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网民总数及增长率均居世界前列。随着网络在我们生活中的日益渗透，网络给我们生活和学习带来的便利也逐渐增多。然而大范围的网络使用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如不良信息泛滥和网络病理性使用等也日渐凸现(Daine, Hawton, & Singaravelu, 2013)。同时，由于网络的去抑制性特征，使得个体更倾向于在网络上表现出过激行为(Zimbardo, 1977)，无论是对个人还是社会均有较大的危害(贺金波, 李兵兵, 郭永玉, 江光荣, 2010；胡阳, 范翠英, 2013)。网络过激行为是网络偏差行为的一种(雷雳, 2008)，主要是指在网络上带有主观故意的一种激怒、侮辱或伤害他人的行为(Ybarra & Mitchell, 2004)，如粗鲁、具有威胁或嘲讽性质的评论和孤立他人的行为(Finkelhor et al., 2000; Patchin & Hinduja, 2006; Ybarra & Mitchell, 2004)。

研究者认为与传统过激行为相比，网络上的过激行为的匿名性、传播的快速性与无时空限制等特性导致其危害性更大，更持久且更难控制(Schneider, Donnell, & Smith, 2015)。受害者在事后可能面临更多的心理挑战，比如自尊降低(Patchin & Hinduja, 2010)，对学校的依恋程度降低和学习成绩下降(Schneider, O’Donnell, Stueve, & Coulter, 2012)，出现抑郁症状(Klomek, Marrocco, Kleinman, Schonfeld, & Gould, 2008)，以及更容易出现自杀的倾向和行为(Buchanan, 2015; Hinduja & Patchin, 2010)。有调查发现，10%-21.9%的大学生曾在网络上对他人进行过辱骂、威胁等过激行为，55.3%的大学生报告至少在网络上被辱骂或嘲讽过一次(Gahagan, Vaterlaus, & Frost, 2016; Na, Dancy, & Park, 2015)。国内研究也发现56.3%的青少年有过网络欺负他人的经历(何丹, 2016)。因此，对大学生网络过激行为的发生机制进行探讨，有助于针对性地对其进行预防和干预，减少网络过激行为的发生，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对推动网络环境的稳定和谐发展亦有助益。

问题行为理论认为青少年的过激行为需要从发展的角度以及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观点来进行研究，它包括知觉到的环境、人格和行为三个系统，三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Jessor, 1987)。自尊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格变量(Özmen & Sümer, 2011)，在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干预和预防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惠霞, 张建新, 郭念锋, 2004)。网络过激行为领域的研究也发现，个体的自尊水平能显著预测网络过激行为的实施(Brewer & Kerslake, 2015; Wyckoff & Kirkpatrick, 2016)。具有较高自尊水平的大学生能够正确定位自己，合理评价他人，在网上与他人交往时易采取较为理性的方式；反之，自尊水平较低的大学生不能合理评估自己与他人，不管在线上还是线下都较易釆取较为极端的方式对待他人(Eisenbarth, 2012)。

但自尊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影响大学生网络过激行为尚不清楚，是否存在某些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也是一个亟待探究的问题。社交焦虑是指在人际处境中感受到的紧张、忧虑、恐惧等负性情绪(郭晓薇, 2000)。有研究指出，自尊水平能够显著负向预测社交焦虑水平(Kocovski & Endler, 2000; Muris, 2002; 钟佑洁, 张进辅, 2011)，即自尊水平越低的人，更容易出现社交焦虑。根据自尊的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Greenberg, 1992)，自尊的作用是保护个体免受那种与生俱来的对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焦虑困扰，自尊的自我调节机制所提供的弹性空间能够帮助人们缓解焦虑(张阳阳, 佐斌, 2006)。同时研究表明，严重的社交焦虑会导致大学生出现一些非适应性行为，如攻击行为、手机依赖等，对大学生的生活产生严重的影响(吴晓薇, 黄玲, 何晓琴, 唐海波, 蒲唯丹, 2015; 王欢, 黄海, 吴和鸣, 2014)，进一步的研究也证明社交焦虑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网络过激行为(金童林, 陆桂芝, 张璐, 闫萌智, 刘艳丽, 2016; McKenn, 2002; Dixon, Tull, Lee, Kimbrel, & Gratz, 2016; Yoo et al., 2016)。广义紧张理论(General Strain Theory; Agnew, 1992)认为，个体表现出的非适应性行为或者偏差行为主要是为了缓解人际需求缺乏产生的紧张情绪(Raja, Mcgee, & Stanton, 1992)。这种缓解方式有助于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达到平衡状态(吴晓薇, 2015)。因此，当个体处于较高的社交焦虑水平时，其更容易表现出网络过激行为。基于自尊、社交焦虑和网络过激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提出假设：社交焦虑可能在自尊和网络过激行为间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

虽然自尊会通过直接和/或间接路径对网络过激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但不可否认，这种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因此，考察自尊与网络过激行为的关系会否受其他因素的调节就十分必要，它有助于回答“自尊何时起作用”的问题。有研究发现，个体的自尊或者人格等稳定特征对行为的作用可能会受到个体对自我和环境的评估的影响(田录梅, 夏大勇, 李永梅, 单楠, 刘翔, 2016)。有研究者从双自我意识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Gurňáková, 2004; Green, Kaufman, Flanagan, & Fitzgerald, 2017)。双自我意识(Dual self-consciousness)是指个体同时存在公我意识和私我意识(Carver & Scheier, 1987; Fenigstein, Scheier, & Buss, 1975)。公我意识使得个体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中的一员，是被他人评价、判断的；而私我意识则是个体对于自身内部的认识，例如自身的感觉、态度和价值观等(Fenigstein, Scheier, & Buss, 1975)。研究者用双自我意识理论来解释网络过激行为，认为网络交流情境会造成个体的私我意识升高，公我意识降低。网络环境使得个体不那么关注他人的评价和观点，而是更关注自己的感受和态度，这就导致了个体更可能做出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过激行为(Kiesler et al., 1984; 雷雳, 2008)。相关领域的研究也已经证明，双自我意识与网络过激行为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公我意识与网络过激行为成正相关，私我意识与网络过激行为呈负相关(Goulet, 2002; Joinson, 2003)。张娓娓(2009)在对大学生自我意识和网络行为的研究中发现，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网络主体对自身发展的自知、自控程度，从而决定着其个体的行为。由此可见，公我意识和私我意识可能是影响大学生网络过激行为的因素。此外，由于公我意识和私我意识在网络情境中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个体的私我意识升高，公我意识降低(Kiesler et al., 1984; 雷雳, 2008)。如果将二者放在同一个模型里，会造成彼此损耗的效应出现。研究者也认为公我意识和私我意识不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Hamid, Lai, & Cheng, 2001)，因此本研究将公我意识和私我意识作为两个变量，分别探讨其可能的调节作用。

自我意识是一种对自我的注意倾向，而私我意识是对自己内在感觉的觉察。有研究发现，私我意识和社交焦虑呈显著正相关(Turner, 1978)，与低私我意识个体相比，高私我意识个体的自我概念清晰，且更符合现实情况(Stephen, 1983)。自我差异理论(Self-discrepancy theory)认为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的差异会引发抑郁、悲伤等情绪，现实和“应该”自我之间的差异会引发焦虑、紧张等情绪(Higgins, 1987)。Falewicz和Bak (2016)探讨了该理论与私我意识的关系，发现私我意识高的个体更易觉察到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差距。同时研究发现，虽然自尊和社交焦虑存在显著负相关，但对于社交焦虑水平较低的个体，当私我意识较低时，其表现出的自尊水平要更高于私我意识高的个体表现出的自尊水平(Kocovski & Endler, 2000)。因此私我意识在自尊和社交焦虑间可能起到了调节作用。根据上述研究和理论，我们提出假设：私我意识能够负向调节自尊对社交焦虑的影响。

同时，研究发现，高公我意识的个体会更倾向于将自己认为是社会的客体，更加关注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印象(Shim, Lee, & Park, 2008)，他们能够更准确地预测他人对自己的印象(Tobey & Tunnell, 1981)，同时当高公我的个体被一个群体拒绝后，也会产生更多的消极情绪(Fenigstein, 1975)。自我展示理论也认为，公我意识高的个体，其自我监控的程度更高，他们更加关注他人和社会对自己的评价，更容易产生焦虑情绪(Brown, 2014)。因此，自尊对社交焦虑的作用，可能会受到个体公我意识水平的调节，即对高公我意识个体来说，自尊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会更大。与此同时，由于公我意识涉及到个体对于自我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评估，会影响到个体的消极行为，如吸烟行为等(Raichle, Christensen, Ehlers, Moran, & Funk, 2001)。如果个体的公我意识水平较高，其对社会环境会更加敏感，会更加在意他人的评价，从而能够降低其攻击行为的可能性或者倾向(Millar, 2007)。由于高公我意识的个体相对来说会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被表现于公开情境下的自我(Scheier & Carver, 1985)，而网络作为一个完全开放的平台，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个体的公我意识。网络的去抑制理论认为，在网络情境下个体对社会影响的察觉和对公众看法的担心能够影响个体行为的表现，有可能会降低个体的消极行为倾向(Matheson & Zanna, 1988; Shahrbanoo, Leila, & Firoozeh, 2013)。因此，网络情境可能会进一步放大公我意识对个体消极行为的抑制作用。因此，本研究假设，公我意识既能够正向调节自尊对网络过激行为的直接影响，也能够正向调节自尊对社交焦虑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在武汉地区选择了三所不同类型(师范类、理工类、综合类)大学，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施测，选取大一到大四的不同班级，共发放问卷391份，回收有效问卷382份，有效率为97.70%，其中男生148名，女生226名(性别变量缺失8人)；一年级74人，二年级132人，三年级116人，四年级60人；文史类221人，理工类161人；被试平均年龄为19.54岁(SD=0.946)。

2.2 研究工具 2.2.1 社交焦虑

采用《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汪向东，王希林，马弘, 1999)中的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进行测量。量表共含有15条自陈条目，题目如“和一群不认识的人在一起时，我通常感到不自在”，采用5点计分，从“一点儿也不符合我”到“非常符合我”分别计1~5分。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表明社交焦虑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2。

2.2.2 网络过激行为

采用雷雳(2010)编制的“青少年网上偏差行为量表”(The Scale for Adolescent Internet Deviance)中的网络过激行为量表。该问卷共包含20个题项，题目如“在网上，和别人有矛盾时，我会给对方发一些表示攻击性的符号/图片”，采用五点计分形式，从“从未如此”到“一直如此”，依次记为1~5分。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表面网络过激行为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2.2.3 自尊

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进行测量(Rosenberg, 1965)。该量表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测量总体外显自尊的工具，题目如“我感到自己值得自豪的地方不多”，由10个条目组成，其中5个项目反向计分。量表分四级评分，1~4分别表示“完全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表明自尊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2。

2.2.4 自我意识

采用蒋灿对Fenigstein的自我意识量表的中文修订版(蒋灿, 2007)。量表共17个项目，其中7个项目测量“公我意识”，题目如“我在意如何在别人面前表现我自己”，10个项目测量“私我意识”，题目如“我总是试着去了解我自己”，采用五点计分，1~5分别表示“完全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表明公我意识和私我意识本研究量表中，公我意识维度和私我意识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2和0.78。

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所有数据均采用自我报告法进行收集，因此我们对其可能导致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我们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将所有变量的测量项目放到一个探索性因素分析中，如果因子旋转前只分析出一个因子或某个因子解释力特别大，即可判定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 龙立荣, 2004)。本研究检验结果表明，在因子旋转前，共提取出15个主成分，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方差变异量的18.13%，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结果 3.1 大学生网络过激行为的人口学特征

对大学生网络过激行为的人口学差异性分析显示，男女生差异显著，男大学生网络过激行为水平(2.04±0.64)显著高于女大学生(1.81±0.53)，t(358)=3.64, p < 0.01。同时，在年级上也存在显著差异，大一学生的网络过激行为水平(2.17±0.51)显著高于大四学生的网络过激行为水平(1.87±0.57)(p < 0.05)。其余年级和所学专业在网络过激行为水平上无显著差异。

3.2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表 1列出了各主要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结果发现自尊和社交焦虑与网络过激行为均存在显著负相关，社交焦虑和网络过激行为、公我意识、私我意识均呈显著正相关，公我意识和私我意识间亦显著正相关。

3.3 自尊对大学生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私我意识的调节作用

根据温忠麟等(2012)的观点，我们采用分层回归的方法对其进行检验。首先，将除性别外的所有变量中心化处理，所有预测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不高于1.67，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因此，在之后的回归分析中，均对性别变量进行控制。在本部分中，同时对公我意识进行控制。

如果模型满足以下条件，则说明私我意识的调节效应成立：(1)方程1中，自尊对网络过激行为的效应显著；(2)方程2中，自尊对社交焦虑的效应显著；(3)方程3中，社交焦虑对网络过激行为的效应显著；(4)方程4中，自尊和私我意识的交互项对社交焦虑的效应显著。

如表 2中所示，方程1和方程2中，自尊分别负向预测网络过激行为和社交焦虑；方程3中，社交焦虑正向预测网络过激行为，且自尊对网络过激行为仍有显著预测作用，这说明社交焦虑在自尊和网络过激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方程4中，自尊和私我意识的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社交焦虑，证明私我意识可调节自尊和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中介效应的比例为4.2%。

综合来看，回归结果表明调节效应成立，私我意识调节了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即私我意识在自尊和社交焦虑间起调节作用。

分别取私我意识水平为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两个水平，以此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并绘制出交互效应图，分析私我意识在自尊和社交焦虑间的调节作用。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Aiken & West, 1991)表明, 当私我意识水平较高时，自尊增加能显著预测社交焦虑水平的降低, simple slope=-0.21, t=-3.88, p < 0.001；而当私我意识水平较低时，自尊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simple slope=-0.27, t=-1.76, p > 0.05(见图 1)。

3.4 自尊对大学生网络过激行为之间的关系：公我意识的调节作用

根据Muller，Judd和Yzerbyt(2005)的观点，检验调节效应存在需要对三个回归方程的参数进行估计。方程1估计调节变量(公我意识)对自变量(自尊)与因变量(网络过激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方程2估计调节变量(公我意识)对自变量(自尊)与中介变量(社交焦虑)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方程3估计调节变量(公我意识)对中介变量(社交焦虑)与因变量(网络过激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自变量(自尊)对因变量(网络过激行为)残余效应的调节效应。在每个方程中对所有预测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Dearing & Hamilton, 2006)，并对性别等变量进行控制。所有预测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不高于1.69，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

如果模型估计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则说明效应存在: (a)方程1中，自尊的总效应显著，该效应的大小不取决于公我意识或私我意识；(b)方程2和方程3中自尊对于社交焦虑的效应显著，社交焦虑与公我意识、私我意识对于网络过激行为的交互效应显著(Muller et al., 2005)。

如表 2所示，方程1中，自尊负预测网络过激行为，公我意识正向预测网络过激行为，自尊与公我意识的交互项正向预测网络过激行为。方程2中，自尊对社交焦虑的主效应显著，自尊与公我意识的调节项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不显著。方程3中，社交焦虑正向预测网络过激行为，且社交焦虑与公我意识的交互项对网络过激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中介效应的比例为4.4%。

综合来看，回归结果表明调节效应成立，公我意识调节了直接路径，即公我意识在自尊和网络过激行为间起调节作用。

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Aiken & West, 1991)表明，当公我意识水平较高时，自尊增加能显著预测网络过激行为的减少，simple slope=-0.30, t=-4.20, p < 0.001；当公我意识水平较低时，自尊同样可以预测网络过激行为的减少，且效应更强，simple slope=-0.49, t =-7.91, p < 0.001(见图 2)。

4 讨论

已有研究证实了自尊对网络过激行为的影响，但是其潜在的中介与调节机制却知之甚少。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社交焦虑、公我意识与私我意识在这一影响关系中发挥的中介作用与调节作用，获得了有意义的发现。

4.1 社交焦虑在自尊影响大学生网络过激行为中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将社交焦虑这一重要变量引入进来，解释了自尊为什么与网络过激行为存在负向联系，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自尊、社交焦虑和大学生网络过激行为三者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支持了假设，即自尊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大学生网络过激行为，还可以通过影响大学生的社交焦虑进而影响大学生网络过激行为。该发现可以从以下角度加以解释。首先，从问题行为理论来看，低水平的自尊对问题行为的出现具有直接增强的作用(张国礼, 董奇, 2011)，低水平的自尊会导致个体较少地遵守网络平台规范，增加网络过激行为的发生(Brewer & Kerslake, 2015)。其次，从恐惧管理理论和广义紧张理论的角度来看，自尊是一种对个人价值的评价和感受，是人们对自己的生命意义感和价值感的体会(Pyszczynski, Greenberg, solomon, Arndt, & Schimel, 2004)。低自尊的个体在面对具有一定社交压力的情境时，更容易产生社交焦虑(陈斯颖, 2014)。当个体在网络中表现出过激行为时，其产生的焦虑和紧张感会得到有效的缓解，即社交焦虑的累积可能会通过过激行为得以释放。个体表现出的非适应性行为或者偏差行为通过使个体恢复正向刺激，终止或逃避负面刺激，帮助个体缓解了负面的紧张情绪(Wilkinson, 2004)。

其他研究也发现大学生自尊可以显著负向预测社交焦虑和网络过激行为(刘艳丽, 陆桂芝, 张守臣, 金童林, 张亚利, 2016)。当个体处在大学生期间时，他们透过来自他人的评价和对同龄人的认同感来认识自己(Green, Kaufman, Flanagan, & Fitzgerald, 2017)，来自周围人的评价可能会激起他们的社交焦虑进而引起强烈情感反应，进而为了避免强烈社交焦虑感的体验(Raja, Mcgee, & Stanton, 1992)，往往通过表现出一系列的网络过激行为进行自我心理调节，以保持情绪系统和行为系统的平衡。从这一点来看，高自尊是网络过激行为的一个保护性因素，但也有研究者指出，高水平的自尊并不一定会带来完全积极的结果，有研究就发现高水平的自尊可能也会增加个体的焦虑水平和暴力行为(Baumeister, Smart, & Boden, 1996)。但有研究者籍此提出了高自尊的异质性理论，指出攻击与高自尊有关，但只是某一类的高自尊者才会有攻击倾向(倪凤琨, 2005; Salmivalli, 2001; Baumeister, Smart, & Boden, 1999)。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自尊的个体差异和行为结果之间的交互作用。

4.2 私我意识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私我意识是通过调节自尊来影响社交焦虑，进而间接影响网络过激行为。具体而言，当私我意识较高时，个体自尊水平的降低能够显著预测社交焦虑水平的升高；而当私我意识较低时，预测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人际模式的循环所导致(Schneier, Heckelman, & Garfinkel, 1994)。自尊较低的个体常常在社交情境中采用一些适应不良的行为，比如很少采用目光对视、具有亲和力的非言语姿势等，他们与他人的对话很短，常常脸红或是表现出其他焦虑症状(Segrin & Kinney, 1995; Monfries & Kafer, 1994)，而私我意识水平低的个体更少察觉到社交的情境线索，较少察觉到自身的消极情绪，进而表现出较低的社交焦虑水平(Carver, Scheier, & Weintraub, 1989; Rapee & Lim, 1992)。

有研究者发现，当私我意识水平较高时，个体对自身的思考和评价也会更多，比那些私我意识水平低的人拥有更正确的自我认识(Nasby, 1985)。从自我差异理论的角度来看，私我意识水平能够影响焦虑的情绪程度，这意味着自尊水平对个体的影响会更大，也就是说个体对自己的评价能够被个体更加敏锐地觉察到，更加在乎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这个时候，如果个体对自己的评价较低并在意这一点，那么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将会更容易感受到焦虑(Takishimalacasa, Smith, & Chorpita, 2014)。因此，高私我意识的个体，自尊对社交焦虑的作用会更加显著。

4.3 公我意识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的结果还发现，公我意识在自尊和大学生网络过激行为间起到了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当大学生的公我意识水平较低时，其网络过激行为会随着自尊水平的升高而大幅度地减少；当大学生的公我意识水平较高时，其网络过激行为也会受到自尊的影响，但是其减少幅度远不如低公我意识者更为明显。从去抑制理论(Zimbardo, 1977)的角度来看，去抑制可以被描述为对社会影响和公众看法的关注的缺乏，或从相反的角度，去抑制可以被视为公我意识的减弱(Prenticedunn & Rogers, 1982)。因此，网络情景的去抑制性会导致个体更少地关注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表现出令人不快的举动或情绪，因而更可能出现过激行为。

因此，“低公我意识”可能会是减少个体攻击行为的条件之一。由于自尊与网络过激行为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Palermiti, Servidio, Bartolo, & Costabile, 2017)，“高自尊”就成为减少个体网络过激行为的另一个条件。因此，在低公我意识水平下，随着自尊水平的升高，两个必要条件逐渐具备，这使得大学生的网络过激行为就会明显地减少。而当个体处于高公我意识水平时，此时就失去了一个条件，只有自尊对网络过激行为产生影响。因而，随着自尊水平的升高，大学生的网络过激行为在此时仅会产生较小幅度的变化。

简言之，本研究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大学生自尊对网络过激行为的作用机制，不仅初步揭示了自尊怎样起作用，还阐明了发挥作用的条件，这些研究结论能有助于推动后续的自尊与网络过激行为关系的研究。

4.4 本研究的局限和展望

但是，在理解本研究的结果时还需要考虑到以下局限。第一，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方法，虽然结合统计分析的方法揭示了青少年自尊、社交焦虑、双自我意识及自身的网络过激行为的关系，但是横断研究的特点使得四者间的关系并不完全可靠。而且网络的去抑制性也可能会降低个体的公我意识。因而这几个变量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研究来验证和支持。第二，本研究的研究变量为网络过激行为，被试的回答可能会受到社会赞许性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采取多元研究方法进行验证。最后，本研究所有的样本均来自武汉这一个城市，考虑到各地网络普及程度及高校教育情况存在差异，因而将该结果推广时需要谨慎考虑。

虽然本研究具有以上局限，但相关结果仍然对大学生网络过激行为的干预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首先，对大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自尊提升的预防性干预，可能会降低大学生出现网络过激行为的可能性；其次，在针对大学生网络过激行为的研究和实践中，应该重视公我意识与私我意识的作用，有意识地提高个体的公我意识、降低私我意识可能会有助于降低大学生网络中出现的过激行为；再次，在改善公我意识与私我意识的关系时兼顾改善大学生的社交焦虑，特别是对因自尊因素而产生网络过激行为的大学生群体来说，其自身的社交焦虑更应受到特别关注，这也会对大学生的网络使用行为产生积极的作用。

5 结论

(1) 自尊既对网络过激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同时还通过社交焦虑的作用对网络过激行为产生间接影响。

(2) 自尊对社交焦虑的作用还受到个体私我意识的调节，相对于私我意识水平低的大学生，调节效应对于私我意识水平高的大学生更显著。

(3) 自尊对网络过激行为的直接效应受到公我意识的调节。与高公我意识相比，低公我意识者的网络过激行为会随着自尊水平的升高而明显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