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抑郁是儿童期较为常见的一种消极情绪，对其当前和未来的适应发展均有着重要的影响(Raphael, 2016; Rockhill, Fan, Katon, McCauley, Crick, & Pleck, 2007)。现有研究表明大约有2.8%的13岁以下儿童达到抑郁障碍的临床水平(Koenig, Kemp, Beauchaine, Thayer, & Kaess, 2016)，一项针对中国中小学生的调查表明，8~10岁儿童的抑郁得分最高(俞大维，李旭，2000)，而在对中国14个城市的大规模调查中，也发现儿童抑郁障碍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苏林雁，王凯，朱焱，罗学荣，杨志伟，2003)。

在影响童年期儿童抑郁情绪的众多因素中，与同伴的友谊质量是支持个体适应发展的重要外部资源，对童年期儿童的情绪适应也有着重要影响。大量的研究表明，积极的友谊质量可以显著预测个体抑郁情绪的减少(Demir & Urberg, 2004; Prinstein, 2007; Schmidt & Bagwell, 2007)。这主要是因为，积极的友谊质量为其提供的情感和社会支持，可以有效减弱个体自身所出现的与压力情境有关的抑郁情绪(Wight, Boitieello, & Aneshensel, 2006)。就其生理机制而言，应激刺激会引起机体的不协调状态，其表现之一就是增加了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HPA)的活动，而友谊质量则是推动HPA轴活动恢复到基线水平的重要因素(Calhoun, Helms, Heilbron, Rudolph, Hastings, & Prinstein, 2014)，从而减少了伴随HPA轴异常活动的抑郁情绪(Cowen, 2010)。然而，友谊质量对个体抑郁情绪的积极作用，在童年期所得的结论却存在诸多争论。Sullivan(1953)认为随着个体不同社会需要的发展，尽管受欢迎度和友谊的相对重要性会发生变化，但在整个童年期，受欢迎度和友谊对儿童均有着持续的影响。大量的研究也表明童年中晚期儿童的友谊质量对抑郁情绪有着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Oldenburg & Kerns, 1997; Preddey & Fite, 2012；Brendgen, Vitaro, Bukowski, Dionne, Tremblay, & Boivina, 2013)，Nangle, Erdley, Newman, Mason和Carpenter(2003)所得结论更认为，二元的友谊关系对儿童的抑郁情绪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然而Kingery和Marshall(2011)的一项短期追踪研究却表明，青少年早期的友谊质量对其随后抑郁情绪的预测作用并不显著，田录梅, 张文新和陈光辉(2014)的横断研究也证实，友谊质量对于抑郁情绪的影响在童年晚期不显著，仅在青少年期达到边缘显著。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结论多是基于横断调研，现有的追踪研究也因其追踪时程较短等原因缺乏一定的说服力，因而有必要采用追踪时间更长，变量设定更为精准的纵向研究设计，来检验童年中晚期阶段，友谊质量对于抑郁情绪的积极效应。

作为一种持续性的消极情绪，童年期的抑郁情绪深刻影响着个体的各项心理社会功能。根据的抑郁人际关系模型，抑郁情绪对功能性失调的人际关系模式有着一定的影响，即在人际互动中，抑郁个体会表现出一定的适应不良行为，比如频繁的抱怨，对于消极事物的聚焦等(Coyne & Whiffen, 1995)。现有研究也证实儿童自身所出现的抑郁情绪对其友谊质量有着消极的影响。对于抑郁个体自身来说，Altmann和Gotlib(1988)的观察研究发现，在抑郁儿童的自我认知框架中，他们常对自己的社交能力做出消极评定。而在实际的人际交往中，抑郁儿童对于消极的社会信息非常敏感(Shirk, Boergers, Eason, & Van, 1998)，在与非熟悉同辈合作者的冲突协商任务中，相对于非抑郁儿童，抑郁儿童表现出更少的冲突协商能力(比如对于问题解决努力的坚持等)、更少的适应性情感调节等(Rudolph, Hammen, & Burge, 1994)。这使得抑郁儿童在友谊交往中会出现更多的困难(Goodyer, Wcenter, & Altham, 1989)，且会对自身与同伴的互动过程持有一种消极态度(Brendgen, Vitaro, Turgeon, & Poulin, 2002)。对于抑郁个体的同伴来说，个体的抑郁情绪会激起来自同伴的消极反应，并对同伴的行为有着消极的影响(Baker, Milich, & Manolis, 1996)。实验研究的结果就表明，高抑郁情绪儿童的同伴，在竞争任务中表现出更明显的消极情感，在合作任务中表现出更低的积极情感，且抑郁情绪儿童及其同伴在互动任务和交往过程中均表现出较低的满意度(Rockhill et al., 2007)。本研究则试图从纵向发展的视角，来进一步验证童年期个体的抑郁情绪对其友谊质量的消极影响。

对于友谊质量和抑郁之间的关系，除从单向视角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外，一些研究也试图采用纵向设计考察两者之间的双向作用，但所得结论并不一致。Vernberg(1990)在间隔6个月的情况下收集到2波数据，所得结果表明，青少年早期个体与同伴的关系亲密度对其抑郁情绪有着显著的单向影响。然而其他的研究则发现，相对于同伴关系中各因素对于抑郁情绪的积极作用，青少年期的抑郁情绪对于个体的社会支持(Stice, Ragan, & Randall, 2004)、友谊质量(Prinstein, Borelli, Cheah, Simon, & Aikins, 2005)和关系质量(Oppenheimer & Hankin, 2011)有着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可以看出，以往研究的对象多集中于青少年群体，在内容上独立考察友谊质量与抑郁情绪关系的研究较少，因而本研究有必要在童年期群体中考察两者之间的双向关系。

此外，性别差异可能是影响友谊质量与抑郁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基于童年期男女生交往方式的差异(徐敏, 杨丽珠, 2013)，一些研究认为友谊的积极作用在女生身上更为明显(Burks, Dodge, & Price, 1995; 田录梅, 张文新, 陈光辉, 2014)。但是Nangle等人(2003)的研究则认为只有达到特定年龄阶段，友谊积极作用的性别差异才会出现，对于童年期儿童的一些研究也表明，友谊质量和抑郁的关系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Brendgen et al., 2013; Oldenburg & Kerns, 1997)。另一方面，对于青少年群体的研究表明，抑郁对于关系质量的预测作用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Oppenheimer, & Hankin, 2011)。而在童年期阶段，许多研究发现女生的抑郁水平要高于男生(Stark, Banneyer, Wang, & Arora, 2012)，且相对于男生来说，抑郁女生更容易被同伴评价为不受欢迎和不友善(Connolly, Geller, Marton, & Kutcher, 1992)，但抑郁对于友谊质量的消极作用是否受性别因素的影响，却少有研究予以考证。

总之，鉴于儿童期抑郁的复发率高于成年期(Kovacs & Devlin, 1998)，且可能是抑郁干预的“窗口期”等因素(Wesselhoeft, Heiervang, Kragh-Sørensen, Sørensen, & Bilenberg, 2016)，本研究试图通过纵向追踪的研究设计，考察童年中晚期友谊质量和抑郁之间是一种单向关系，还是一种双向的作用关系？并考证这种关系是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以期为童年中晚期儿童抑郁情绪的干预，以及友谊质量的改善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为一项儿童社会性发展追踪调查的一部分。初次施测的时间为2014年6月，每间隔6个月进行一次施测，共施测4次。初次施测的对象为小学3~4年级学生，发放问卷1167份，回收有效问卷1116份，其中三、四年级学生分别为556人和560人，男、女生分别为578人和538人，被试的平均年龄为9.60±0.67岁。由于转学、辍学等原因，原被试中有85.03%的学生(949人)参与了第二次调查，其中四、五年级学生分别为436人和513人，男、女生分别为493人和456人；原被试中有78.94%的学生(881人)参与了第三次调查，其中四、五年级学生分别为418人和463人，男、女生分别为454人和427人；原被试中有75.90%的学生(847人)参与了第四次调查，其中五、六年级学生分别为403人和444人，男、女生分别为432人和415人。将最终所得样本与初次施测样本进行卡方检验和t检验，结果发现流失被试与保留被试在性别(χ²(1)=1.71, p=0.19 > 0.05)、年龄(χ²(4)=6.75, p=0.15 > 0.05)、友谊质量(t(1114)=0.06, p=0.96 > 0.05) 和抑郁感(t(1114)=0.59, p=0.56 > 0.05) 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本研究中流失被试为非结构性流失。

2.2 测量工具 2.2.1 友谊质量问卷

采用《友谊质量问卷》简易版来对友谊质量进行测量(孙晓军, 周宗奎, 2007)。该量表共18个项目，可用于评价与最好朋友的友谊质量，包括肯定与关心、帮助与指导、陪伴与娱乐、亲密坦露与交流、冲突解决策略、冲突与背叛者六个友谊维度，采用5点计分方式，从“完全不符”到“完全符合”，分别记为1~5分。将冲突与背叛的项目反向计分后，再将18个项目相加得到友谊质量总分。得分越高，表明儿童的友谊质量越高。四次施测中，友谊质量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9、0.89、0.90、0.90。

2.2.2 儿童抑郁量表

儿童抑郁量表(Children Depression Scale, CDS)是Fendrich, Weissman和Warner等于1990年根据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的儿童抑郁量表(CES-DC)编制，主要用于测查6~23岁的儿童、青少年和青年抑郁。共包括20个项目，量表采用四级计分，从0“没有”到3“总是”。该量表为一个维度，涉及到抑郁的六个主要症状，包括抑郁心境、感到内疚/没有价值感、无助感/绝望、精神活动迟滞、没有食欲和睡眠困扰(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本研究中，该量表四次施测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5、0.88、0.90、0.90。

2.3 施测程序

2014年6月，对广州省中山市某小学和四川省达州市某小学的3~4年级学生进行第一次问卷调查，施测前，对所有主试进行指导语和施测注意事项方面的培训，正式施测由8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对被试进行集体施测，完成问卷过程中，被试所遇到的任何不理解的问题均可向主试提出，施测完成后当场收回所有问卷。2014年12月、2015年6月份和12月份，采用第一次的施测流程和方式，对参与第一次施测的3~4年级学生进行了后三次施测。

2.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6.0和M-plus7.4进行数据的管理和分析。其中，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儿童友谊质量和抑郁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对最终样本的友谊质量和抑郁进行了正态性检验，结果发现，初次施测的友谊质量(Sk=0.08 > 0, Ku=0.17 > 0) 和抑郁(Sk=0.08 > 0, Ku=0.16 > 0) 均为非正态分布，参照王济川，王小倩和姜宝法(2011)的建议，本研究拟采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法(MLR)进行模型估计，该方法适用于非正态数据。数据处理前，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方法为将变量的所有项目共同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查看因子旋转前的结果，若只抽取出一个主成份或者第一个成分能够解释方差的大部分变异，则认为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分析表明，在未旋转的情况下共得到8个主成分，第一个主成分解释了总方差变异的23.03%，小于40%的警戒解释率，因而可以认为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 结果 3.1 友谊质量与抑郁的相关

将儿童在四个时间点的友谊质量和抑郁得分进行相关分析，所得结果如下表 1，总体而言，在同一时间点内，童年中晚期儿童的友谊质量与抑郁之间均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此外，四个时间点的友谊质量，两两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同样的，四个时间点的抑郁，两两之间的正相关也达到显著性水平。

3.2 童年中晚期友谊质量与抑郁的交叉滞后分析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考察童年中晚期儿童友谊质量与抑郁之间的关系。首先构建了童年中晚期儿童友谊质量与抑郁的基线模型，该模型仅包含友谊质量和抑郁的自回归路径，无交叉滞后回归路径；其次构建了友谊质量与抑郁的两个单向模型和双向作用模型，其中单向模型分别为仅包含友谊质量到抑郁单方向的交叉滞后回归路径，其他与基线模型相同的单向模型A，以及仅包含抑郁到友谊质量单方向的交叉滞后回归路径，其他与基线模型相同的单向模型B。双向作用模型C为同时包含友谊质量到抑郁和抑郁到友谊质量两个方向的交叉滞后回归路径，其他与基线模型相同；最后根据模型拟合指数选择恰当的模型，来描述童年中晚期儿童友谊质量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此外，基于修正指标和理论依据对所选模型进行修正，最终得到最恰当的模型。基线模型、三个竞争模型和修正模型各自的拟合指数如下表 2：

从以上的模型拟合指数表中可以看出，相对于基线模型，两个单向模型和双向作用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有较好的提升，但相比较而言，双向作用模型的拟合指数表现更好。因而本研究选定双向作用模型，来描述童年中晚期友谊质量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此外，在交叉滞后模型中，为了控制同一变量的发展稳定性，允许两时间点相同变量间设置自回归路径(Little, 2013)，因而在双向作用模型的基础上，本研究依照修正指数添加了二阶自回归路径，得到了最终的修正模型。所添加的路径为T1抑郁到T3抑郁(β=0.21, p < 0.01)、T2抑郁到T4抑郁(β=0.24, p < 0.01)；T2友谊质量到T4友谊质量(β=0.25, p < 0.01)。与双向作用模型相比，最终所得修正模型的各项指标均有较好的表现。参照以往研究中简洁模型的思想(梁宗保, 胡瑞, 张光珍, 邓慧华, 夏敏, 2016)，本研究在绘制的交叉滞后模型图中，并没有对所添加的二阶自回归路径进行绘制。最终所得的童年中晚期友谊质量与抑郁的交叉滞后分析模型如下图 1所示：

从以上图形中可以看出，T1时间的友谊质量可以显著负向预测T2时间的抑郁(β=-0.10, p < 0.05)；T2友谊质量可以显著负向预测T3抑郁(β=-0.07, p < 0.05)；T3友谊质量也可以显著负向预测T4抑郁(β=-0.08, p < 0.05)。T1抑郁可以显著负向预测T2友谊质量(β=-0.18, p < 0.01)；T2抑郁可以显著负向预测T3友谊质量(β=-0.15, p < 0.01)；T3抑郁也可以显著负向预测T4友谊质量(β=-0.09, p < 0.01)。此外，经参数差异临界比率值比较发现，T1友谊质量对T2抑郁的影响与T1抑郁对T2友谊质量的影响之间存在显著差异，c.r.=-3.19，绝对值大于2.58，p < 0.01；T2友谊质量对T3抑郁的影响与T2抑郁对T3友谊质量的影响之间存在显著差异，c.r.=-3.42，绝对值大于2.58，p < 0.01；T3友谊质量对T4抑郁的影响与T3抑郁对T4友谊质量的影响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c.r.=-2.97，绝对值大于2.58，p < 0.01。

3.3 童年中晚期友谊质量与抑郁双向作用模型的“队列效应”和性别差异检验

本研究的设计为群组序列追踪设计，所追踪的初始样本包括三年级和四年级两个群体，因而需要对所得结论进行“队列效应”检验。本研究采用多组结构方程模型(Multi-group SEM)来考察童年中晚期儿童友谊质量与抑郁的跨组不变性。首先构建了一个非限定模型，用初始测量三年级和四年级的两个样本同时估计该模型，在该模型中，所有路径系数被设定为跨组自由取值；其次构建了限定模型，在该模型中，友谊质量与抑郁的双向作用路径系数设定为跨组等值。最后，通过比较限定模型与非限定模型的差异，来考证该模型是否存在跨组不变性，而残差方差和二阶自回归路径均被设定为等值。所得结果表明，两个模型的卡方之间没有显著差异[△χ²=5.11，df=9, p=0.83]，这说明最终所得的修正模型符合跨组不变性假设，具有跨组群稳定性。参照同样的方式，本研究考证了童年中晚期友谊质量与抑郁的双向作用模型是否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最终所得结果表明，两个模型的卡方之间没有显著差异[△χ²=10.17，df=9, p=0.34]。这表明所得童年中晚期友谊质量与抑郁的双向作用模型符合跨性别不变假设，具有跨性别稳定性。

4 讨论

采用纵向追踪的研究设计，本研究考察了童年中晚期儿童友谊质量和抑郁之间的关系及其性别差异。所得结果表明，童年中晚期儿童的友谊质量与抑郁之间呈双向作用关系，且这种关系具有跨性别稳定性。

4.1 童年中晚期友谊质量与抑郁的双向作用

首先，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同(Brendgen et al., 2013; Calhoun et al., 2014; Preddey & Fite, 2012)，本研究的结论支持了友谊质量对于抑郁具有积极作用的观点，且在纵向发展上证明了在童年中晚期阶段，友谊质量保护效应的存在。即对于抑郁儿童而言，来自同伴的陪伴娱乐或关怀，可以有效减少困扰儿童身心发展的抑郁情绪。同时，与已有研究不同(田录梅, 张文新, 陈光辉, 2014)，本研究的结果支持了Sullivan(1953)关于友谊质量在童年期积极作用的说法，即在童年期的同伴交往中，友谊和受欢迎度对儿童均有着持续的影响。

其次，本研究从纵向追踪的角度验证了在童年中晚期阶段，抑郁情绪对于儿童友谊质量的消极损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一致(Brendgen et al., 2002; Oppenheimer & Hankin, 2011; Rockhill et al., 2007)。抑郁儿童在人际问题的解决上表现出攻击和退缩等行为(Rudolph, Hammen, & Burge, 1994)，这会激发抑郁儿童的同伴表现更多的消极反馈，以及拒绝，现有的研究也证实，抑郁儿童的同伴对其两者之间的互动过程持消极态度(Brendgen et al., 2013)。同时，抑郁儿童也会更多的表现出社交退缩，较少与朋友沟通、交流，进而使别人为其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导致社会支持下降，以及人际关系质量的降低(Lara, Leader, & Klein, 1997)。本研究的结果则进一步表明，童年中晚期儿童所出现的抑郁情绪，其消极影响具有一定的长时程效应，会影响儿童未来友谊质量的维持和发展。

最后，本研究发现在童年中晚期阶段，友谊质量与抑郁之间呈双向作用关系，即积极的友谊质量可以有效减少儿童的抑郁情绪，而儿童自身的抑郁情绪也会对其友谊质量产生消极的瓦解作用。这说明在童年中晚期群体中易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循环，即积极的友谊质量使得儿童较少的受抑郁情绪的困扰，这会进一步增强其未来积极友谊质量的发展。而对于抑郁情绪较重的儿童，缘于人际交往模式受损等原因，其友谊质量会更差，且在缺少外在积极资源的情况下，其抑郁情绪会进一步加重。此外，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从整体的作用模型来看，在童年中晚期阶段，相对于友谊质量对于抑郁的积极作用，抑郁对儿童友谊质量的瓦解作用更为突出。这可能与童年中晚期儿童友谊质量的发展水平，以及早发性抑郁的特点有关，一方面，小学低、中年级朋友之间的关系以玩伴型为主，即友谊关系以陪伴娱乐为主，冲突发生较多，与特定朋友的交往时间较短，稳定性弱(徐敏, 杨丽珠, 2013)，因而此阶段友谊质量的发展水平较低，从而造成其对于抑郁的积极作用减弱；另一方面，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依赖于与执行功能有关的自我控制(Tangney, Baumeister, & Boone, 2004)和情绪调控(Campos, Frankel, & Camras, 2004)等因素，而抑郁则会对处于发展阶段的执行功能造成一定的损伤(Kavanaugh et al., 2016)，从而使得儿童无法较好的调控好自身的各项人际交往行为，且早发性的抑郁具有作用周期长、复发率高等特点(王玮文, 谢希, 邵枫, 2008)，这使得在童年中晚期阶段，抑郁对于友谊质量的消极作用更为突出。

此外，“队列”效应的检验结果进一步增加了研究结论的推广效度，即友谊质量与抑郁的双向作用关系，不会因样本群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且两者之间的双向作用关系适用于整个童年中晚期阶段。

4.2 童年中晚期友谊质量与抑郁双向作用模型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发现，童年中晚期友谊质量与抑郁的双向作用模型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一方面，友谊质量对于抑郁的积极作用不受性别差异的影响，这与以往的研究相类似(Brendgen et al., 2013; Preddey & Fite, 2012)，本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表明，在纵向发展历程上，积极的友谊质量对于男女生抑郁的减少均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友谊质量代表着两个个体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由于在交往方式和交往内容上的差异，许多研究发现女生的友谊质量水平要高于男生(徐敏, 杨丽珠, 2013; Rose & Asher, 1999)，然而，友谊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积极功能的表现是源于其深层结构—互惠性(Hartup & Stevens, 1997)，可能是由于友谊的互惠性本质不会因为性别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使得友谊质量对于抑郁的积极作用表现出跨性别特征。另一方面，抑郁对于友谊质量的消极瓦解作用，也不会因为性别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具有抑郁情绪的儿童在社会交往中常常表现出失常的行为模式(Rudolph, Hammen, & Burge, 1994; Rockhill et al., 2007)，这对其积极友谊质量的维持有着一定的消极瓦解作用。而已有的观察研究证实，对于抑郁儿童的社会交往而言，其所表现的社交行为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Altmann & Gotlib, 1988)。本研究的结论表明，对于童年中晚期儿童友谊质量的长远发展，抑郁情绪对其的消极影响也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采用追踪设计考察了童年中晚期儿童友谊质量与抑郁的相互关系，最终所得的结果表明，童年中晚期友谊质量与抑郁之间呈双向的作用关系，且相对于友谊质量对于抑郁的积极作用，童年中晚期抑郁对于友谊质量的瓦解作用更为突出。更重要的是，在纵向的发展水平上，友谊质量与抑郁的双向作用关系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所采集的数据均为学生自我报告，这使得本研究的结果易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采用自评和他评相结合的方式考察童年中晚期友谊质量与抑郁的关系。此外，本研究仅仅考察了友谊质量与抑郁之间的相互影响，而缺少对两者之间关系内部机制的纵向分析，未来的研究可纳入其他的变量做更深入的探讨。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 同一时间点的友谊质量和抑郁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2) 早期的友谊质量可以显著预测随后的抑郁，早期的抑郁也可以显著预测随后的友谊质量，且相对于友谊质量对于抑郁的积极作用，抑郁对儿童友谊质量的瓦解作用更为突出；(3) 童年中晚期友谊质量与抑郁的双向作用关系具有跨性别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