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家庭是由夫妻子系统、亲子子系统和兄弟姐妹子系统按照一定层级结构组成的组织系统，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机制，并共同影响个体的发展(Cox & Paley, 1997)。例如，研究指出，亲子关系在父母夫妻关系与个体心理发展的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Erel & Burman, 1995; Stover et al., 2016; Yang, Zhu, Chen, Song & Wang, 2016；马梅芬，朱蕾，杨小钧，王振宏，2017)，即父母关系的好坏会通过亲子关系质量进而作用于个体发展。此外，也有研究揭示兄弟姐妹系统在父母或亲子关系作用于个体心理发展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Conger & Kramer, 2010; Yu & Gamble, 2008; Yucel & Downey, 2015; 陈斌斌，王燕，梁霁，童连，2016)，尤其当个体遭遇不良的父母关系或亲子关系时，同胞状况(如是否有同胞，同胞数量，同胞间的关系质量)可能起到调节作用(Stocker & Youngblade, 1999)。基于前人的研究发现，本研究也将考察三个家庭子系统之间如何作用进而对青少年抑郁产生影响。

进入青春期后，青少年的抑郁风险迅速增加(Costello, Swendsen, Rose & Dierker, 2008)。研究显示，家庭系统中各子系统间的互动水平与互动质量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的抑郁水平(Kouros, Papp, Goeke-Morey & Cummings, 2014; Stover et al., 2016; Stroud, Durbin, Wilson & Mendelsohn, 2011; 王争艳，程南华，2014)，这些研究大多围绕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如何影响青少年抑郁展开(Lucas-Thompson & Granger, 2014; Shek, 1998; Stroud et al., 2011)，而很少对同胞状况在其中的作用做出探讨。然而，自1979年我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家庭仍是中国家庭的主流模式(郝克明，2010)。相比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兄弟姐妹子系统的缺失也可能会带来家庭系统各子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变化，从而对独生与非独生青少年抑郁产生不同的预测作用(Cameron, Erkal, Gangadharan & Meng, 2013)。因此，夫妻子系统与亲子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可能会在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家庭中表现出差异。

本研究将以亲子关系作为中介因素，独生状况作为调节变量，考察父母冲突、亲子关系与独生和非独生青少年抑郁的内在关系。

1.1 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

家庭始于夫妻系统的建立，父母夫妻关系质量是影响青少年个体成长的核心因素(Erel & Burman, 1995)，其中，父母冲突往往被视为导致青少年情绪问题的关键因素(Fosco, Caruthers & Dishion, 2012; Harold, Shelton, Goeke-Morey & Cummings, 2004; 梁丽婵，边玉芳，陈欣银，王莉，2015)。研究显示，父母冲突以及较低的父母婚姻关系满意度会导致青少年产生更多的抑郁倾向(Coln, Jordan & Mercer, 2013; Harold et al., 2004; Low & Stocker, 2005)。

作为家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父母冲突与亲子关系质量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问题。根据溢出假说(spillover hypothesis)，由父母关系引发的情绪情感会迁移到亲子关系中，进而作用于青少年的发展，比如，父母冲突会导致父母将注意力集中在双方的争吵及消极情绪上，很少关注孩子的需要，引起亲子关系的紧张，进而引发抑郁等内化的行为问题(Erel & Burman, 1995; Kouros et al., 2014; Stover et al., 2016; Stroud et al., 2011)。这种关系也被大量研究证实，即亲子关系在父母冲突预测青少年抑郁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Bradford, Vaughn & Barber, 2008; Braithwaite, Steele, Spjut, Dowdle & Harper, 2015; Buehler & Gerard, 2002; Hou, Kim & Wang, 2016)。并且，研究显示，不论是母子关系还是父子关系，都可以在父母冲突预测青少年抑郁的路径上发挥着中介作用(Harold, Osborne & Conger, 1997; Low & Stocker, 2005; Stover et al., 2016)。因此，亲子关系可能是父母冲突预测青少年抑郁的重要中介。

然而，上述研究发现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被试得出的，但不同于西方社会把父母关系和亲子关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中国社会普遍认为父母关系要让位于亲子关系(Rothbaum, Morelli, Pott & Liu-Constant, 2000; 梁宗保，张光珍，邓慧华，宋媛，郑文明，孙铃，2013)。因此，父母关系与亲子关系的相互关系可能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特点，本研究将在中国背景下对亲子关系(包括母子关系以及父子关系)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加以关注。

1.2 亲子关系在父母冲突预测青少年抑郁中的中介作用受到独生状况的调节

根据资源稀释模型(resource dilution model)，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父母能够提供给特定孩子的资源也会相应减少(Blake, 1981; Kalmijn & van de Werfhorst, 2016)。研究发现，父母往往在独生子女身上投入更多的时间、金钱以及精力，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的亲子关系更优(郝玉章，风笑天，2002)。相比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作为家庭子女角色的唯一承担者，很有可能会更多的受到亲子关系的影响(Chen & Liu, 2014; 郝玉章，风笑天，2002)。综上，本研究将考察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是否会在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间表现出差异。

当前，尚无研究直接考察独生与非独生青少年家庭关系与抑郁的关系，但相关近似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本研究做出假设提供支持。例如，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父母往往对孩子给予更多的关爱与回应，进而使得独生子女青少年表现出更低的心理压力水平(Liu, Lin & Chen, 2010)。此外，母子亲密关系对城市独生幼儿内化情绪问题的预测显著，而对非独生幼儿内化问题的预测不显著(Li, Liu, Lv, Xu, Wang & Huntsinger, 2015)，即与非独生幼儿相比，独生幼儿更能够从母子亲密中获益，但该结果是否可以推论到青少年身上还未可知。基于以上，本研究假设，独生子女往往享有更优势的亲子关系资源，也能够从亲子关系中更多的获益，其抑郁水平也会更多的受到亲子关系的作用；而对于非独生子女，兄弟姐妹子系统的存在使其不得不与他人“分享”来自父母的关怀，但同时也会帮助其“分担”来自亲子关系的消极影响(Ngan-Ling Chow & Zhao, 1996)，因此，其抑郁水平受亲子关系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简言之，相比于独生子女，对于非独生子女，亲子关系的中介效应会大大降低，甚至消失。

综上，亲子关系可能是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间的重要中介因素，并且，该中介作用可能会受到独生状况的调节。本研究将探讨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冲突及亲子关系的特点，厘清父母冲突与亲子关系的作用路径，最后进一步考察该路径在独生与非独生青少年身上的差异。以期为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有针对性地对独生与非独生青少年开展抑郁的预防和控制工作提供建议。模型图如图 1。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从四川宜宾、山东潍坊和河南新乡各抽取2所中学，再从每所中学抽取初一、初二和初三各一个班，最终共计6所学校18个班的青少年参与了本次调查。基于本研究的研究问题，选取了同时具有母亲评价和父亲评价数据的青少年452名，平均年龄为14.18岁(SD=0.95)。其中，男生198名，女生251名，性别缺失3名；独生子女182名，非独生子女270名。

青少年母亲的平均年龄为41.43岁(SD=4.94)，从受教育水平来说，小学及以下占17.92%，初中学历占31.42%，高中/中专/职高占23.45%，大专学历占16.59%，本科及以上占10.40%。青少年父亲的平均年龄为43.19岁(SD=4.73)，其中，小学及以下占12.61%，初中学历占28.10%，高中/中专/职高占24.56%，大专学历占19.69%，本科及以上占15.04%。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SES由父母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构成。父母分别报告自己的受教育水平，共包含5个水平，其中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中专/职高，4=大专，5=本科及以上。取父亲和母亲受教育水平的平均值作为父母受教育水平的指标(Hill et al., 2004)。从家庭收入来说，以母亲报告的家庭年收入作为家庭收入指标，共包含5个水平，分别是：1=10, 000元及以下，2=10, 001~30, 000元，3=30, 001元~80, 000元，4=80, 001元~300, 000元，5=300, 001元及以上。将父母平均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转化为标准分，平均后作为SES的指标。

2.2.2 父母冲突量表

量表改编自“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调查项目的《父母冲突量表》(董奇，林崇德，2011)，该量表已经应用于多项研究(例如，陈福美，苑春永，张彩，黎亚军，王耘，2015；项紫霓，张兴慧，黎亚军，王耘，李燕芳，2014)，被证实具有较高的信效度。量表共包含5个题目，采用Likert式5点评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由父亲和母亲分别填写，并将母亲评和父亲评的父母冲突得分加和作为父母冲突的评价指标，得分越高表明父母冲突越高。在本研究中，母亲评及父亲评父母冲突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5和0.86。

2.2.3 亲子关系量表

采用《亲子关系量表》中亲密性(9个题目)和冲突性(12个题目)两个维度(张晓，陈会昌，张桂芳，2008)。亲密性指父亲/母亲感受到的与儿童积极和亲切的交流，冲突性指父亲/母亲感受到的与儿童的消极和冲突关系。采用Likert式5点评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数越高代表父子/母子关系越亲密或越冲突。该量表由父亲和母亲分别对自己与孩子的关系进行评价，分别代表父子亲密、父子冲突、母子亲密和母子冲突。在本研究中，四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76，0.85，0.80和0.85。

2.2.4 抑郁量表

采用“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调查项目的《简版儿童青少年抑郁量表》(Short Version of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S)测量青少年的抑郁状况(董奇，林崇德，2011)，该量表被国内外研究广泛使用(例如，Chen, Huang, Wang & Chang, 2012；刘俊升，周颖，李丹，陈欣银，2015)，具有良好和稳定的信效度。量表共10题，可测量7~17岁儿童和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每题都包含三个不同程度的陈述(如“我讨厌自己”，“我不太喜欢自己”，“我喜欢自己”)，青少年需根据自己最近两周的状况选择一个最符合自己的陈述，并根据抑郁程度的轻重进行1~3分的计分，其中五道题目为反向计分，分数越高代表抑郁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0。

2.3 研究程序

由经过专业培训的心理学研究生担任主试，对青少年进行集体施测。之后，向青少年发放家长问卷，要求其将问卷带回家后让父亲及母亲分别填写，密封后统一交给负责老师，由主试收回。

3 研究结果 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计算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结果如表 1。独生子女的母子亲密和父子亲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母子冲突和父子冲突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父母冲突以及抑郁上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2呈现了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青少年抑郁与父母冲突、母子冲突、父子冲突显著正相关，与母子亲密、父子亲密显著负相关；父母冲突与母子亲密、父子亲密显著负相关，与母子冲突、父子冲突显著正相关；独生状况与母子亲密、父子亲密显著正相关，与母子冲突、父子冲突显著负相关。

3.2 亲子关系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3及图 2所示。在控制青少年的性别、年级和SES后，结果发现，母子亲密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中的中介效应显著，占总效应的5.5%；母子冲突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中的中介效应显著，占总效应的23.91%；父子亲密与父子冲突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3.3 独生状况对亲子关系中介作用的调节

父子亲密、父子冲突在中介效应分析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因此，最终的模型中只纳入母子亲密和母子冲突作为中介变量。在控制性别、年级和SES后，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推荐的检验步骤，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方程1估计调节变量(独生状况)对自变量(父母冲突)与因变量(抑郁)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方程2和方程3分别估计自变量(父母冲突)对中介变量(母子亲密、母子冲突)的直接效应；方程4估计调节变量(独生状况)对中介变量(母子亲密、母子冲突)与因变量(抑郁)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自变量对因变量残余效应的调节效应。

如表 4所示，方程1中，父母冲突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并且，父母冲突与独生状况的交互项对青少年抑郁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说明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的直接效应不受独生状况的调节；方程2和方程3中，父母冲突对母子亲密和母子冲突的预测作用均显著；方程4中，母子冲突与独生状况的交互项对青少年抑郁的预测作用显著。表明母子冲突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间的中介作用的后半段路径受到独生状况的调节。为了理解调节作用的本质，分别考察独生和非独生子女母子冲突对抑郁的预测作用。结果显示如图 3，对于非独生子女，母子冲突对抑郁的预测作用不显著(p > 0.05)，对于独生子女，母子冲突对抑郁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10, t=3.98, p < 0.001)。

进一步分析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父母冲突对抑郁的总效应为0.08，对于独生子女，母子冲突的中介效应成立，中介效应值为0.03(95%CI=0.02, 0.06)，占总效应的37.5%；对于非独生子女，母子冲突的中介效应不成立(95%CI=-0.01, 0.02)。

4 讨论 4.1 独生与非独生青少年在亲子关系和父母冲突上的差异

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的母子亲密、父子亲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母子冲突、父子冲突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这与前人的研究相一致(Falbo & Polit, 1986；郝玉章，风笑天，2002)。作为子女角色的唯一承担者，父母往往会把更多的时间以及精力投入到唯一的孩子身上，亲子关系自然会表现出更加亲密的倾向(Blake, 1981；Chen & Liu, 2014；Liu et al., 2010)。

独生与非独生青少年的父母冲突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指出，影响父母冲突的主要因素是“配偶理解程度”，而婚姻之外的诸如子女、亲戚等外延关系则并非影响婚姻质量的主要因素(卢淑华，1992；王存同，余姣，2013)。并且，随着人们意识观念的增强，中国的婚姻关系模式已经由传统的以传宗接代为目的的关系型婚姻转向以夫妻共同活动为目的的表现型婚姻(易松国，1997)，婚姻目的已经不再局限于“生几个”，而在于夫妻间互相陪伴。婚姻目的的转变也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父母冲突并不会受到孩子独生状况的影响。

4.2 亲子关系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间的中介作用

父母冲突显著预测青少年的抑郁水平，这与之前的大量研究相一致(Fosco et al., 2012；Harold et al., 2004)。根据溢出假说，父母冲突所引发的消极情感会使家长以同样消极的方式处理亲子关系，进而引发青少年抑郁等心理问题(Bradford et al., 2008；Coln et al., 2013；Kouros et al., 2014)。本研究发现，母子关系是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的重要中介，这充分表明，在中国背景下，母子亲密以及母子冲突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中所扮演的中介作用也是成立的。父母冲突会使得母亲专注于自己的婚姻问题，进而较少关心孩子的需要，忽视甚至拒绝孩子，引起母子亲密的降低和母子冲突的增高(Kwok, Cheng, Chow & Ling, 2015；Stroud et al., 2011)。而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时期，母亲在青少年心理成长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如果母子间缺乏有效的交流互动，就会使青少年认为母亲无法为自己提供必要的支持以及帮助，从而产生抑郁问题。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溢出假说只在母子关系上得到了验证，而在父子关系上，该假说并不成立。这可能源于父子关系与母子关系在青少年成长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研究发现，母子关系更多地影响青少年抑郁与孤独感等情绪问题，而父子关系则更多地与攻击等外化问题行为相连(Liu et al., 2010；Ohannessian, 2013；Stover et al., 2016)。本研究发现母子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中扮演着中介作用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其次，受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影响，父亲在家中主要承担着养家的重任，为家庭提供经济资源，母亲则主要扮演着相夫教子的角色，对青少年的日常养育负有主要责任(张建平，2010)。因此，当夫妻发生冲突时，与父子关系相比，对青少年来说更亲近的母子关系自然会对其抑郁水平产生更多的影响。这一结果对于日后青少年抑郁的干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

4.3 独生状况对亲子关系中介作用的调节

研究发现，母子亲密的中介作用在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上没有差异，但是母子冲突的中介作用只体现在独生子女身上。从母子冲突来说，该结果与假设相一致，即父母冲突造成母子冲突的增加后，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青少年会产生更多的抑郁情绪。一方面，正如前面发现的独生子女与父母的亲密性比非独生子女更高，与父母的冲突性比非独生子女更低，独生子女与父母(尤其母亲)的关系、情感联结更密切，因此，独生子女与父母之间任何关系状况的变化都可能敏感地牵动独生子女的情绪情感状况(Blake, 1981；Cameron et al., 2013)。一旦发生母子冲突，就会使独生子女认为他们无法从家庭享受到保护，进而产生抑郁问题。其次，从家庭结构来看，独生子女作为家庭基本三角中子代一角的唯一支点，需要独自承担来自母子冲突的压力(郝玉章，风笑天，2002)，而对于非独生子女来说，兄弟姐妹间的互动可以缓解母子冲突对青少年造成的消极影响(Blake, 1981；Yucel & Downey, 2015)。这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母子冲突的中介作用只发生在独生子女身上，而对非独生青少年则不起作用。当然，非独生子女兄弟姐妹的互动水平及互动质量究竟如何与母子冲突共同作用并对青少年抑郁产生影响，这个问题仍有待未来的研究做进一步的探讨。

母子亲密的中介作用在独生与非独生青少年间不存在差异，这与预先假设并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相比于对家庭关爱习以为常的独生子女来说，非独生子女需要与兄弟姐妹分享来自母亲的关怀( Kalmijn & van deWerfhorst, 2016；Liu & Fengshu, 2006)，因此，他们往往对母子间的亲密关系更珍视。这也就产生了与独生子女相比，非独生子女母子亲密的中介作用并没有显著差异的结果。因此，不论独生还是非独生，其抑郁水平都会受到母子亲密的中介作用。说明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情绪状态都会敏感地受到他们与母亲之间的积极情感联结状态的影响。简言之，母子亲密对于独生和非独生青少年同等重要。

以上表明，对于独生青少年，母子冲突和母子亲密对他们的情绪情感发展都非常重要。而对于非独生青少年，母子亲密对他们的情绪情感发展意义重大，而母子冲突的影响可能会因为兄弟姐妹的存在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冲。

4.4 对教育实践的意义

本研究揭示了父母冲突、亲子关系与独生与非独生青少年抑郁的内在关系，对于减少青少年抑郁，加强抑郁的预防与干预具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父母必须重视父母冲突对于青少年抑郁造成的消极影响，尽力减少父母冲突，给青少年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以帮助青少年缓解抑郁问题。

其次，青少年母亲应尤其注意为孩子营造良好的母子关系，并注意将父母冲突所带来的消极情感消化在夫妻系统内部，而不是将其带到亲子系统，进而对青少年抑郁产生影响。

第三，对于独生子女家庭，不论母子亲密还是冲突，都会对青少年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母亲应尤其注意分割父母冲突与母子冲突，避免让父母冲突对母子冲突造成消极影响，进而影响青少年的抑郁，另一方面，母亲应加强与子女的互动以及沟通，取得孩子的理解及信任并形成良好的亲密关系。对于非独生家庭，与孩子亲密性的建立对于他们的积极情绪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母亲一方面要给予孩子更多的关爱，另一方面要关注到每一个孩子，给予他们同等的爱，避免母子亲密被“稀释”从而引起的青少年抑郁水平的增加。

5 结论

(1) 独生家庭的母子关系和父子关系显著优于非独生家庭；独生与非独生家庭的父母冲突没有显著差异。

(2) 父母冲突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母子亲密与母子冲突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抑郁间发挥着中介作用，父子亲密与父子冲突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3) 母子亲密在父母冲突预测青少年抑郁中的中介作用在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上没有差异，母子冲突的中介作用仅在独生子女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