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孤独感，意指个体在其社会网络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时所体验到的一种苦恼性感受，是青少年阶段普遍存在的一种消极情绪体验(Al-Yagon, 2008)。大量研究发现，孤独感不仅会给个体带来疏离感等痛苦体验、降低个体的幸福感(Creemers, Scholte, Engels, Prinstein, & Wiers, 2012; 李放, 郑雪, 麦晓浩, 邬俊芳, 王一博, 2014)，还会引发网络成瘾等外化问题行为(张锦涛等, 2011)。因此，青少年孤独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相关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交网站(Social networking site, SNS)的普及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热点现象(Nadkarni & Hofmann, 2012)。作为一种可用于维系和建立人际关系的新型网络交流平台(Ellison, Steinfield, & Lampe, 2007)，社交网站自诞生之初就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截止到2016年7月，国外最流行的社交网站——Facebook的使用人数已超过16亿，约占世界总人数的23.9%(Facebook Newsroom, 2016)；在我国，社交网站(如QQ空间、微信朋友圈和人人网等)的用户规模也已达到网民总数的69.7%(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6)。其中，19岁及以下的青少年群体是主要的用户群体，占到全体社交网民的26.3%。目前，社交网站已成为当今信息社会人际交往的重要工具(Song et al., 2014)，且与个体孤独感的产生和发展紧密关联(Frison & Eggermont, 2015)。

大量研究表明，社交网站使用可有效减少个体的孤独感(Apaolaz, Hartmann, Medina, Barrutia, & Echebarria, 2013; Lou, Yan, Nickerson, & McMorris, 2012; Teppers, Luyckx, Klimstra, & Goossens, 2014)。但也有研究发现，社交网站使用与孤独感呈显著正相关(Burke, Marlow, & Lento, 2010; Teppers, Luyckx, Klimstra, & Goossens, 2014)。针对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有研究者提出今后的研究应更多考察具体的社交网站使用行为(Bevan, Gomez, & Sparks, 2014; 姚琦, 马华维, 阎欢, 陈琦, 2014)，如自我表露等(Trepte & Reinecke, 2013)。而且，社交网站使用对个体心理社会适应的影响存在复杂的作用机制，可能还存在其他一些有重要影响的中介或调节变量(Fox et al., 2015)。与此同时，现有关于社交网站使用效应的研究大都以大学生或成人为研究对象，忽视了对青少年群体的关注(Xie, 2014)。然而青少年阶段是个体身心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孤独感等心理健康问题在该阶段有着较高的发生率(Al-Yagon, 2008)。因此考察社交网站使用对青少年孤独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有着重要的现实及理论意义，一方面可为实践干预提供直接的参考依据，另一方面可加深人们对社交网站使用效应的理解。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拟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考察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对孤独感的影响及感知积极反馈和自尊在二者关系间的作用。

1.1 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及其与孤独感的关系

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又称自我展露或自我揭露，是指个体将有关自己的信息告知目标人(与其交流信息的个体)的过程(Jourard & Lasakow, 1958; 谢笑春, 孙晓军, 周宗奎, 2013)。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自我表露也逐渐延伸到网络交往中，特别是在以社交网站为平台的网络交往中。个体可通过发布/更新状态、上传照片和发布日志/日记/评论等多种方式在社交网站上进行自我表露(Subrahmanyam, Reich, Waechter, & Espinoza, 2008)。由于社交网站中的网络交往具有非同步性的特点，个体也倾向于在社交网站中进行自我表露，且个体在网络中的自我表露水平更高(Thelwall, 2008; Utz, 2008)。总之，自我表露是一种普遍存在于社交网站中的使用行为(Trepte & Reinecke, 2013)。

依据社会渗透理论(Atman & Taylor, 1973)，自我表露是个体构建和维持社会网络的基础，因此对个体孤独感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此外，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自我表露可有效提升个体的身心健康水平(Niederhoffer & Pennebaker, 2002)。实证研究也发现，青少年的(线下)自我表露可显著负向预测其孤独感水平(Franzoi & Davis, 1985; Wei, Russell, & Zakalik, 2005)。就网络或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而言，研究者也发现了相同的研究结果(Deters & Mehl, 2013; 王明珠, 秦婧雪, 2012)。但上述两项研究都是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尚无研究直接探讨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和青少年孤独感的关系。

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可知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是影响个体孤独感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青少年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与其孤独感显著负相关。

1.2 感知积极反馈的中介作用

在孤独感的诸多影响因素中，社会支持有着重要的直接预测作用(Kong & You, 2013)。社交网络时代下，个体最易获得的重要社会支持是积极反馈，即个体在社交网站的不同活动中获得的支持性评论或回应的程度(Liu & Brown, 2014)。共同建构模型指出，青少年的网络社交活动同线下社交活动的圈子存在较高的重叠(Subrahmanyam & Šmahel, 2011)；于青少年而言，他们使用社交网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和家人、朋友和熟人等的联系(Ellison et al., 2007)，因此他们的社交网站好友和线下好友的重合度通常较高(崔曦曦, 孙晓军, 牛更枫, 2016)。人际网络的重合有助于青少年通过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告知好友自身的现实处境和状态，加深同线下好友的互动，并获取来自好友的支持性评论或回应(Kim & Lee, 2011)。此外，当个体在社交网站中表露有关自我的信息时，所有社交网站好友都可查看该信息并对其进行社会反馈(Liu & Brown, 2014)。社会反馈的常见形式有两种：点赞和评论。其中，点赞属于一键点击式沟通，几乎不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Burke & Kraut, 2014)。作为一种非言语线索，点赞代表着赞同、同情、友善(Deters, Mehl, & Eid, 2016)。而相比点赞，评论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认知努力，因此传达着更深层次的关注(Burke & Kraut, 2014)。而且，因其一般都是言语性的，它们通常都提供了相对更加丰富的社会反馈或支持。尽管有些评论可能是消极的，但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是积极的(88%的积极评论，Greitemeyer, Mügge, & Bollermann, 2014)且为接收者所喜爱(Forest & Wood, 2012)。据此可以看出，个体通过自我表露所获取的社会反馈大多标志着友善、关注和支持。因此，当个体在社交网站中进行更多的自我表露时，所获得的社会反馈也越多，相应地获得的支持性评论或回应也越多，从而感知到的积极反馈也越多。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对青少年感知积极反馈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此外，作为青少年发展和适应的一种重要保护性因素，感知积极反馈意味着他人的认可、关心和关注(Su & Yoo, 2009)，是人际吸引的一种有效信号，从而可以满足青少年对社会网络的需要，进而降低其孤独感，提升其心理适应水平。相关研究也发现，当以幸福感作为个体心理适应的测量指标时，感知积极反馈和青少年心理适应显著正相关(刘庆奇等人, 2016)。而且，(网络)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孤独感也具有负向预测作用(Kong & You, 2013; 姜永志, 白晓丽, 2014)。尽管目前尚无研究直接考察感知积极反馈和青少年孤独感之间的关系，但考虑到感知积极反馈是社会支持在社交网站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感知积极反馈应该也可负向预测青少年孤独感。

因此，本研究认为感知积极反馈能够中介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对青少年孤独感的影响，即提出假设2：感知积极反馈显著中介青少年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和孤独感的关系。

1.3 自尊的调节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与青少年感知积极反馈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Forest & Wood, 2012; 刘庆奇等, 2016)，即二者之间关系可能存在着重要的调节变量的作用。目前，针对互联网使用效应的个体差异，研究者提出了“富者更富(Rich get richer)”(线下社会化良好的个体将从互联网使用中获益更大)和“穷者更富(Poor get richer)”(线下社会化不良的个体将从互联网使用中获益更大)两个互相对立的理论(Zywica & Danowski, 2008)。而且，一些实证研究也开始在社交网站情境下对这两大理论进行检验(Ellison et al., 2007; Steinfield, Ellison, & Lampe, 2008; Zywica & Danowski, 2008)。其中，自尊作为衡量个体社会化程度的典型指标，经常被研究者用作个体特征来加以考察(Zywica & Danowski, 2008)。

自尊，意指个体对自我进行的一种整体性评价(Baumeister, Smart, & Boden, 1996; 张国华, 戴必兵, 雷雳, 2013)，影响着个体对周围环境的应对方式，也可能在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和感知积极反馈之间扮演着调节变量的角色。在自尊和感知积极反馈关系的探讨上，目前尚未有研究者直接考察二者的关系，但有关自尊和社会反馈的两个核心指标——点赞数和评论数关系的研究发现，它们并无显著相关(Marshall, Lefringhausen, & Ferenczi, 2015)。Deters等(2016)尝试探讨了同自尊紧密关联的外向性、社交焦虑等人格特质与社会反馈的关系，结果发现它们的相关也不显著。也就是说，在表露数量相同的情况下，高低自尊者在社交网站中表露的个人信息可获取同等数量的社会反馈。

但有关高低自尊者的认知行为倾向差异的研究发现，不同于高自尊者，低自尊者存在对拒绝性信息的注意偏向(李海江, 杨娟, 袁祥勇, 覃义贵, 张庆林, 2012)。因此，面对自身在社交网站中自我表露后获取的大量社会反馈，低自尊者可能优先注意那些消极的拒绝性信息(Dandeneau & Baldwin, 2004, 2009)，而忽略了对支持性信息的关注；与此同时他们也可能对一些中性信息做出消极的解释(Koch, 2002)，从而感知到较少的积极反馈。与低自尊者相反，高自尊者更容易知觉到他人提供的支持性信息，并将一些中性信息做出积极的解释(Park & Maner, 2009)，从而体验到更多的积极反馈。基于上述分析，“富者更富”理论可能更加适用于解释自尊在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和感知积极反馈关系之间的作用。

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有理由推测：自尊可显著调节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通过感知积极反馈影响孤独感的中介作用，此为假设3。具体而言，相比高自尊者，低自尊者的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经由感知积极反馈影响孤独感的中介效应可能会大大降低，甚至消失。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以青少年为被试，探讨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对孤独感的影响及自尊、感知积极反馈在二者关系间的作用机制。综合假设1、2、3，可构成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图 1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武汉市八所中学有社交网站(QQ空间，微信朋友圈)使用经验的初一至高三的学生为被试，共发放问卷170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1588份，回收有效率为93.4%。其中男生750人(47.2%)，女生838人(52.8%)；初中生752人(47.4%)，高中生836人(52.6%)。被试的年龄在11~1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4.64±1.77岁。

2.2 研究工具 2.2.1 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量表

使用Hollenbaugh和Ferris(2014, 2015)编制的Facebook多维度自我表露量表(Dimensions of Facebook Self-disclosure)中的表露数量维度作为个体自我表露的衡量指标。为了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Facebook”改为“社交网站”，并将“社交网站”界定为青少年最常使用的社交网站类型，使之更能够反映中国青少年在社交网站上的自我表露水平。具体的题目表述如“我经常在社交网站上发布有关自己的信息”。该维度问卷共7个题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1 “很不符合”~5 “非常符合”)，测量被试在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水平。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χ²/df=18.04，NFI=0.92；CFI=0.92；TLI=0.88，RMSEA < 0.08，项目的因子载荷在0.50~0.68之间，表明该维度的结构效度良好。本研究中该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

2.2.2 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1965)编制的自尊量表(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的中文版本(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具体的题目表述如“我感到自己有许多好的品质”。该量表共10个题目，采用Likert4点计分，测量被试的自尊水平。分数越高说明被试对自身的评价越积极。以中国人为被试的研究结果表明，该量表的第八个题目(“我希望我能为自己赢得更多尊重”)存在文化适用性问题，不宜用来测量中国人的自尊水平(陈陈，燕婷，林崇德, 2013; 田录梅, 2006)，因此本研究在正式施测过程中删去了该题目以提升该量表的信效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

2.2.3 感知积极反馈量表

采用Liu和Brown(2014)编制，刘庆奇等(2015)修订的线上积极反馈量表。具体的题目表述如“我在社交网站中更新状态时，总能得到好友的积极反馈或回应”。该量表共5个项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测量被试在社交网站的各种活动中获得感知积极反馈的频率。分数越高说明被试得到的感知积极反馈越频繁。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2.2.4 孤独感量表

源自Russell(1987)编制的孤独感量表(UCLA)中文版(汪向东等, 1999)。具体的题目表述如“我常感到被人冷落”。该量表共10个题目，采用Likert 4点计分，测量被试的孤独感水平。分数越高说明被试的孤独感越强烈。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2.2.5 社交网站使用情况问卷

改编自Ellison等(2007)编制、牛更枫等(2016)翻译的社交网站使用强度问卷，测查被试的社交网站好友数量、每周使用时间以及社交网站好友和线下好友的重合度(Likert 7点计分，1表示“完全没有重合”，7表示“完全重合”)。本研究中，采用“社交网站每周使用时间”作为社交网站使用时间的测量指标，在数据处理过程中作为协变量纳入分析。

2.3 程序和数据处理

采用标准化程序，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采用SPSSS 21.0和Hayes (2012)编制的SPSS宏(PROCESS is written by Andrew F.Hayes，http://www.afhayes.com)进行相关分析和模型检验。此外，由于性别、年龄和社交网站使用时间是青少年孤独感的重要影响因素(Al-Yagon, 2008; Teppers et al., 2014)，为了排除三者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研究在统计分析中将性别、年龄和社交网站使用时间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

2.4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风险，因此本研究遵循前人提出的控制共同方法偏差的方法(采用非记名方式、部分题项反向计分)(熊红星, 张璟, 叶宝娟, 郑雪, 孙配贞, 2012; 周浩, 龙立荣, 2004)，针对施测程序进行了相应控制。

此外还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 周浩, 龙立荣, 2004)，具体做法为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设定公因子数为1。检验结果发现，该模型拟合较差(χ²/df=56.36，NFI=0.72；CFI=0.72；TLI=0.17，RMSEA=0.18)。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研究结果 3.1 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自尊、感知积极反馈和孤独感的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的结果见表 1。结果发现，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与孤独感显著负相关。此外，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自尊与感知积极反馈均显著正相关，而自尊、感知积极反馈与孤独感均显著负相关，因此该数据可用于进一步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3.2 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和孤独感的关系：自尊和感知积极反馈的作用

依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推荐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检验方法，探讨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和孤独感的关系、感知积极反馈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效应以及自尊对该中介作用前半段路径的调节效应。本研究采用SPSS宏程序(Hayes, 2012)进行数据处理。在正式数据处理之前，先对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首先，检验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对孤独感的直接效应是否受自尊的调节。检验的回归方程为：孤独感=c₀+c₁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c₂自尊+c₃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自尊+ε₁(方程一)。结果表明，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对孤独感的效应显著，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与自尊的交互作用项对孤独感的效应不显著，如表 2所示。第二步，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讨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经过感知积极反馈对孤独感的中介效应是否受自尊的调节。检验方程分别为：感知积极反馈=a₀+a₁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a₂自尊+a₃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自尊+ε₂(方程二)、孤独感=c₀^‘+c₁^‘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b₁感知积极反馈+ε₃(方程三)。方程二的结果表明，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对感知积极反馈的效应显著，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与自尊的交互作用项对感知积极反馈的效应显著，如表 2所示。方程三的结果表明，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对孤独感的效应显著，感知积极反馈对孤独感的效应显著，如表 2所示。由上可知，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获得了研究数据的支持(温忠麟, 叶宝娟, 2014)。具体而言，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经由感知积极反馈对孤独感的中介作用前半段路径受自尊的调节。

通过简单斜率分析进一步考察自尊在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和感知积极反馈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以高/低于自尊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为标准，选择出高自尊组(高于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和低自尊组(低于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进行简单斜率检验(West, Aiken, & Krull, 1996)。结果发现，高自尊组的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显著正向预测感知积极反馈，simple lope=0.11，t=3.73，95%置信区间为[0.05，0.18]，p < 0.001，然而低自尊组的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对感知积极反馈没有预测作用，simple lope=-0.02，t=-0.76，95%置信区间为[-0.08，0.04]，p > 0.05。具体的调节作用见图 2。由此可知，对高自尊者而言，感知积极反馈在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和孤独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但对低自尊者而言，感知积极反馈的中介效应不明显，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对孤独感只有直接作用。

4 讨论

鉴于孤独感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普遍性和危害性，以及社交网站使用对青少年心理社会适应的重要意义，本研究以青少年为被试，探讨了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对孤独感的影响，以及自尊和感知积极反馈在二者关系间的作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影响孤独感的中介(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如何”起作用)和调节(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何时”起作用)机制。

4.1 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和孤独感的关系

与研究假设1相一致，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与其孤独感显著负相关，即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水平越高，孤独感越低。前人的多项实证研究结果均发现，作为社交网站中的一种典型使用行为，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有助于提高个体的心理社会适应水平，如更高的幸福感、更低的抑郁和孤独感(Wang, Jackson, Gaskin, & Wang, 2014; Utz, 2015; Huang, 2016)。本研究再次验证了该结果，表明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对于个体心理社会适应的重要意义。根据社会渗透理论，自我表露是个体构建和维系社会网络的基础(Atman & Taylor, 1973)。随着自我表露水平的提高，个体的社会网络就会越来越亲密，进而提升其心理社会适应水平。此外，积极心理学中有关自我表露作用的论述也得到了验证(Niederhoffer & Pennebaker, 2002)，表明自我表露对个体积极的心理适应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4.2 感知积极反馈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除直接影响孤独感外，还可以通过感知积极反馈的中介作用对孤独感产生间接影响，即假设2成立。也就是说，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既对青少年孤独感具有直接的抑制作用，也可以通过提升青少年的感知积极反馈这一心理过程来降低孤独感。该结果支持了感知积极反馈(社会支持)是个体心理社会适应的更为直接的影响因素的观点(Valkenburg, Peter, & Schouten, 2006)，表明感知积极反馈在社交网站使用对个体心理社会适应的影响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青少年而言，社交网站中的人际交往同现实交往类似，因为他们使用社交网站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同亲戚、朋友等熟人之间的联系，获取社会网络需要的满足(Ellison et al., 2007)。因此，社交网站上的大量自我表露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他们同家人、朋友等的联系，同时这种联系的存在也能在必要时给青少年提供社会支持，从而让青少年感知到更多的积极反馈。此外，个体在社交网站中表露有关自我的信息，能够透露出一定的人际信任，并有助于构建良好的线上关系(Park, Jin, & Jin, 2011)，从而在必要时获得来自社交网站好友的社会支持，并感知到更多的积极反馈。进一步地，感知积极反馈作为人际吸引的一种有效信号，可满足个体对社会网络的需要，从而减轻其孤独感。由此可知，作为一种基于社交网站的重要社会支持，感知积极反馈同线下社会支持一样，对个体的心理社会适应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刘晓, 黄希庭, 2010)。

4.3 自尊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的结果还表明，对于高自尊者，感知积极反馈在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和孤独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但该中介作用并不存在于低自尊者中。换而言之，高自尊者的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在一定程度上可获得线上好友的支持性回应或反馈，从而降低其孤独感。然而，对于低自尊者，感知积极反馈在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和孤独感的关系中并不起中介作用。简单效应分析的结果表明，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对感知积极反馈的正向预测作用只适用于高自尊者，但不适用于低自尊者。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首先，从认知行为倾向的视角来看，低自尊者存在对拒绝性信息的注意偏向，不仅更易察觉到拒绝性信息，也更倾向于将他人的行为觉知为拒绝(Koch, 2002; 李海江等, 2012)。因此，对于自身在社交网站中自我表露后获得的社会反馈，低自尊者会优先注意消极的社会反馈信息，并倾向于对一些中性信息做出消极解释，从而体验到较少的积极反馈。其次，Park和Maner (2009)指出，相比低自尊者，高自尊者对人际交往的态度更积极，即他们对他人能够提供社会支持的可能性更加自信。当他们在社交网站中以自我表露的形式发起人际互动后，高自尊者倾向于认为社交网站好友的社会反馈能够给其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因此他们可以体验到更多的积极反馈，而低自尊者的自信较低，获得的感知积极反馈也相对较少。最后，还有研究发现，高自尊者倾向于在社交网站上采取更加开放的策略，表露更加积极的内容，而低自尊者与之相反(Forest & Wood, 2012; Hollenbaugh & Ferris, 2015)。也就是说，尽管高/低自尊者的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水平差不多，但由于其自我表露效价的不同，最终可能导致其获得的积极反馈不同，进而导致其感知积极反馈不同(Zhang, 2010)。

此外，该研究结果也支持了“富者更富”模型。该模型认为，那些社会化良好的个体更能从互联网(包含社交网站)使用中获益(本研究中特指感知积极反馈)，因为他们可以借助以社交网站为代表的互联网工具加强其同家人朋友的联系，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卷入和更佳的心理健康水平(Zywica & Danowski, 2008)。正如前文所言，不同于低自尊者，高自尊者通常拥有更好的社交技能及更多的社会支持，而且他们通常也更多采用积极的人际交往策略和认知行为倾向，在社交网站使用中也是如此：面对自身在社交网站中自我表露后获取的大量社会反馈，高自尊者表现出更佳的认知行为倾向。因此相比低自尊者，高自尊者通常可感知到更多的积极反馈，进而心理社会适应良好。该结果启示我们，在考虑社交网站使用对青少年适应和发展的影响时，除了关注青少年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的水平外，还需关注青少年自身的个体心理特点。

4.4 研究意义与展望

本研究在综合考虑社交网站的网络属性和个体的心理特点的基础上，考察了青少年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对孤独感的影响机制，为家长及教育工作者理解社交网站使用对个体心理社会适应的意义，以及为青少年合理使用社交网站提供了重要启示。第一，为了消除社交网站使用对于青少年发展和适应的不利影响，家长及教育工作者应重点关注低自尊者的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第二，重视感知积极反馈的中介作用，可以通过提升感知积极反馈的水平来降低低自尊者的孤独感。

最后，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今后的研究可尝试加以改进。第一，尽管本研究提出的模型是基于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但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横断研究，无法充分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未来研究需要通过纵向研究或实验设计弥补这一缺陷。第二，本研究采用的是青少年的自我报告法，对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及积极反馈的测量实际上是青少年感知到的而非实际的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和积极反馈，尽管前者可能比后者对青少年发展和适应的影响更大，为了更全面的解释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的作用，未来研究还可针对青少年的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和积极反馈进行直接的文本分析来弥补这一不足。第三，本研究在测量社交网站中的自我表露时，仅选择了表露数量这一个指标，忽视了对表露内容和表露对象的关注，未来研究可以此为出发点，考察二者对个体心理社会适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