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少数民族预科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预科生是参加了高考的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在进入普通本专科学习前，需再花一年时间学习核心基础课程，核心基础课程成绩合格后，才能顺利进入本专科学习(李旭珊，王琦，卢富荣，孙西艳，2014；腾河，2016；向瑞，吴明海，2016)。少数民族预科生进入预科期之后，由于地域、文化、教育、经济、宗教等文化差异的影响，他们容易面临本民族文化和以汉文化为主的主流文化的矛盾和冲突，出现文化适应困难，难以适应新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导致少数民族预科生的心理行为出现偏差和主观幸福感普遍较低，这直接影响到高校人才培养和平安和谐校园环境的构建，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与稳定发展，少数民族预科生的心理健康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李旭珊等，2014；彭芳，雷志华，张静平，2016；杨芳芳，李小倩，逯一胜，2016)，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作为一种重要的积极心理品质，对人类的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是衡量个体生活品质和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De Vries et al., 2016; 程翠萍，黄希庭，2016；黄婷婷，刘莉倩，王大华，张文海，2016)，与少数民族预科生生活、学习和文化适应密切相关。因此，应该积极的探讨影响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与作用机制，为有效提高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提供实证支持和理论依据。

文化智力(cultural intelligence)是反映个体收集、处理信息和做出判断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去适应新文化的能力(Earley & Ang, 2003; 唐宁玉，郑兴山，张静抒，付佳，2010)。文化智力比较高的个体，能理解不同文化中的细微之处，会根据环境采取合适的语言以及非语言行为去化解冲突，减轻自己在新文化环境中与他人交往所带来的压力，提高自己的文化适应程度，进而提高其主观幸福感(Ang et al., 2007; Ayoob, Wani, Ahmad, Jan, & Dar, 2015; 付佳，2008)。因此，文化智力更高的少数民族预科生，会更积极的关注汉文化情景，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更强的语言与非语言行为的灵活性，将感受更高的生活和学习适应性，从而产生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为了更好的提高少数民族预科生的主观幸福感，应考察文化智力影响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机制。

自尊(self-esteem)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别人对个体行为、态度的理解和反应(Garofalo, Holden, Zeigler-Hill, & Velotti, 2016; Shaffer & Kipp, 2013)，自尊不仅是自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一个在智力和情绪体验中起中介作用的人格变量，它对个体的认知和情感体验有广泛的影响(Kong, Zhao, & You, 2012)，并且在众多预测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中，人格变量是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程翠萍，黄希庭，2016)，因此，自尊很可能在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自尊是指在其生存的文化环境中，个体对把自我作为一个基本的、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客体的一种感受，它意味着个体对自我的积极肯(Bleidorn et al., 2016; 黄四林，韩明跃，宁彩芳，林崇德，2016)。文化智力理论认为文化智力是用来指导个体文化适应过程的一种能力，少数民族个体进入新文化环境后，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适应压力，为继续维持原有的身心平衡状态，文化智力高的个体会调动起各种保护因素来与适应压力进行对抗(Earley & Ang, 2003)。而自尊作为自我的一种保持性结构，具有一定的防御和保护功能，文化智力高的个体会通过提高自身的自尊水平来调动起高自我效能感(梁思思，2012)。同时实证研究表明，个体自尊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Yu, Zhou, Fan, Yu, & Peng, 2016; 邓林园，马博辉，武永新，2015；梅松丽，柴晶鑫，郭金花，2015)。因此，文化智力可能会通过提高自尊进而提高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本研究提出假设1：自尊是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变量。

那么，文化智力又是如何影响少数民族预科生自尊的呢？主流文化认同(mainstream cultural identity)是指个体对主流文化的认同程度，具体是个体自己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与某种文化中多数成员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相同或相一致的程度(董莉，李庆安，林崇德，2014；郑雪，王磊，2005)，有研究表明，在面对文化适应压力时，文化智力高的个体会倾向于提高其对主流文化的共识与认可，建立两种文化信息的自我关联性，并自觉遵循相应的文化规范以及运用合适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来解决文化差异导致的矛盾与冲突，更好地适应陌生环境(楚克群，马超超，宋国萍，2016；郑彩花，2013)。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生活在文化差异很大的新文化环境中时，个体文化认同的建构和发展就会面临挑战，如果少数民族群体能学习当地的语言和参加当地活动，增强对主流文化的认同，那么在新文化背景中将具有更强的卷入程度和适应性，更快地克服文化适应过程中的阻碍，更好的适应新环境，从而获得高水平的自尊(董莉等，2014)，同时实证研究也表明，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水平越高，其自尊水平也会越高(付慧敏，2011)。因此，文化智力可能会通过提高主流文化认同进而提高少数民族预科生自尊，本研究提出假设2：主流文化认同是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自尊之间的中介变量。

综上所述，本研究主要有2个目的：(1)检验自尊对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2)考察主流文化认同对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自尊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说，主流文化认同与自尊在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如图 1所示)。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进一步揭示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回答文化智力“怎样(如何)”影响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揭示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之间的“黑箱”，为提高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提供实证支持与理论支持。

2 方法 2.1 被试

选取648名少数民族预科生(M_年龄=19.41岁，SD_年龄=1.08)作为调查对象，其中，男生383人(59.1%)，女生265人(40.9%)；独生子女282人(43.5%)，非独生子女366人(56.5%)；少数民族聚居地376人(58.0%)，非少数民族聚居地272人(42.0%)；蒙古族129人(19.9%)，回族100人(15.4%)，土族67人(10.3%)，壮族51人(7.9%)，满族49人(7.6%)，畲族45人(6.9%)，苗族35人(5.4%)，维吾尔族23人(3.5%)，彝族22人(3.4%)，藏族21人(3.2%)，白族19人(3.0%)，瑶族17人(2.7%)，侗族16人(2.5%)，布依族12人(1.9%)，黎族10人(1.5%)，哈尼族6人(1.0%)，朝鲜族、达斡尔族、纳西族、傣族、仡佬族均3人(0.4%)，羌族、仫佬族、克尔克孜族2人(0.3%)，鄂温克族、东乡族、锡伯族、佤族、毛南族均1人(0.2%)。

2.2 工具 2.2.1 文化智力量表

采用Ang等(2006)编制、王琦琪等(2008)修订的文化智力量表，包括20个项目，测量了行为性文化智力、认知性文化智力、元认知文化智力以及动机性文化智力4个方面。量表采用7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7”(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文化智力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93。

2.2.2 主流文化认同量表

采用郑彩花(2013)编制的主流文化认同量表，包括10个项目，测量了主流文化认知和主流文化行为两个方面，量表采用5点评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主流文化认同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6。

2.2.3 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1965)编制的自尊量表，包括10个项目，量表采用4点评分，从“1”(很不符合)到“4”(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明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72。

2.2.4 幸福感指数量表

采用Campbell(1976)等编制、姚春生等(1995)修订的幸福感指数量表，包含了9个项目，此量表包括两个部分，即总体情感指数，由8个项目组成，权重为1；生活满意度问卷，1个项目，权重为1.1。量表采用7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7”(完全符合)，计算总分时将总体情感指数量表之平均得分与生活满意度问卷的得分按权重相加，得分越高表明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α系数为0.94。

2.3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等统计分析，并使用Mplus7.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来检验主流文化认同和自尊在文化智力和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的是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在施测问卷过程中，采取了严格的程序控制：强调此次问卷的结果仅用于学术研究以及资料绝对保密，匿名填写，并且将不同问卷分开编排、使用不同计分方式等。数据分析过程中，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9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第一个因子仅能解释26.78%，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熊红星，张璟，叶宝娟，郑雪，孙配贞，2012)。

3.2 描述性统计

对文化智力、主流文化认同、自尊和主观幸福感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相关分析表明，文化智力、主流文化认同、自尊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文化智力、主流文化认同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文化智力与主流文化认同呈显著正相关。

3.3 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温忠麟与叶宝娟(2014)和方杰等人(2014)推荐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进行分析，中介效应若显著需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自变量(如文化智力)对因变量(如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显著；(2)自变量(如文化智力)对中介变量(如自尊)预测显著；(3)中介变量(如自尊)对因变量(如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显著。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杰，温忠麟，张敏强，孙配贞，2014；吴艳，温忠麟，2011)检验主流文化认同和自尊在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首先，检验文化智力对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如图 2所示，数据对模型拟合良好，RMSEA=0.08，SRMR=0.03，CFI=0.98，NNFI=0.97(温忠麟，侯杰泰，马什赫伯特，2004)，文化智力会显著正向预测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γ=0.49, t=14.89, p < 0.001)。

其次，对链式中介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3所示，模型拟合指标是：RMSEA=0.07，SRMR=0.05，CFI=0.96，NNFI=0.94，模型拟合良好(温忠麟等，2004)。从图 3的结构方程模型图可以看出：文化智力能够正向预测主流文化认同(γ=0.74, t=13.61, p < 0.001)，主流文化认同能够正向预测自尊(γ=0.20, t=3.72, p < 0.001)，自尊能够正向预测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γ=0.34, t=4.26, p < 0.001)，即大学生的文化智力水平越高，其主流文化认同水平会越高，进而会增强少数民族预科生的自尊水平，最终提高其主观幸福感。另外，文化智力对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仍显著(γ=0.33, t=4.11, p < 0.001)。

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重复取样3000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如表 2所示，自尊在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95%的区间为[0.03, 0.15]，区间不包括0，中介效应值为0.07，中介作用显著，因此，自尊是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变量，假设1成立。主流文化认同在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自尊的中介效应95%的区间为[0.07, 0.21]，区间不包括0，中介效应值为0.15，中介作用显著，因此，主流文化认同是文化智力和少数民族预科生自尊之间的中介变量，假设2得到验证。主流文化认同和自尊在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的链式中介效应95%的区间为[0.01, 0.09]，区间不包括0，中介效应值为0.05，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因此，主流文化认同与自尊在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文化智力对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即文化智力越高，少数民族预科生的主观幸福感越高，以往的研究较多关注两者间的直接影响(Ayoob et al., 2015; 付佳，2008)，对文化智力影响主观幸福感内在中介机制的研究相对缺乏。本研究对以往研究作了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探讨了主流文化认同、自尊在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链式中介效应。分析表明，中介作用通过自尊的作用和通过主流文化认同和自尊的共同作用这两条间接路径实现。

首先，本研究发现自尊在文化智力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一方面，文化智力对少数民族预科生的自尊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即文化智力越高的少数民族预科生，其自尊水平会越高，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一致(梁思思，2012)。正如Earley和Ang(2003)文化智力理论认为的，文化智力是个体文化适应过程的一种能力，个体进入新文化环境后，文化适应压力作为一种压力源，会打破个体内在的平衡，文化智力比较高的个体对新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差异与关联性有着内在兴趣，同时期望自己在陌生环境中取得成功，为了继续维持原有的身心平衡状态，文化智力高的个体会调动起各种保护因素对抗适应压力。而自尊是个体能不断地以一种有价值的方式应付生活挑战的能力状态，显示了个体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重要的、成功的、有价值的，自尊作为自我的一种保持性结构，具有一定的防御和保护功能(Coopersmith, 1967)，文化智力高的个体会通过提高自身的自尊水平来调动起高自我效能感，认为自己可以很好的处理文化冲突、适应新文化环境；另一方面，本研究还发现，自尊正向影响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即少数民族预科生的自尊水平越高，其主观幸福感也会越高，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一致(付慧敏，2011)，自尊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对主观幸福感的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Deneve & Cooper, 1998; 梅松丽等，2015)。因此，自尊在文化智力对少数民族预科生主流文化适应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在此，自尊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因此，学校可以通过提高少数民族预科生的文化智力和自尊来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其次，本研究也发现主流文化认同在文化智力与自尊之间起中介作用，一方面，文化智力会正向预测主流文化认同，即文化智力越高的少数民族预科生，其主流文化认同水平越高，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一致(楚克群等，2016；郑彩花，2013)。青少年文化认同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发展问题，这是因为少数民族个体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进行适应时，既要面对文化差异的挑战，又要面对个体的发展任务，两者紧紧交织地在一起(董莉等，2014)。当个体面临对新文化的认同问题时，文化智力高的个体更容易通过去提高自身对主流文化价值观、态度等心理和行为的认同去解决文化差异产生的冲突，从而更快地去适应新的文化环境，有利于刚刚进入预科生活的少数民族预科生身心发展；另一方面，本研究发现，主流文化认同正向影响少数民族预科生自尊，即少数民族预科生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水平越高，其自尊水平也会越高，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一致(付慧敏，2011)，正如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的，人天生有分类的需要，倾向于将自己划分到某一群体中，并用这种群体中的成员资格来建构身份，学习这种群体的语言，参加其社会活动，增强对该群体文化的认同，增强自身在该文化中的卷入程度和适应性，从而获得更高的自尊、提高认知安全感、满足归属感和个性发展(Tajfel & Turner, 1986; 董莉等，2014)，本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该理论，社会认同理论非常强调文化认同与自尊的关系，本研究将“文化认同—自尊”这一发展模式拓展为“文化智力—文化认同—自尊”，认为在主流文化认同对自尊的影响中，个体的文化适应能力(文化智力)是这一关系中的前因变量，文化智力作为个体适应新文化环境过程中的一种核心因素，很可能通过主流文化认同的中介作用进而影响个体在新文化环境中的自尊水平。因此，主流文化认同不仅直接正向预测少数民族预科生的自尊，并且在文化智力对少数民族预科生自尊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再者，文化智力还能通过主流文化认同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即文化智力越高的少数民族预科生，其主流文化认同水平将会越高，进而会增加自尊水平，最终提升主观幸福感。本研究从影响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的文化智力出发，证实了主流文化认同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深入地解释了文化智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也深化了以往文化智力同心理社会适应的研究。研究结果启发我们应重视文化智力对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文化智力可以通过后天培养来提高，如Triandis(2006)认为，克服民族优越感、做出适当的反应及行为、主动寻找机会开发自身的文化智力以及增加与新环境中人们的同质性等均可以提高个体的文化智力，同时还可以通过提高少数民族预科生的主流文化认同水平和自尊来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本研究仅仅探讨了主观幸福感的心理影响因素，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采取神经科学方法进一步探索主观幸福感的神经机制，从心理和生理两方面揭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

5 结论

(1) 自尊是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

(2) 主流文化认同是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自尊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

因此，主流文化认同和自尊在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