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抑郁情绪是青少年群体中常见的情绪问题，其不良影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青春期是抑郁发生率剧烈上升的时期，青少年群体中抑郁症的检出率在20%~44%之间(罗伏生, 沈丹, 张珊明, 2009)，成为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大威胁(Bhatia & Bhatia, 2007)。父母是家庭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家庭各个子系统中对子女影响最大的因素(何茹, 于方舟, 2015)，对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时青少年正处于对家庭中父母关系觉察的敏感时期，父母关系好坏对子女心理健康发展起着直接影响(孔海燕, 2016)，尤其是婚姻冲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数据显示，中国夫妻的离婚率自2004年起已连续增长10年(何茹, 于方舟, 2015)，婚姻冲突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夫妻冲突是导致青少年情绪问题发生的关键因素，例如抑郁、焦虑和恐惧等(Fosco, Caruthers & Dishion, 2012; Brumariu, 2015; 杨阿丽, 方晓义, 2006; 刘湘玲, 王俊红, 2010)。因此，深入探讨父母婚姻冲突对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影响机制，有助于因父母婚姻不良而导致的青少年情绪问题，制定合理有效的干预对策和预防措施。

父母婚姻冲突(parental marital conflict)是指父母之间因为意见不一致或其他原因而产生的言语争执或身体攻击，往往通过冲突发生的频率、强度或冲突是否得到解决等特征来界定(夏天生, 刘君, 顾红磊, 董书亮, 2016)。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夫妻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冲突，但只有那些子女觉知到的冲突才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黄保红等, 2017)。彭厚鹏等人(2004)发现，子女长期暴露于父母冲突的家庭环境中，容易出现人格缺陷、心理功能不良、社会适应障碍、问题行为和各种心理疾病，而且子女若在幼儿时期便时常目睹父母冲突甚至婚姻破裂，则会大大增加其成年后抑郁、焦虑等心理症状的发生率(Bowen, Morgan, & Moore, et al., 2014)。研究表明，父母婚姻冲突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发生(刘海娇, 田录梅, 王姝琼, 张文新, 2011; Coln, Jordan & Mercer, 2013; De et al., 2015)。由此可见，父母婚姻冲突会对子女的不良情绪问题产生正面影响，但目前对于二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缺乏统一的结论(Gong & Paulson, 2017)。根据社会支持的动态效应模型(the dynamic effect model; Monroe & Steiner, 1986)，社会支持、心理压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复合关系，两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因此，本研究将引入心理韧性和社会支持因素综合探讨父母婚姻冲突对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影响机制。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日益兴起，研究者对个体积极心理特质和心理状态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同时各种保护性因素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牛更枫, 范翠英, 周宗奎, 田媛, 连帅磊, 2015)，如心理韧性。心理韧性(resilience)是个体在面临困难或逆境时仍能表现出良好的适应和积极应对的一种心理特质(Roeser & Eccles, 2017)。家庭环境是青少年成长发展至关重要的微环境，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起着巨大作用(雷榕, 锁媛, 李彩娜, 2011)。根据情绪安全感理论(emotional security theory, EST)，青少年正处于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情绪智力发展还不成熟，父母的冲突会使子女对夫妻关系产生不安全和不稳定的觉知(王明忠, 范翠英, 周宗奎, 陈武, 2014)，从而导致心理承受能力较低，出现社会适应困难等问题。研究也证实，父母婚姻冲突与青少年心理韧性呈显著负相关(黄保红, 周春燕, 李林, 黄海, 刘陈陵, 2017)。另外，心理韧性作为保护因子也可以有效减少个体产生自杀意念的倾向，并且与社会适应状况呈显著正相关(Khanlou & Wray, 2014)。有研究表明，心理韧性与抑郁呈显著的负相关(Reivich, Gillham, Chaplin, & Seligman, 2013; 王中会, 蔺秀云, 2014)，心理韧性较好的青少年其抑郁情绪水平较低(牛更枫, 范翠英, 周宗奎, 田媛, 连帅磊, 2015)。此外，父母冲突还可以通过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影响初中生的安全感(黄保红, 周春燕, 李林, 黄海, 刘陈陵, 2017)。由此可以推测，感知父母冲突越多的青少年，其心理韧性水平越低，进而越可能容易产生抑郁情绪问题。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心理韧性在父母婚姻冲突与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社会支持作为保护因子对个体心理品质的发展起促进作用(林静, 涂巍, 2015)。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是指被支持者所觉察到的来自重要他人或其他群体的尊重、关爱和帮助(郭雯婧, 边玉芳, 2013)。青少年接受社会支持的来源众多，例如父母支持、朋友支持、老师支持等。心理韧性动态模型(framework of resilience in action)认为，青少年各种心理需求的满足依赖于家庭、社会及同伴作为外部资源的支持，对其心理品质的养成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李海垒, 张文新, 2006)。关于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关系的相关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个体心理韧性水平的发展起积极作用(Sippel et al., 2015)。然而，社会支持水平不同的个体心理韧性水平高低存在明显差异：相比于低社会支持的青少年，高社会支持的个体心理韧性水平明显较高。例如，陈友庆和张瑞(2013)发现，留守初中生的心理韧性与父母支持、学校支持及亲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且父母与学校支持越多留守青少年的心理韧性得分越高。同时，在一项关于大学生群体的研究中发现，大学生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其心理韧性水平越强(桑利杰, 陈光旭, 朱建军, 2016)。前文指出，父母婚姻冲突负向影响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那么可以推测获得较高社会支持的青少年心理韧性水平可能相比低社会支持的个体更强，心理韧性水平受到父母婚姻冲突的负面影响也更小。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社会支持在父母婚姻冲突对青少年心理韧性影响的路径上起缓冲作用。

另外，社会支持还能够有效减少青少年不良情绪问题的发生率。事实证明，无论是领悟社会支持还是实际社会支持都能够显著减少青少年的抑郁情绪(Davidson & Adams, 2013)。Cohen和Wills(1985)提出的社会支持缓冲器模型(the buffering effect model)指出，社会支持可以在不良生活事件对个体心理健康的负面冲击下起到缓冲作用，从而减少情绪症状的发生。研究表明，家庭环境中父母的支持和校园环境中同伴的支持这两种支持均与青少年抑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田录梅, 陈光辉, 王姝琼, 刘海娇, 张文新, 2012)，Yu等人(2016)发现教师自主支持能显著减少青少年的抑郁情绪。而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不同的个体，患抑郁的可能性也大有不同。例如，缺乏朋友支持会增加青少年抑郁的风险(Frison & Eggermont, 2015)，拥有高质量友谊的青少年会出现更少的问题行为(Kiuru et al., 2010)和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Biggs, Bridget, Eric, & Yelena, 2012; Roeser & Eccles, 2017)。前文已经提到，心理韧性与抑郁二者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可以推测获得较低社会支持的青少年相比于高社会支持的青少年可能更容易受到父母婚姻冲突导致较低心理韧性的不利影响，从而容易出现抑郁情绪。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社会支持在心理韧性对抑郁情绪影响这一条路径上起调节作用。最后，社会支持是否可以直接调节父母婚姻冲突对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影响也值得关注与探索。因此，我们提出探索性假设4：社会支持也调节父母婚姻冲突对青少年抑郁情绪的直接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 1)，对父母婚姻冲突与青少年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作更深入的探讨。具体包括：第一，考察父母婚姻冲突对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影响以及心理韧性在二者之间是否起中介作用；第二，考察社会支持是否调节了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后半路径和直接路径，从而为青少年不良情绪的干预问题提供实证支持和理论指导。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被试，根据浙江省各地市人均GDP等综合发展指标，选取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比较靠前的(宁波市)和相对落后的(象山县)地区的两所初级中学作为本次调查的总体，每个地区各抽一所重点中学和一所普通中学的学生作为样本。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37份，有效率为89.5%。其中男生275人，女生262人；年龄在13~16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4.02岁(SD=1.18)。初一190人(35.4%)、初二154人(28.7%)、初三193人(35.9%)；城镇户口188人，农村户口349人。

2.2 测量工具 2.2.1 父母婚姻冲突

采用池丽萍和辛自强(2003)修订的婚姻冲突儿童知觉量表(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CPIC)。以往研究者(苏萍, 张卫等, 2017; 黄保红, 周春燕, 李林, 黄海, 刘陈陵, 2017)一般使用冲突频率、冲突强度和冲突解决三个维度来测量初中生对父母婚姻冲突的觉知，并且该量表在国内外研究中拥有良好信效度(马梅芬, 朱蕾, 杨小钧, 王振宏, 2017)。本研究同样选取上述三个维度，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代表“非常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总体得分越高表示父母冲突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

2.2.2 抑郁情绪

根据流调中心采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 Self-Report Depression Scale)改编，共计20道题，单因子。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1代表“没有或几乎没有”，4代表“几乎一直有”，总体得分越高表示抑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

2.2.3 心理韧性

采用胡月琴和甘怡群(2008)编制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Resilience Scale for Chinese Adolescents)，原问卷共计27道题目，包括目标专注(如我的生活有明确目标)、情绪控制(如失败总能让我感到气馁)、积极认知(如我认为逆境对人有积极作用)、家庭支持(如父母很尊重我的意见)和人际协助(如我有困难时会主动找别人倾诉)五个子维度。由于支持力维度与社会支持量表的题目存在部分重叠，因此本研究只选择其中个人力维度的相关题目。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总体得分越高表示心理韧性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

2.2.4 社会支持

采用由Zimet等人(1988)编制、姜乾金(2001)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由于本研究的施测对象为青少年，故将原量表中“领导、亲戚、同事”修改为“老师、父母、朋友”，分为“老师支持”、“父母支持”和“朋友支持”三个维度，共计12道题。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表示“不同意”，5表示“同意”。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良好：χ²/df= 3.84, CFI = 0.95, NFI = 0.93, GFI = 0.94, RMSEA = 0.07，项目的因子载荷在0.56~0.83之间，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总体得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2.3 研究程序

在征得学校领导和学生本人的知情同意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主试为经过培训的研究生，由主试讲解指导语，在学生理解答题要求之后，开始进行独立作答，完成全部施测大约需要20分钟时间，所有问卷当场回收。

2.4 分析思路

使用SPSS 20.0和PROCESS等统计软件，采用逐步分析法进行数据分析。在参数检验中，若总体的正态分布和方差齐性等前提没有被满足，犯Ⅰ类和Ⅱ类错误的可能性将会增加。按照Erceg-Hurn和Mirosevich(2008)的建议，采用Bootstrap法检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通过对原样本进行有放回的随机抽样来重新构造样本分布，因此不必假设样本服从某种分布。本研究共构造1000个样本，每个样本容量均为537人，由此可获得参数估计的标准误及置信区间, 其中，若置信区间不包括零则表示统计结果具有显著性。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由于本研究是采用被试自我报告法收集的数据资料，因此所得结果可能会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根据周浩和龙立荣(2004)的建议，在程序测试过程中加以控制，例如采用被试匿名的方式、部分题目反向计分等，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未旋转和旋转后得到的27个因子特征根都大于1，未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6.60%，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6.03%，都远小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矩阵

如表 1所示，父母婚姻冲突与抑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与心理韧性呈显著负相关，且心理韧性与抑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与抑郁情绪、父母婚姻冲突均呈显著负相关。研究变量两两之间相关性显著，符合调节效应的检验条件(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2006)，接下来可以继续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检验。

3.3 父母婚姻冲突与抑郁情绪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在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后，发现所有预测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低于1，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建议，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需要对三个回归方程的参数进行检验：(1)方程1估计调节变量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2)方程2估计调节变量对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3)方程3估计调节变量对中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自变量对因变量残余效应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2。如表 2所示，方程1中父母婚姻冲突正向预测抑郁情绪，父母婚姻冲突与社会支持的交互项对抑郁情绪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说明社会支持在父母婚姻冲突对青少年抑郁情绪影响过程中不起调节作用。方程2和方程3中，父母婚姻冲突与社会支持的交互项对心理韧性的预测效应显著，且心理韧性对抑郁情绪的主效应显著。与此同时，父母婚姻冲突对心理韧性的主效应显著，且心理韧性与社会支持的交互项对抑郁的预测作用显著。这表明，父母婚姻冲突、心理韧性、社会支持、抑郁情绪四者之间构成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心理韧性在父母冲突与抑郁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社会支持在模型的前半路径和后半路径上均起调节作用。

为了更好地解释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将社会支持按照正负一个标准差分成高、低两组，采用简单斜率检验考察社会支持在父母婚姻冲突对心理韧性、心理韧性对抑郁情绪中的影响，具体的调节效应如图 2和图 3所示。图 2表明，当社会支持较低时，父母婚姻冲突对心理韧性负向预测作用显著(Bsimple =-0.29, t=-2.78, p < 0.01)；当社会支持较高时，父母冲突对心理韧性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减缓(Bsimple =-0.11, t=-7.79, p < 0.001)；图 3表明，当社会支持较低时，心理韧性对抑郁情绪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Bsimple =-0, 36, t=-8.91, p < 0.001)；当社会支持较高时，心理韧性对抑郁情绪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减缓(Bsimple =-0.27, t=-8.01, p < 0.001)。

4 讨论 4.1 父母婚姻冲突、心理韧性、社会支持与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父母婚姻冲突与心理韧性呈显著负相关，与青少年抑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同时心理韧性与青少年抑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了家庭环境中父母的婚姻冲突可能会导致心理韧性水平降低以及抑郁情绪的出现，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黄保红等, 2017; 肖雪, 刘丽莎, 徐良苑, 李燕芳, 2017)。根据情绪安全感理论(emotional security theory, EST)，青少年的情绪安全不断受到父母婚姻冲突所带来的冲击，会对类似的压力情境产生泛化而导致情绪失调，久而久之就可能使青少年产生抑郁情绪。而心理韧性作为一种保护性因素能够预防和缓解青少年的抑郁情绪(牛更枫等, 2015)，我们认为心理韧性水平较低的青少年缺乏应对不良环境和困难的策略，同时也无法很好地调节消极情绪，从而导致情绪问题的出现。本研究还发现，社会支持与青少年抑郁呈显著负相关，与以往的研究相一致(张凡, 王佳宁, 金童林, 2017)。青少年如果越善于利用社会支持，其在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后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信心就越强，进而有助于青少年应对外界压力并抵御不良的情绪行为问题(余丽, 梁洁, 2017)，即高社会支持会有助于缓解青少年的抑郁情绪。相反，低社会支持的青少年更容易采取消极情绪调节策略，感觉到无力应对外界压力，从而增加抑郁情绪发生的可能性(张凡等, 2017)。

4.2 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心理韧性在父母婚姻冲突对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父母婚姻冲突既可以直接影响青少年抑郁情绪，也可以通过心理韧性的间接作用影响其抑郁情绪。一方面，根据溢出假说(Osnat & Bonnie, 1995), 家庭环境中父母的婚姻冲突会引发消极的情绪，从而可能导致家长以更为严格的纪律去管束子女，从而使这些青少年感受到较少家庭温暖、父母回应和支持，长期下去会使子女变得胆怯、懦弱甚至无助，导致青少年对外界压力的承受力降低。另一方面，感知父母冲突可能还会影响初中生对家庭和外界的积极认知(黄保红等, 2017)，面对父母之间的冲突，初中生可能会产生无助及绝望感，进而对家庭和外界形成消极表征，影响其情绪调节能力，严重者甚至产生抑郁情绪(陈武, 周宗奎, 王明忠, 2013)和社交焦虑(宁嘉鹏, 朱亚莉, 杨勇, 郭双, 2015)等症状。此外，本研究还间接证实了家庭氛围对初中生心理韧性水平的发展起着重要影响。良好的家庭氛围充满着温暖、关爱和支持，与青少年心理韧性呈显著正相关(罗小芳, 王强, 齐娜娜, 2014)，从侧面也说明了父母关系质量与青少年心理品质发展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结果还发现，心理韧性作为保护性因素与青少年抑郁情绪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即心理韧性水平越强，抑郁情绪发生的可能性越小。这说明心理韧性水平高的个体在面对生活压力和不良情境时可能会及时调用自身心理资源(如自控力、乐观主义等)，依靠积极心态来面对负性事件，以此降低抑郁的发生风险(郑裕鸿, 范方, 喻承甫, 罗廷琛, 2011)。所以，提高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可以有效减少初中生群体抑郁发生的可能性，对青少年其他的情绪障碍也可以起到同样有效的缓解作用。

4.3 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调节了父母婚姻冲突通过心理韧性影响青少年抑郁情绪的中介过程，具体的调节作用发生在中介链条的前半段和后半段，即“父母婚姻冲突与心理韧性之间的关系”和“心理韧性与青少年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均受到社会支持的调节。

一方面，相对于高社会支持的初中生，低社会支持的个体心理韧性受父母婚姻冲突的冲击更为显著。由于缺乏必要的心理社会资源，个体心理韧性水平得不到有效保障和提升，进而容易受到应激事件的影响变得心理脆弱，抗压能力较弱(王文超, 周宵, 伍新春, 曾旻, 田雨馨, 2018)。同时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指出，无论个体是否处于负性情境中，只要增加社会支持，对个体良好心理品质和行为的发展都是有益的(Higgins & Kruglanski, 1996)。我们认为高社会支持可能会使青少年感觉自己被他人和群体所接纳，利于个体树立良好的形象，提高自我效能感，纵使面对应激事件也不会对心理韧性直接产生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相对于高社会支持的青少年，低社会支持的个体心理韧性对抑郁情绪的负向预测效果更为明显。原因可能是社会支持水平较低的个体会认为自己社会能力不足，导致自我评价和自我效能感降低, 从而感受到更多的抑郁情绪(Larson & Yao, 2016)。而对于高社会支持的个体而言，随着心理韧性水平的降低，其抑郁情绪的得分上升较为缓慢。这说明社会支持可以缓解个体心理因素对情绪问题的直接影响，即使心理韧性水平不高也不会对个体的抑郁情绪造成直接影响，研究结论支持了社会支持缓冲器模型和主效应模型。因此，我们建议家庭、学校及社会应当多给予青少年帮助和支持，从而促进他们提高心理韧性的水平，更好的面对困难和挫折，减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发生。

4.4 研究意义和展望

本研究探讨了父母婚姻冲突、心理韧性和社会支持三者共同对青少年抑郁情绪所产生的作用，这不仅丰富了以往有关青少年抑郁的研究，为预防和干预青少年抑郁情绪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也支持和发展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进一步表明了环境和个体间复杂的交互关系及其对个体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从实践角度看，为降低不良情绪对青少年造成的影响，家庭、学校、社会方面都应该有意识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给予足够重视，为他们提供较多的社会支持，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团体辅导、夏令营活动等)增加其获得社会支持的机会，促使他们在面临负性事件或消极情绪时采用积极的应对策略。此外，还可以开设心理健康培训课程，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增强心理韧性，更好的应对学习和生活上的挫折和困难。

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采用被试主观报告法，数据可靠性有待于进一步考察。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在实验室环境下对被试进行测试，控制无关变量后得到的数据信度和效度可能更高；第二，本研究把社会支持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分析，没有分别讨论父母、同伴和教师支持各自的贡献值。在之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分别对三种不同社会支持进行剖析，找出对青少年抑郁情绪帮助最大的群体；第三，横断研究方法无法对变量间关系做出因果判断。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纵向追踪研究设计，以便更有效的解释父母婚姻冲突对青少年抑郁情绪影响的实质。

5 结论

本研究获得如下主要结论：

(1) 父母婚姻冲突与青少年抑郁情绪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与心理韧性和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

(2) 心理韧性在父母婚姻冲突与青少年抑郁情绪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3) 社会支持在“父母婚姻冲突→心理韧性”和“心理韧性→抑郁情绪”两条路径上均起调节作用，即社会支持作为保护因子可以有效的缓解父母婚姻冲突对心理韧性的冲击，并且可以增强青少年的心理韧性从而减少其抑郁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