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世界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如何引导老年人更好地老龄化及如何让老年人高质量地度过晚年生活，学界也对此进行了广泛探讨。因此，“成功老化(successful aging)”一经提出就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它以一个全新的积极视角，传达出即使步入老年也能获得成功的信念，并促使更多研究者和老年人关注老年期的成长和发展，而非传统的衰退和丧失。在此背景下，研究者们不断探讨“成功老化”的概念内涵和评估标准，并对成功老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 成功老化的内涵 1.1 概念变迁

“成功老化”由Havighurst(1961, 1963)首次提出，指老年人具有内在幸福感并满意自己目前和过去的生活，能抵抗传统老化带来的衰退，它体现了个体的适应性。Ryff (1989)指出，成功老化不仅要强调生活满意度，还应明确老年期的成长和进步。Guralnik和Kaplan (1989)及Strawbridge, Cohen, Shema和Kaplan (1996)强调了躯体健康的维持，von Faber等人(2001)又加入心理和社会功能的维度。Rowe和Kahn(1987, 1997)对成功老化的定义受到的关注最多且极大促进了该领域的研究。他们区分了常规老化(usual aging, 非病理性但有高患病风险的个体)和成功老化(低患病风险且高功能的个体)，并形成了成功老化的“三因素模型”：(a)没有患病且无患病的高危因素，(b)保持身体和认知的高功能水平，(c)拥有良好的社会参与度(包括人际关系和生产性活动)。Rowe和Kahn认为遗传的作用随增龄降低，生活方式在老年期的作用日益凸显，老年人可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调整自身生活方式实现成功老化。

1.2 评估标准

对成功老化的研究使人们相信，除了衰退，老化也意味着成长和成功。但几十年来，成功老化仍未形成被一致接受的评估标准，这也成为该领域研究最大的挑战。Depp和Jeste (2006)综述的28篇研究共包含29个成功老化定义(其中一篇提出2个定义)。这些研究中，成功老化的比例差异极大(0.4%到95%不等，平均35.8%)。这些定义成分多样，其中26个包含无疾病或身体功能良好，13个包含认知功能，8个包含社会和生产性功能，9个包含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Cosco, Prina, Perales, Stephan和Brayne (2014)综述的84篇研究共包含105个操作性定义，其中92.4%包含生理维度(身体功能)，49.5%包含社会参与维度(参与志愿工作)，48.6%包含幸福感维度(生活满意度)。可看出不同研究对成功老化应包含的维度持不同看法，在诸多研究中生理维度(身体功能)受到的关注度最高。

不同研究对成功老化内涵维度所持的看法不一，也就决定了在评估时所采用的测量工具和划分标准会有所不同。对已有研究初步梳理发现，一部分研究采用标准参照的方式，根据老年人是否达到某个或某几个特定标准进行评估(Almeida, Norman, Hankey, Jamrozik, & Flicker, 2006; Pruchno, Wilsongenderson, Rose, & Cartwright, 2010)。例如，无残疾、无一系列重大疾病(关节炎、高血压、心脏病、癌症等)；保持较高的身体功能水平(步行0.25英里、上10个台阶、站立2小时、弯腰等无困难)；很少经历疼痛；日常活动(洗澡、穿衣、购物、做家务等)无困难；MMSE(简易智力状况检查)得分大于24分；每个月接触3个及以上朋友或亲人。另一部分研究采用常模参照的方式，筛选出表现最优的群体评估为成功老化群体(Newman et al., 2003; von Faber et al., 2001)。例如，Li等人(2014)使用健康调查简表(SF-36 Health Survey)的八个维度测量903名台湾老人的成功老化，将所有分数都转换成0~100分后，汇总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大维度，将两大维度得分均在前三分之一的老年人评估为成功老化老年人。同时有少部分研究采用标准参照和常模参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估。如Britton, Shipley, Singh-Manoux和Marmot (2008)将没有重大疾病(标准参照)且身体功能(SF-36身体健康维度)和认知表现(AH4-Ⅰ认知测试)分数在5963人样本中前三分之一(常模参照)的老年人评估为成功老化老年人。目前大部分研究对其所设定的评估标准阐述不多或不清晰，在未来的成功老化研究中需要进一步规范化。

1.3 中国文化下的成功老化模型

成功老化自提出至今，从聚焦生活满意度到关注老年期的成长与发展，从聚焦生理健康到兼顾心理社会维度，其概念内涵在变迁中不断发展。但迄今为止，成功老化仍未形成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标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间的可比性和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Rowe和Kahn(1987, 1997)的“三因素模型”提出后，掀起了成功老化研究的热潮，以该模型为基础发表的文章多达几千篇(Rowe & Kahn, 2015)。可见，该模型在成功老化领域无疑是影响力最大且应用最广泛的评价模型之一。但该模型并非完美且是在美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提出的，要在中国考虑“成功老化”还需要结合中国文化背景有针对性地进行深入思考。

第一，生理健康维度。以往大部分研究都关注老年人是否满足生理方面的标准(Cosco et al., 2014; Depp & Jeste, 2006)。没有患病且无患病的高危因素，的确是老年人向往的状态。但随年龄增长，很少有老年人能完全避免疾病或伤残，该标准由此显得相对严苛(Depp, Vahia, & Jeste, 2010)。另外，不同研究采用的疾病列表也有所不同。不同疾病或伤残(如癌症和关节炎)对老年人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即使罹患同一种疾病，对不同老年人的影响程度也是有差异的。因此，对老年人生活影响不大的疾病在评估时所占权重应考虑有所降低，对老年人生理健康的评估应聚焦在重大生理疾病(如癌症、心脏病、中风等)上，并关注这些疾病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程度。同时，身体功能是生理健康状况的重要体现(Cosco et al., 2014)。只有保持较好的身体功能，如可正常步行、弯腰、上楼梯、打扫卫生等，才能保证老年人有能力独立生活。因此，要更全面地评估老年人的生理健康，不仅要关注老年人是否罹患各重大生理疾病及所遭受的影响，还应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功能。

第二，心理功能维度。保持较高的认知功能，可让老年人得以独立甚至高效地完成各项日常活动。Rowe和Kahn(1987, 1997)将“保持身体和认知的高功能水平”看作个体进行各项活动的潜力。但有研究指出，以往研究过多强调了身体功能/残疾，对认知和情绪的关注度不足(Depp et al., 2010)。尤其是情绪健康，在“三因素模型”中并未被单独提出。最近，Rowe和Kahn(2015)将先前表述修改为“保持身体和心理的高功能水平”。可能研究者关注到了除认知功能以外的其他心理功能，但情绪健康仍未被正式提出。中国城市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及差者达14.4% (李娟，吴振云，韩布新，2009)，抑郁、焦虑和孤独感是中国老年人最常见的情绪问题(郭平，陈刚，2009；聂晓璐等，2013; 唐丹，王大华，2014)。而出现各类情绪问题或情绪障碍，可能会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在认知功能(如基本心理能力、加工速度、工作记忆、执行功能等)的基础上，建议纳入对情绪健康(如焦虑、抑郁、孤独感、积极消极情绪等)的评估，以更好评估老年人的心理功能。

第三，社会参与维度。社会参与包括人际关系(与他人接触、交换信息、情感支持、直接帮助等)和生产性活动(付薪劳动或志愿活动)(Rowe & Kahn, 1987, 1997)。根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老年人整体社交网络随龄缩小，但其与家庭成员及亲密朋友的社会交往基本保持稳定(Wrzus, Hanel, Wagner, & Neyer, 2013)，也更加在意与这些重要他人建立的联系(English & Carstensen, 2014)。且在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下，中国对人际关系的强调远远大于美国等个人主义国家。值得关注的是，家庭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核心人际关系，家庭人际关系在老年人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也成为了中国老年心理研究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彭华茂，2017)。根据老年人自身发展特点及中国文化特点，对老年人人际关系的评估，不仅应包含一般人际交往，还应关注老年人的亲密社会关系(close social relationship)。“社会参与”另一方面表现为参加付薪劳动或志愿活动，这与西方国家期待老年人继续工作为社会做贡献有关(Rowe & Kahn, 2015)。但在中国，老年人退休后继续从事职业工作的现象并不普遍，更多老年人会选择协助抚养孙辈、照料配偶甚至更年长的父母等。这同样体现了老年人的价值，也是对社会做贡献的一种形式。Ng, Cheung, Chong, Woo, Kwan, & Lai(2011)测查中国文化下的成功老化时，也建议将照料家人纳入“社会参与”这一维度中。除此之外，中国的社区常组织集体活动，老年人也常自发组织各类文娱活动，还有部分老年人(如老党员)会参与社会志愿活动，这些不同形式的活动都体现了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因此，“社会参与”的内涵在中国文化下应有所调整。人际关系评估应在一般人际关系基础上，重点关注老年人的亲密社会关系；社会活动评估应着眼于老年人参与家庭照料、社区及自发组织活动、志愿活动等形式的活动情况。

第四，生活满意度维度。以往研究大多只关注老年人是否符合客观的评估标准，而没有关注老年人的感受和想法(Martinson & Berridge, 2014)。Cosco等人(2014)也指出，单纯使用生物生理指标测量成功老化是不完整且有误导性的，只有兼顾社会参与、生活满意度等心理社会指标，才能对老年人做出更全面的评价。同时，对“成功老化”这一概念追本溯源发现，“成功老化”在提出之初强调的是老年人具有内在幸福感并满意自己目前和过去的生活(Havighurst, 1961, 1963)。因此，建议纳入对生活满意度的测量，考虑老年人对自身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以更有说服力地衡量老年人的生命质量。

综上所述，要全方位评估老年人是否达到成功老化，需要同时关注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心理功能、社会参与及生活满意度。以往研究大都建立在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基础上(Ng et al., 2011)，缺乏从不同文化视角建构的成功老化模型，跨文化研究还不足(Martinson & Berridge, 2014)。本文系统分析了老年人的年龄发展规律，并结合中国社会文化特色，对“三因素模型”进行修改和完善，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化下的成功老化四维度模型，如图 1所示。

2 成功老化的影响因素

尽管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但已有诸多研究者通过探究影响因素以了解、预测并干预成功老化。Katz和Calasanti (2014)指出，Rowe和Kahn不仅强调了老化的成功与失败，更强调了个体对此的责任，似乎只要老年人改变自己不良的生活方式就能成功老化，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和机会的分化等客观因素也会影响个体的选择。因此，为了既考虑不同客观因素对成功老化的影响，又有力强调老年人对成功老化的主观能动性，本文根据是否可由老年人能动地控制或显著地改变，将影响因素分为被动因素和主动因素。

2.1 被动因素

被动因素指老年人即使付出个人努力也难以有效控制或改变的因素。它往往和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早期经历、社会互动环境及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息息相关。

人口学特征  几种典型的人口学特征都显示与成功老化有密切联系。研究表明，男性、白种人、已婚、年龄相对较小、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老年人更有可能成功老化(Britton et al., 2008; Li et al., 2006; Newman et al., 2003)。收入水平较高的老年人更有可能成功老化(Wagnild, 2003)，中年期社会经济地位即可预测成功老化(Britton et al., 2008)。可见，人口学因素对个体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老年人往往很难改变这些因素，外界也很难据此干预或优化老年人的生活。

早期经历  老年人的身心状况可能会受到早期遗留问题的影响。Stowe和Cooney (2014)认为应从生命全程视角看待成功老化，而非仅仅关注老年期这一阶段。例如，儿童期心理健康问题会影响成年后的工作和收入(Goodman, Joyce, & Smith, 2011)；不良的童年生活环境会降低个体成功老化的可能性(Brandt, Deindl, & Hank, 2012)；早期经历(如被拘禁)和不良生活习惯都会对老年期的身心健康造成威胁，进而降低成功老化的可能性(Britton et al., 2008; Pruchno et al., 2010)。可见，生命后期的质量并不完全掌握在现在手中，研究者必须充分考虑早期经历对老年人的不良影响。

社会互动环境  社会互动取决于双方甚至多方的参与，这决定了其具有一定的被动性。整体而言，社会互动环境越好越有助于老年人实现成功老化。获得越多社会支持(Parslow, Lewis, & Nay, 2011)和工作支持(Britton et al., 2008)、同家人朋友住在一起(Cheung & Lau, 2015)的老年人越倾向于成功老化。相反，若老年人在参与社会活动时遇到障碍，会给老化带来负面影响(Cheung & Lau, 2015)。老年人社会活动场所的数量和密度也会通过影响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间接影响其成功老化(Cannuscio, Block, & Kawachi, 2003)。创设良好的社会互动环境能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但这远非依靠老年人一己之力就能完成，它需要家庭、朋友、社区，甚至整个社会的支持和配合。

社会历史文化环境  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如老化歧视、老化刻板印象、公共健康问题、医疗水平等)是老年人生活的大背景，会对其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Martinson & Berridge, 2014)。老化刻板印象在社会历史环境中产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老年人。如持消极老化刻板印象的老年人，患心脑血管疾病的比例比持积极老化刻板印象的老年人更高(Levy, Zonderman, Slade, & Ferrucci, 2009)。1998年到2004年间，美国成功老化比例明显降低，而公共健康问题(如肥胖症及与之相关的疾病)被认为可能是原因之一(Mclaughlin, Connell, Heeringa, Li, & Roberts, 2010)。另外，老年人可享受的医疗服务也存在地区和个体差异，同样会对老年人的健康及老化过程产生影响(Katz & Calasanti, 2014)。

个体的人口学背景及早期经历无法更改，自身所处的社会互动环境同样较难改变，依赖个人努力去影响整个社会环境更是困难。作为老年人生活的背景，被动因素全面而持久地影响着老年人。因此，社会应用更宽容、更积极的态度对待处于不利条件下的老年人。在政策制定和养老服务上，根据不同类型老年人的实际情况提供更精准的养老促进，让更多老年人有机会成功老化。尽管被动因素客观存在，但其所造成的影响不应是决定性的。部分被动因素可通过长期的调整逐渐改变，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如Pruchno等人(2010)发现，当前的健康行为可以弥补早年负性事件对成功老化的影响，这同时也凸显了主动因素在成功老化中的作用。

2.2 主动因素

主动因素指老年人可通过个人努力有效控制或改变的因素，强调老年人对成功老化的主观能动性。这与Rowe和Kahn“三因素模型”的核心论点不谋而合，即老年人可发挥个体能动性改善和调整自身状态，达到成功老化。目前研究主要从生活方式和习惯、认知活动与训练以及老化态度这三方面探究主动因素对老年人老化的影响。

生活方式和习惯  老年人可通过改善生活方式和习惯提升生理健康水平，进而促进成功老化。诸多研究发现，适当的锻炼和活动有助于老年人维持良好的身体机能(Britton et al., 2008; Liffiton, Horton, Baker, & Weir, 2012; Muth, 2010; 王婷，陈彤，2009)，还可降低老年人患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Deslandes et al., 2009)。相反，久坐时间长不利于成功老化(Dogra & Stathokostas, 2012)。Chodzko-Zajko, Schwingel和Park (2008)指出，身体锻炼对老年人生理(如调节血糖)、心理(如降低焦虑)、社会(如结交朋友)都具有短期及长期益处。此外，健康的生活方式，如较少吸烟、注意饮食、控制酒精摄入等也能改善生理健康状况(Britton et al., 2008; Newman et al., 2003)。老年人可结合自身情况适度锻炼，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从生理健康层面把握主动性，促进成功老化。

认知活动与训练  阅读书籍报刊、进行游戏娱乐、参与认知活动等都能带来更好的认知表现(Baer, Tabri, Blair, Bye, Li, & Pushkar 2012; Vaughan, Erickson, Espeland, Smith, Tindle, & Rapp 2014)。控制人口学变量后，认知活动的频率和强度仍与认知功能显著相关(Wilson et al., 1999)。追踪研究显示，退休前相对复杂的工作和退休后的日常休闲认知活动(如阅读和下棋)都能对老年人的认知老化做出补偿，使老年人在言语能力、工作记忆、加工速度上都表现更好(Andel, Finkel, & Pedersen, 2015)。此外，视频游戏训练也能维持和改善老年人的认知功能(耿协鑫，周宗奎，魏华，牛更枫，2014)；专门为老年人制作的视频游戏能提高其认知控制能力(Anguera et al., 2013)。这可能是因为视频游戏综合了如短时记忆、注意、空间知觉等认知加工内容，游戏中的丰富刺激对多种认知能力都起到了积极作用(Spence & Feng, 2010; 耿协鑫等，2014)。因此，多参与日常认知活动和游戏训练能帮助老年人延缓认知衰退，增加老年人生活的独立性。当老年人对自我的认知能力有一定掌控感时，也可能会有更强的意愿去积极锻炼、参与社会活动，从而增加成功老化的可能性。

老化态度  老年人如何看待衰老，其态度也会影响老化过程本身。Bellingtier和Neupert (2016)发现，对老化持积极态度能帮助老年人更好地应对生活压力，而对老化持消极态度是导致认知能力下降的危险因素(Siebert, Wahl, & Schroder 2016)。Gasiorek, Fowler和Giles (2015)采用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发现，面对老化“参与(engaged)”的个体比“脱离(disengaged)”的个体报告的积极情绪更多、消极情绪更少，在老化体验上也更好。还有研究发现，老年人对生活所持的乐观态度能预测其成功老化(Cheung & Lau, 2015)。持积极老化态度的老年人可能会更乐于参与生活、养成良好习惯、积极从事认知活动。因此，老化态度可能会整体影响老年人的老化状态。

主动因素是老年人主动行为的体现，对主动因素的探究能够明确老年人为成功老化而努力的方向。但单纯讨论被动或主动因素都只会片面地、教条地看待老化过程，只有综合考虑两方面因素才能充分理解不同老年人所处的客观环境，并发挥老年人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其成功老化。

3 未来研究方向与展望

成功老化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定义标准，这无疑限制了研究的开展和结果的推广。以往研究大都建立在西方国家基础上，基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提出的成功老化评估模型还几乎没有，本文尝试性地在遵循老年人年龄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从中国文化视角提出了基于生理健康、心理功能、社会参与和生活满意度的四维度成功老化模型。希望该模型提出后，能更全面地评估中国老年人的老化状态，也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中国的研究者关注成功老化本土化评估的问题。另外，以往研究大多采取客观测量的方式对老年人进行评价，既缺乏对老年人主观体验的测量，也突显了以往研究评估方式单一性的问题。未来可将客观评估与主观自评有机结合，以真实全面地反映老年人的老化状态。

面对纷繁复杂的影响因素，开展系统化的深入探究将是大势所趋。第一，探究人口学因素对成功老化的影响机制。Rowe和Kahn主张老年人的衰退和功能丧失大部分都可通过个体行为去修改和调整，实则过分强调了个体对老化的责任。客观存在的人口学因素可能会通过社会不平等(性别、种族、受教育机会、收入的不平等)直接影响老年人的情绪健康和认知功能，也可能通过影响老年人社会资源(如医疗服务)的可得性而影响其生理健康，最终影响其成功老化。以往研究大都还停留在简单描述不同人口学特征老年人的成功老化比例上，未来可着眼于深入探究这些人口学因素是如何影响成功老化的。

第二，采取生命全程观，从纵向视角探究生命早期经历及当前行为对成功老化的影响。以往成功老化研究大多采用静态视角，只关注老年期的作用，忽略了生命早期经历对个体产生的长远影响(Goodman et al., 2011; Brandt et al., 2012)。Stowe和Cooney (2014)倡导从生命全程视角看待成功老化。未来不仅可探究早年生活经历、生活习惯等对成功老化的影响，还可探究老年人现阶段的生活方式、认知活动训练等对老化所起的改善作用。这将不仅让人们对现阶段的老年人更加包容，也将对如今年轻人的生活产生指导意义，有助于增加年轻一代未来成功老化的可能性，让整个社会在未来享受到更多的长寿红利，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第三，基于生态系统理论，从横向视角探究老年人嵌套的家庭、社区及整个社会的影响作用。以往大多数研究只关注老年人自身，没有将其放入整个社会环境中。从生态系统理论出发，老年人的老化不仅会受到自身的影响，还会受到其家庭环境(家庭经济状况、子女孝顺程度等)，社区发展程度(硬件设施、社区活动情况等)，整个社会的经济科技发展状况、医疗卫生条件、老化歧视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的发展是嵌套在整个社会发展的洪流中的，未来可尝试构建围绕老年人为核心的家庭、社区及社会的多层系统影响模型。

第四，倡导积极老化以促进成功老化。成功老化是一种最优的老化状态，其具有一定的导向性，能够引领老年人更好地老化。但其标准较高使得成功老化人数比例相对较少。同时，成功老化概念中暗含的“成功”与“失败”存在标签化问题，可能不利于人们形成积极的老化态度及应对老化的健康方式，甚至会让老化得不好的老年人感到“耻辱和歧视”，不利于对他们的干预和治疗(Angus & Reeve, 2006)。因此，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整个社会都不应将没有达到成功老化或常规老化视作一种“失败”，而要将成功老化设定为老年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从主观态度上强调积极老化，倡导老年人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老年生活，将积极老化变成通往成功老化的关键途径。

成功老化的提出，促使研究者更加关注老年期的成长与发展，帮助老年人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迎接老年生活。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还很鲜见且不系统，亟待研究者们开疆拓土，以更好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大潮。促进老年人成功老化，不仅能提高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减轻社会养老负担，还可以让他们发挥智慧、经验和创造力促进社会发展。基于本文综述的国内外有关研究，未来研究可以更系统地考察主动和被动因素对老年人老化的影响，探讨不同因素间的影响机制，为促进全社会不同状况老年人的成功老化提供有价值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