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Vol. 33
国家教育部主管、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文章信息
- 许阳, 张卫, 喻承甫, 苏萍, 刘莎, 甄霜菊. 2017.
- XU Yang, ZHANG Wei, YU Chengfu, SU Ping, LIU Sha, ZHEN Shuangju. 2017.
- 父母体罚与青少年焦虑抑郁的关系:同伴侵害的中介效应与亲子关系的调节效应
- Parental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Adolescent Anxiety and Depression: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Peer Victimiz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 心理发展与教育, 33(4): 457-467
-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3(4): 457-467.
- http://dx.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7.04.10
2.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 广州 510006
2. School of Educ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青春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期，也是焦虑抑郁的高发期。大量实证研究反复证实，焦虑和抑郁受共同的遗传基因的影响，使得它们具有很强的协同发生性(Cummings, Caporino, & Kendall, 2014; Leadbeater, Thompson, & Gruppuso, 2012)，且从童年期到青少年期，焦虑抑郁症状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Thapar, Collishaw, Pine, & Thapar, 2012; Panjwani, Dossa, Ali, Jummani, & Jiwani, 2014; Nilsen, Eisemann, & Kvernmo, 2013)。大量的研究显示，青少年的焦虑抑郁同糟糕的学业成绩、行为不良、自杀行为等显著正向关联，以及可显著正向预测其成年后的物质滥用、犯罪行为等不良社会功能(Cicchetti & Toth, 1998; Capaldi et al., 1999; Hofstra, Van Der Ende, & Verhulst, 2002; Sowislo & Orth, 2013)，这表明青少年时期的焦虑抑郁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为科学有效地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焦虑抑郁，促进其健康成长，非常有必要探究青少年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Luebbe & Bell, 2014)。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拟考察父母体罚对青少年焦虑抑郁的影响，以及同伴侵害在其中的中介效应、亲子关系在其中的调节效应。
1.1 父母体罚与青少年焦虑抑郁的关系近年来，父母体罚与青少年焦虑抑郁的关系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父母体罚是指父母利用身体力量故意引起儿童的疼痛但不是伤害，从而达到纠正或控制儿童行为的目的(Straus, 2009)。研究发现，有被体罚虐待经历的儿童在未来更有可能发生适应不良和心理疾病(Afifi, Mota, Dasiewicz, MacMillan, & Sareen, 2012; Koenen, Moffitt, Poulton, Martin, & Caspi, 2007; Macmillan et al., 2001; Manly, Kim, Rogosch, & Cicchetti, 2001; Scott, Lewsey, Thompson, & Wilson, 2014)，并且更有可能采用妥协的方式来处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阶段性问题(Cicchetti & Lynch, 1995)。实现与发展有关目标的失败，反过来会使有被体罚虐待经历的儿童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Toth, Manly, & Cicchetti, 1992; Widom, DuMont, & Czaja, 2007)。大量的研究证实了父母体罚与焦虑抑郁之间的关系(Fakunmoju & Bammeke, 2015; Cicchetti & Rogosch, 2001; Kim & Cicchetti, 2006; Wimsatt, Fite, Grassetti, & Rathert, 2013; Scott, Smith, & Ellis, 2010; Mulvaney & Mebert, 2010; Turner & Muller, 2004)。如Rodriguez(2003)研究证明父母对儿童的体罚或者虐待会增加儿童的焦虑抑郁；而Penza等人(2003)发现童年期的虐待经历会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影响并引发随后的焦虑抑郁；Fakunmoju等人(2015)的研究则表明父母体罚能够积极地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焦虑抑郁。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有助于解释父母体罚对青少年焦虑抑郁的促进作用。根据该理论，父母和子女是家庭系统中互相影响的主体，父母的管教行为是导致儿童问题行为(如焦虑抑郁)的重要原因(Bronfenbrenner, 1992; Bronfenbrenner, 2009)。在严厉的管教行为中，父母体罚是最为常见也是最为激烈的一种形式，经常遭受父母体罚的青少年会产生各种消极情绪和问题行为(Gershoff, 2002)。因此，父母体罚是青少年焦虑抑郁的重要风险因素。
1.2 同伴侵害的中介作用仅仅探究变量之间的相关是远不足够的，为了更好地为干预实践提供科学依据，非常有必要探究父母体罚影响青少年焦虑抑郁的内在机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拟引入同伴侵害，考察其在父母体罚与青少年焦虑抑郁关系间的中介效应。依据社会发展模型(the social development model)，家庭、学校、社会环境等因素往往是通过同伴社会化过程(如同伴侵害)来对青少年的发展起作用的(Hawkins & Weis, 1985)。同伴侵害(peer victimization)是指个体遭受来自同伴的直接或间接不利行为(Lopez & DuBois, 2005)。Banny等人(2013)研究也发现虐待会增加同伴侵害，而同伴侵害会增加青少年的抑郁。因此，本研究有理由推测同伴侵害是父母体罚与青少年抑郁关系间的重要中介变量。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随着儿童的逐渐成长，学校和同伴关系被纳入到微系统中，其与家庭系统的相互作用会对儿童产生巨大的影响，儿童在家庭中与父母的相处方式会影响到他与同伴的相处方式。遭遇父母体罚的青少年会习惯于被侵害的关系模式，从而更易遭遇同伴侵害。研究表明，被体罚的个体会经历各样的同伴困难，包括同伴排斥、攻击性和社交退缩(Cullerton-Sen et al., 2008; Murray-Close, Han, Cicchetti, Crick, & Rogosch, 2008; Hipwell, Stepp, Xiong, Keenan, Blokland, & Loeber, 2014)。此外，攻击型受欺者经历过更多的惩罚性、敌对性和辱骂性的家庭对待(Schwartz, Dodge, Pettit, & Bates, 1997)；Shields等人的研究表明被体罚的孩子有很大的可能遭受同伴侵害(Shields, Cicchetti, 2001)；Söderberg等人(2016)则证实父母体罚能够增加青少年同伴侵害的风险。由此可见，经历父母体罚的青少年有更大的同伴侵害风险。
与此同时，大量的研究表明同伴侵害与焦虑抑郁有着紧密的联系(Boivin, Hymel, & Bukowski, 1995; Crick & Bigbee, 1998; Crick & Grotpeter, 1996; La Greca & Harrison, 2005; Rosen et al., 2009; Affrunti, Geronimi, & Woodruff-Borden, 2014; Stapinski, Araya, Heron, Montgomery, & Stallard, 2015)。其中，Affrunti等人的研究证明同伴侵害是儿童气质与焦虑抑郁的中介因素；Stapinski等人的研究则表明同伴侵害能够导致青少年焦虑抑郁，也就是说，同伴侵害是青少年焦虑抑郁的重要风险因素。考虑到父母体罚能增加同伴侵害的可能性(Söderberg, Bjorkqvist, & Österman, 2016; Shields et al., 2001)，后者有可能是父母体罚与焦虑抑郁之间关系的重要的中介变量。发展情境论认为个体的发展是其与环境拟合的结果，如果个体先前的发展特征能够与其所处的环境良好拟合，那么他就会出现更多的适应性结果。与之相反，环境拟合很差或者不协调的个体则会出现不良的发展结果(Lerner, 2011)。遭遇父母体罚与同伴侵害的青少年，无法良好地与周边环境进行拟合，出现不良发展结果的风险更大，例如焦虑抑郁。综上所述，本研究有理由提出假设1：同伴侵害显著中介父母体罚与青少年焦虑抑郁的关系。
1.3 亲子关系的调节作用近年来，大量心理学家认为孤立地考察教养方式(如父母体罚)对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是不足够的，教养方式对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很可能因为亲子关系的质量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建议将亲子关系纳入教养理论(Kim et al., 2014; Marsh et al., 2003)。因此，本研究拟引入亲子关系这一变量，考察其在“父母体罚→同伴侵害→焦虑抑郁”关系间的调节效应。亲子关系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亲子依恋，亲子关系特征和父母教养方式(田菲菲, 田录梅, 2014)。
生态系统理论指出，家庭微系统是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型中最基本的分析单元(Bronfenbrenner, 1979)。其中, 父母作为儿童青少年重要的交往对象, 会通过言语教育、行为榜样等对儿童青少年的行为起到塑造、影响作用，因此亲子关系是家庭系统中影响个体发展和适应的最重要变量。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个体的成长以及活动范围的增大，同伴影响在微系统中的作用逐渐凸显(Bronfenbrenner, 1992; Bronfenbrenner, 2009)。微系统之间的积极联系能够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而微系统之间的非积极联系则会对儿童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对青少年发展的研究不仅要单独考察家庭和同伴的影响，也要考虑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Kerr, Stattin, Biesecker, & Ferrer-Wreder, 2003)。家庭作为儿童社会化的基本动因之一，对儿童社会行为的塑造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家庭微系统(父母体罚、亲子关系)会对同伴微系统(同伴侵害)产生重要影响。前人的研究表明，亲子关系能够调节父母养育行为对同伴侵害的预测(Ladd & Ladd, 1998)，严厉的育儿风格与亲子关系是同伴侵害的重要预测因素(Perry, Hodges, & Egan, 2001)，因此亲子关系有可能调节父母体罚与同伴侵害之间的联结。同时，家庭微系统(如父母体罚、亲子关系)也会对个体发展(如焦虑抑郁)产生不可忽视影响。文献证实，亲子关系是青少年焦虑抑郁的重要影响因素(Liu, 2003; Branje, Hale Ⅲ, Frijns, & Meeus, 2010)，有理由相信亲子关系在父母体罚与焦虑抑郁的联结中起着重要作用。根据前人的研究，父母支持调节父母体罚与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关系(Turner & Finkelhor, 1996)，积极的亲子交流显著调节父母体罚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Wimsatt et al., 2013)。尽管目前尚无实证研究直接探讨亲子关系在父母体罚与同伴侵害和/或焦虑抑郁关系间的调节效应，但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和前人的研究，有理由推测亲子关系可显著调节父母体罚与同伴侵害和/或焦虑抑郁的关系。在Wimsatt等人的研究中，父母体罚与青少年抑郁的正向联结在高水平积极地亲子交流下显著，而在低水平积极地亲子交流下不显著。因此，我们也认为父母体罚与同伴侵害和/或焦虑抑郁的正向关联可能在高亲子关系背景下显著(或更强烈)，而在低亲子关系背景下不显著(或强度微弱)。
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2：亲子关系显著调节父母体罚与青少年焦虑抑郁的关系，以及父母体罚通过同伴侵害影响焦虑抑郁的中介路径；具体而言，父母体罚影响焦虑抑郁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在高亲子关系时显著(或更强烈)，而在低亲子关系背景下不显著(或强度微弱)。
1.4 本研究鉴于父母体罚与焦虑抑郁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两者之间内在机制的研究在我国尚不多见，仅有的个别研究在变量选择和其关系探讨方面也略显单薄，难以全面揭示父母体罚对青少年焦虑抑郁的作用。而且，前人的研究虽然涉及了父母因素与青少年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但很少将不同的父母因素及同伴因素纳入一个模型来考虑。因此，本研究拟以初中生群体为被试，考察父母体罚对青少年焦虑抑郁的影响，以及同伴侵害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和亲子关系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从而能够对青少年焦虑抑郁的预防和干预提供支持。结合研究假设1和2，可构成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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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本研究假设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概念模型图 |
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广州和佛山两地的4所普通中学初一学生共1406人，其中，男生699人，女生707人，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2.90±0.57岁。其中，被试家庭的父亲和母亲受教育水平在“小学或以下”水平者的比例分别为8.9%和19.5%，“初中”水平者比例分别为40.3%和37.4%，“高中或中专”水平者比例分别为28.0%和21.4%，“大专”水平者比例分别为6.9%和7.8%，“本科及以上”水平者比例分别为10.8%和9%；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者为13.4%，“1001~2000元”者为14.7%，“2001~3000元”者为17.1%，“3001~4000元”者为12.2%，“4001~5000元”者为8.5%，“5001~6000元”者为5.4%，“6001~7000元”者为3.4%，“7001~8000元”者为2.8%，“8001元以上”者为2.4%。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体罚父母体罚的测量采用六个项目进行测量，要求青少年分别报告在最近半年里，父亲和母亲采用“打耳光或打屁股”，“用力抓你、摇晃你”，“毒打你”等三种惩罚措施来纠正其过错的次数。采用5点评分，1表示“从不”，5表示“大于等于六次”。该问卷在我们先前的研究中使用过，发现该问卷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Zhu et al., in press)。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本研究中，父亲体罚问卷的拟合指数为：χ2/df=3.56，CFI=0.93，RMSEA=0.063；母亲体罚问卷的拟合指数为：χ2/df=4.12，CFI=0.92，RMSEA=0.069；这表明父母体罚问卷和母亲体罚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鉴于父亲体罚与母亲体罚的高相关(r=0.57，p < 0.001)，计算所有六个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父母体罚越多越严重。本研究中，父亲体罚问卷与母亲体罚问卷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5和0.72。
2.2.2 同伴侵害采用周莎莎等人(2015)研究中使用的同伴侵害问卷。该问卷共9个条目，要求青少年报告在最近的半年里所遭受到的侵害次数。例如“你有被同伴责备过吗？”、“你有被同伴歧视过吗？”“你有被同伴故意打、踢、推、撞过吗？”。问卷采用5点计分，1表示“没有”，5表示“4次或以上”。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示青少年遭受的同伴侵害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是0. 88。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本研究中，该问卷拟合指数为：χ2/df=4.35，CFI=0.91，RMSEA=0.073，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2.2.3 亲子关系采用Stattin和Kerr(2000)研究中使用的亲子关系问卷进行测量。要求青少年分别报告在最近的半年内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质量，父子关系、母子关系问卷为内容相同的8个项目，如“你对父亲/母亲感到失望吗？”，“父亲/母亲支持、鼓励你吗？”。采用3点记分，1表示“从不”，3表示“经常”。该问卷在我们之前的研究中使用过，信效度良好(张婷丹等，2015)。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本研究中，父子关系问卷的拟合指数为：χ2/df=3.61，CFI=0.93，RMSEA=0.059；母子关系问卷的拟合指数为：χ2/df=4.23，CFI=0.91，RMSEA=0.067；这表明父子关系问卷和母子关系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鉴于父子关系与母子关系的高相关(r=0.56，p < 0.001)，计算所有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亲子关系越好。本研究中，父子关系问卷和母子关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分别是0.79和0.80。
2.2.4 青少年焦虑抑郁采用青少年自评量表中的焦虑抑郁分量表(Achenbach，1991; 喻承甫, 张卫, 曾毅茵, 叶婷, 李月明, 王姝君, 2011)测量青少年的焦虑抑郁程度。包括16个项目，要求青少年报告最近半年以来自己的情绪体验状况，如“我感到寂寞”、“我神经过敏，容易激动或紧张”等，采用3点计分，1表示“从不”，2表示“有时”，3表示“经常”。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示焦虑抑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 92。
2.3 施测过程和数据处理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并事先征得学校、家长和学生本人的知情同意。主试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和中学心理教师担任，问卷施测时间为20分钟左右，并当场回收问卷。数据处理均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
参照前人的研究(Erceg-Hurn & Mirosevich, 2008)，本研究中所有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均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检验。该方法无需样本服从正态分布，而是通过对原样本进行有放回的随机抽样来重新构造样本分布，获得参数估计的稳健标准误及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不含零则表示有统计显著性。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考虑到自我报告法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根据前人的建议(周浩，龙立荣，2004)，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了统计确认。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10个，且第一个主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3.82%，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
3.2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如表 1所示，表中均值为被试在各问卷上的平均得分。结果发现，父母体罚与同伴侵害呈显著正相关，说明父母体罚水平越高，同伴侵害的风险也越高。此外，父母体罚和同伴侵害均与焦虑抑郁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前两者可能是后者的风险因素，也为检验同伴侵害的中介效应提供了支持。而亲子关系与父母体罚、同伴侵害、青少年焦虑抑郁均呈显著负相关，这为进一步检验其调节效应提供了依据。
| 变量 | M | SD | 1 | 2 | 3 | 4 |
| 1.父母体罚 | 1.11 | 0.32 | 1.00 | |||
| 2.同伴侵害 | 1.52 | 0.74 | 0.29** | 1.00 | ||
| 3.亲子关系 | 2.45 | 0.33 | -0.32** | -0.26** | 1.00 | |
| 4.焦虑抑郁 | 1.34 | 0.37 | 0.23** | 0.58** | -0.35** | 1.00 |
| 注：相关系数采用Bootstrap方法得到；性别为虚拟变量，女=0，男=1；*p < 0.05，**p < 0.01。 | ||||||
根据Muller，Judd和Yzerbyt(2005)的观点，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需要对三个回归方程的参数进行估计。方程1估计调节变量亲子关系对自变量父母体罚与因变量焦虑抑郁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方程2估计调节变量亲子关系对自变量父母体罚与中介变量同伴侵害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方程3估计调节变量亲子关系对中介变量同伴侵害与因变量焦虑抑郁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自变量父母体罚对因变量焦虑抑郁残余效应的调节效应。根据温忠麟、张雷和侯杰泰(2006)的建议，在每个方程中对所有预测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并对性别、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和父母受教育水平等变量进行了控制(Luppa et al., 2012; Lu et al., 2013)。
Sobel检验的结果表明，同伴侵害的中介效应显著(t=10.28，p < 0.001)。如表 2所示，方程1中，不纳入中介变量时，父母体罚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焦虑抑郁(t=5.52，B=0.24，p < 0.01)，特别是，父母体罚与亲子关系的交互项也达到显著水平(t=2.47，B=0.18，p < 0.01)。方程2中，父母体罚对同伴侵害的主效应显著(t=9.05，B=0.80，p < 0.01)，且父母体罚与亲子关系的交互项对同伴侵害的效应显著(t=4.29，B=0.62，p < 0.01)。方程3中，同伴侵害显著地正向预测焦虑抑郁(t=21.85，B=0.26，p < 0.01)，同伴侵害与亲子关系的交互项对焦虑抑郁的效应不显著(t=-1.01，B=-0.03，p > 0.05)。
| 方程1 效标：焦虑抑郁 |
方程2 效标：同伴侵害 |
方程3 效标：焦虑抑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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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t | B | t | B | t | |||
| 父母体罚 | 0.24 | 5.52** | 0.80 | 9.05** | 0.03 | 0.86 | ||
| 亲子关系 | -0.34 | -11.42** | -0.40 | -6.75** | -0.23 | -9.09** | ||
| 父母体罚×亲子关系 | 0.18 | 2.47** | 0.62 | 4.29** | 0.03 | 0.43 | ||
| 同伴侵害 | 0.26 | 21.85** | ||||||
| 同伴侵害×亲子关系 | -0.03 | -1.01 | ||||||
| 性别 | -0.11 | -6.03** | -0.01 | -0.23 | -0.11 | -6.96 | ||
| 年龄 | 0.00 | -0.07 | -0.04 | -1.12 | 0.01 | 0.66 | ||
| 父亲受教育水平 | 0.01 | 0.72 | -0.05 | -2.07* | 0.02 | 2.22* | ||
| 母亲受教育水平 | -0.03 | -2.64** | -0.05 | -2.68** | -0.01 | -1.46 | ||
| 家庭人均月收入 | 0.00 | -0.86 | -0.01 | -0.67 | 0.00 | -0.62 | ||
| R2 | 0.17 | 0.15 | 0.41 | |||||
| F | 35.88** | 30.37** | 96.16** | |||||
| 注：未标准化回归系数采用Bootstrap方法得到；*p < 0.05，**p < 0.01。 | ||||||||
为了进一步探究交互效应的实质，本研究根据回归方程的结果进行了简单斜率检验。分别取父母体罚与亲子关系正负一个标准差的值绘制了简单效应分析图。检验结果显示(图 2)，亲子关系水平较低时，父母体罚对焦虑抑郁的效应相对较弱，Bsimple=0.16，p < 0.01；当亲子关系水平较高时，父母体罚对焦虑抑郁的效应相对较强，Bsimple=0.26，p < 0.01。即父母体罚与焦虑抑郁的关系受到亲子关系的调节。与此同时(图 3)，亲子关系水平较低时，父母体罚对同伴侵害的效应较弱，Bsimple=0.26，p < 0.01；当亲子关系水平较高时，父母体罚对同伴侵害的效应相对较强，Bsimple=0.43，p < 0.01。也即，父母体罚与同伴侵害的关系受到亲子关系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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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亲子关系在父母体罚与焦虑抑郁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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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亲子关系在父母体罚与同伴侵害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
综上所述，父母体罚是青少年焦虑抑郁的风险因素；同伴侵害在父母体罚与青少年焦虑抑郁关系间起中介作用；父母体罚通过同伴侵害这一中介过程对青少年焦虑抑郁的影响受到亲子关系的调节。
4 讨论青少年焦虑抑郁现象愈发引起人们的重视，探究其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是对其进行干预的必要前提。前人的研究表明，家庭及同伴因素是导致青少年焦虑抑郁的重要诱因，本研究将父母体罚作为青少年焦虑抑郁的预测变量，考察了同伴侵害在其中的中介效应和亲子关系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发现和教育启示。
4.1 父母体罚与青少年焦虑抑郁的关系诸多研究表明，父母体罚是青少年焦虑抑郁的风险因素(Turner et al., 2004; Rodriguez, 2003; Penza, Heim, & Nemeroff, 2003)，这在本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结果表明父母体罚与青少年焦虑抑郁显著正相关。这说明父母体罚程度越高，青少年焦虑抑郁倾向越大。家庭会对个体成长产生巨大的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表明，父母体罚会对子女产生长期的消极影响(Ferguson, 2013; Ma, Han, Grogan-Kaylor, Delva, & Castillo, 2012; Straus & Kantor, 1994)，焦虑抑郁是其中的突出问题。该研究结果也与发展的生态系统理论相一致，根据该观点，父母和子女作为家庭微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相互关系会对儿童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父母体罚作为一种激烈的父母管教形式，将会导致儿童各种情绪问题的产生。当青少年遭遇父母体罚时，会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这一发展经验会伴随着个体的成长而逐渐被整合，从而导致消极的发展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对父母体罚和焦虑抑郁的关系甚少探究，大多数集中在父母体罚与问题行为或心理健康之间(邢晓沛, 2013; 高红, 2013)。在本研究中，控制了相关变量后，对父母体罚与青少年焦虑抑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验证，证实了这一关系。
这一研究结果也给我们的教育工作带来了启示。父母体罚作为一种常见的教养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在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中，体罚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棍棒底下出孝子”这一观念仍为一些人所信奉。然而，父母体罚会给子女带来长期的消极影响，例如问题行为、情绪问题等。因此，要逐渐改变父母的教育理念，减少他们的体罚行为，从而降低青少年由于父母体罚而引发的焦虑抑郁等问题。除此之外，对有父母体罚经历的青少年要及时疏导和干预，避免他们产生相应的消极情绪(如焦虑抑郁)。
4.2 同伴侵害的中介作用与此同时，研究结果表明同伴侵害显著部分中介父母体罚与青少年焦虑抑郁的关系，即父母体罚对青少年焦虑抑郁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也可通过促进同伴侵害这一过程来间接增加青少年焦虑抑郁的风险，这与假设1一致的。
青少年时期正处于学龄期到青年期的转变期，此时期的学生已逐渐将主要活动场所从家庭转移到学校、教室、少年组织等社会机构方面。在这段时间中，与青少年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同辈群体，其中最主要的同辈群体通常在学校环境中。根据发展的生态系统理论，家庭和学校两个微系统间相互作用，共同推进个体的成长与发展(Bronfenbrenner, 1992; Bronfenbrenner, 2009)，青少年在家庭与学校中的地位与经历通常会相互联系，遭遇父母体罚的青少年通常也是同辈群体中的弱势群体(Cullerton-Sen et al., 2008; Dodge et al., 1994; Murray-Close et al., 2008)。与此同时，前人的研究表明青少年在父母体罚中获得的消极关系模式会被整合进与同伴关系相关的结构中(Cicchetti et al., 1992)。遭受过父母体罚的青少年更容易重新陷入相似的关系模式中，即更容易遭受同伴侵害，这与前人的研究相一致(Schwartz et al., 1997; Shields et al., 2001)。
与此同时，遭遇同伴侵害的青少年其焦虑抑郁的风险也大大增加。生态系统理论认为，随着儿童的成长，家庭微系统与同伴微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儿童的发展，消极的家庭微系统与同伴微系统相联结，致使儿童焦虑抑郁风险增大。研究证实，同伴侵害是青少年焦虑抑郁的重要的风险因素(Boivin et al., 1995; Crick et al., 1998; Crick et al., 1996; La Greca et al., 2005; Rosen et al., 2009; Affrunti et al., 2014; Banny et al., 2013)。因此，高程度的父母体罚通过增加同伴侵害的风险进而推进个体的焦虑抑郁倾向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是普遍存在的。与此同时，降低父母体罚的水平能够有效抑制青少年遭受同伴侵害的风险，进而降低其焦虑抑郁的可能性。
这一研究结果对早期预防和干预青少年焦虑抑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伴侵害在父母体罚与焦虑抑郁的联结中起着中介作用，因此应降低青少年遭遇同伴侵害的可能性，从而抑制其焦虑抑郁的风险。这就需要家庭与学校的通力合作、相互沟通，从多方面共同入手，为青少年的积极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4.3 亲子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亲子关系对父母体罚与青少年焦虑抑郁的关系具有显著地调节效应。从随后的调节效应检验可以看出，在同等的父母体罚水平下，低亲子关系的个体比高亲子关系的个体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与此同时，高水平的亲子关系对父母体罚与青少年焦虑抑郁联结的影响较大，而低水平的亲子关系对父母体罚与青少年焦虑抑郁联结的影响就相对较小，这同前人的研究结果相类似(Chiariello & Orvaschel, 1995; Wimsatt et al., 2013; Lansford et al., 2014)。根据压力过程模型(stress process model)和前人的研究，在父母体罚与父母支持均处于高水平时，儿童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将会增加(Turner, & Finkelhor, 1996)，这在本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出现这一现象可能是因为儿童前后所获取的信息不一致所造成的，心理上良好的亲子关系与身体上被父母体罚的经历相冲突，二者合力引起儿童消极的心理体验(Wimsatt et al., 2013)。同时，亲子关系可能是青少年焦虑抑郁的保护性因素，即高水平亲子关系的个体比低水平亲子关系的个体在同等父母体罚水平下出现焦虑抑郁的风险更小。这表明，父母在日常的教养行为中，要注意培养良好的亲子关系。特别是在青春期，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会日趋紧张，面临严峻的挑战(Buchanan, Eccles, & Becker, 1992; Paikoff & Brooks-Gunn, 1991)，这一阶段处理好亲子关系尤为重要。除此之外，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也要时刻注意减少粗暴的体罚行为，避免引起青少年的消极归因，从而降低其产生焦虑抑郁或其他不良情绪的风险。
本研究也发现，亲子关系显著调节父母体罚与同伴侵害的关系。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与亲子关系对父母体罚与焦虑抑郁的关系的调节相类似，在同等的父母体罚水平下，低亲子关系的个体比高亲子关系的个体更容易出现同伴侵害。与此同时，高水平的亲子关系对父母体罚与同伴侵害联结的影响较大，而低水平的亲子关系对父母体罚与同伴侵害联结的影响就相对较小，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类似(Ladd et al., 1998; Perry et al., 2001; Disiye, 2015)。根据发展的生态系统理论，家庭与同伴作为两个基本的微系统，各自独立又交互作用，共同推进青少年的成长。父母体罚与亲子关系作为家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交互作用于同伴群体，对同伴侵害产生影响。当父母体罚与亲子关系均处于较高水平时，青少年遭遇同伴侵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这也可能缘于儿童接受了相似的关系模式，在同伴交往中更容易成为被欺辱的一方。同时，亲子关系也可能是同伴侵害的保护性因素，高水平的亲子关系可以有效地抑制同伴侵害。所以，为减少青少年的同伴侵害以及随后的焦虑抑郁的风险，父母应降低体罚水平并创造良好的亲子关系。
本研究也同时检验了亲子关系在同伴侵害与青少年焦虑抑郁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调节效应均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青少年期同伴交往主要在家庭以外的场所进行，亲子关系对同伴侵害与焦虑抑郁间关系的影响并不大，我国的初高中基本采用住校制，这使得青少年大多数时间是与老师和同学相处在一起的，这使得同伴关系对青少年焦虑抑郁的影响大于亲子关系(Papafratzeskakou, Kim, Longo, & Riser, 2011; Lim, Graziano, Janicke, Gray, Ingerski, & Silverstein, 2011; Herres & Kobak, 2015)。因此，亲子关系可能不足以影响同伴侵害对青少年焦虑抑郁的重要作用。因此，下一阶段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能够调节同伴侵害与青少年焦虑抑郁关系的家庭因素，从而能够为降低青少年焦虑抑郁的风险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证支持。
综上所述，亲子关系显著调节中介路径“父母体罚→同伴侵害→焦虑抑郁”，即父母体罚与青少年焦虑抑郁关系间既存在中介效应，也存在调节效应。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其一，由于测量限制，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的数据，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追踪研究设计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其二，本研究的数据均来自青少年的自我报告，可能会存在自我报告偏差，未来的研究可以采取多种方式(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等)、多种渠道(自我报告、父母报告、教师报告、同伴报告等)来收集更全面的数据。
其三，本研究仅控制了性别、年龄、家庭月收入和父母受教育水平对模型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控制其他相关因素。
5 结论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父母体罚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焦虑抑郁。
(2) 同伴侵害在父母体罚与青少年焦虑抑郁关系间起着显著的完全中介作用，即父母体罚通过同伴侵害间接影响青少年焦虑抑郁。
(3) 父母体罚通过同伴侵害对青少年焦虑抑郁的间接效应受到亲子关系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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