全依恋和孤独感的链式中介作用表明，父母消极情绪表达容易造成青少年情绪不安全感，产生高依恋焦虑，形成孤独感。而父母积极情绪表达有利于降低青少年依恋回避水平，容易形成广泛、有效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减少孤独感(Shin & Sok, 2012)，进而减少内化和外化问题。并且，本研究发现孤独感是父母情绪表达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关系间一个较稳定的中介变量，这表明孤独感是家庭环境变量影响个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情感因素。
另外，与研究假设一致，父母消极、积极情绪表达、不安全依恋、孤独感和青少年内化问题、外化问题间的关系模式不尽相同，表现为父母消极情绪表达对内化、外化问题的作用路径不同，影响大小不同。父母消极情绪表达对外化问题既有直接效应又有间接效应，而在加入中介变量后，父母消极情绪表达只通过孤独感及依恋焦虑、孤独感的中介作用影响内化问题，即父母消极情绪表达既直接影响青少年对他人的攻击、违纪行为，也会通过影响青少年内部依恋工作模型，进而形成指向自身的情绪问题。在以往研究中也发现母亲的消极情绪对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具有不同的影响路径(Han & Shaffer, 2014)。父母消极情绪表达对内化、外化问题不同的影响模式，可能和内化、外化问题本身存在很大差异有关，研究指出内化问题更多地指向自身，个体通过抑郁、焦虑等症状表达内心痛苦；外化问题则通过指向外部环境和客体的不良行为来表达个体的愤怒与敌意(Martinez-Ferrer & Stattin, 2016)。而父母积极情绪表达对内化、外化问题作用路径相同，影响大小基本相同，表明父母经常性的积极情绪表达既能减少青少年自身的痛苦体验，也能降低他们对外部的敌意。父母情绪表达通过多个路径影响青少年的问题行为，表明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是复杂的。并且，研究发现父母消极、积极情绪表达影响青少年不同的依恋维度，这与以往研究一致。研究发现消极情绪面孔更容易吸引高依恋焦虑的个体，而积极情绪面孔更容易吸引高依恋回避的个体(Wood, Werner-Wilson, Parker, & Perry, 2012)。因此，父母消极情绪表达影响青少年关于自我的内部工作模式，降低了青少年的自我价值感，增加了青少年对与父母分离或者被父母抛弃的担心程度；而父母积极情绪表达影响青少年关于他人的内部工作模式，增加了青少年与父母的亲密程度及对他人的信任，促进人际交往。研究结果表明，亲子依恋是父母情绪表达影响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父亲、母亲情绪表达对亲子依恋的影响模式基本相同。
另外，研究发现，多重中介模型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这说明父母情绪表达、亲子依恋、孤独感体验的相对重要性对青少年男孩和女孩是类似的。虽然影响方式可能不同，但父母情绪表达、亲子关系质量对男孩和女孩的适应性发展具同等地位。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补充和改进。首先，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无法对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考察，未来可采用纵向研究考察变量间的双向关系和因果关系。其次，本研究采用青少年自我报告法，对父母情绪表达的测量是个体感知到的父母情绪表达，而非父母实际的情绪表达，未来研究可采用多主体评定法来全面理解父母情绪表达的作用。最后，本研究采取方便取样抽取初一、高一学生作为被试，样本代表性不够，在未来研究中需采用更加系统的抽样方式抽取初中、高中全部年级的学生作为被试，增强样本的代表性。
5 结论(1) 父母情绪表达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相关，父母消极情绪表达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显著正相关，父母积极情绪表达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显著负相关。
(2) 父母情绪表达也会通过不安全依恋和孤独感的多重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
(3) 本研究提示，在家庭中父母应多采用温暖、积极、支持的情感表达方式，与孩子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这将会减少青少年孤独感及问题行为的形成，促进青少年良好的社会适应与个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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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new R. (1992). 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Strain Theory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30(1), 47-87. DOI: 10.1111/crim.1992.30.issue-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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