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长期以来，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主要基于缺陷模型(deficit model)(Larson, 2000; Lerner, Phelps, Forman, & Bowers, 2009)，认为在亲子亲情相对缺失的不利处境下，农村留守儿童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发展问题。该模型得到了大量研究的支持(He et al., 2012; Wen & Lin, 2012)。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在孤独、抑郁和焦虑等消极情绪的得分上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Cheng & Sun, 2015; Jia & Tian, 2010; Su, Li, Lin, Xu, & Zhu, 2012)，积极情绪则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申继亮, 胡心怡, 刘霞, 2009; 喻永婷, 张富昌, 2010)。但是，也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孤独感(赵景欣, 刘霞, 张文新, 2013)和生活满意度(Wen & Lin, 2012)等情绪适应结果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留守的不利处境并不必然导致情绪适应问题的产生。鉴于此，揭示能够促进留守儿童情绪适应的保护机制成为近年来研究者关注的重要主题(Wang et al., 2015; 赵景欣等, 2013)。

根据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双变量模型(Larsen, Mcgraw, & Cacioppo, 2001; Schimmack, 2005; 曾盼盼, 林崇德, 刘力, 李远红, 2011)，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是彼此独立的两个变量；消极情绪的减少并不意味着积极情绪的增加，也不能简单认为减少消极情绪就等同于心理健康。关于儿童发展的心理韧性(resilience)模型(Luthar, Cicchetti, & Becker, 2000; 曾守锤, 李其维, 2003)也指出，即使在不利处境下，个体自身仍具备健康发展的潜力或优势，这关键在于个体是否具备了应对危险或不利处境的保护因素；并且，不同适应结果所需要的保护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也可能会有所不同(Luthar & Zelazo, 2003)。因此，在关于农村留守儿童情绪适应的研究中，需要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予以区分，不仅要探讨降低农村留守儿童消极情绪的保护因素及作用机制，更要揭示提升其积极情绪的保护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这样才能为促进留守儿童积极健康发展的关爱服务计划奠定坚实的基础。

亲子亲合(parental cohesion)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亲密的情感联结，它既可以表现在积极的互动行为之中，又可以表现为养育者与儿童心理上对彼此的亲密感受(Zhang & Fuligni, 2006)。作为留守近环境的重要保护性因素，其对农村留守儿童情绪适应的保护作用已经得到了诸多研究的支持。研究表明，母子亲合与父子亲合均能显著降低农村留守儿童的抑郁、孤独等消极情绪(Zhao, Liu & Wang, 2015; 赵景欣等, 2013)。并且，亲子亲合对农村留守儿童情绪适应的影响会因为父母角色以及留守类别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赵景欣等, 2013; Zhao et al., 2015)。已有研究表明，母子亲合能够显著降低双亲外出儿童的孤独感和父亲外出儿童的抑郁，而父子亲合只能够显著降低父亲外出儿童的孤独感(Zhao et al., 2015)；母子亲合能够降低双亲外出儿童的消极情绪，对父亲外出儿童的消极情绪却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父子亲合能够提高双亲和父亲外出儿童的积极情绪，降低其消极情绪(赵景欣, 杨萍, 马金玲, 黄翠翠, 2016)。可以看出，当前关于父子亲合、母子亲合与不同留守类别儿童情绪适应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存在一定的不一致，尚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在不利处境中，个体的逆境信念(beliefs about adversity)对其情绪适应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Shek, 2005)。拥有积极逆境信念的青少年积极情绪体验较多、较少出现情绪适应问题(Shek, 2004; Shek, 2005)。儿童所持有的逆境信念也可以预测其在不利环境下的心理发展水平(Lee, Kwong, Cheung, Ungar, & Cheung, 2010)。研究发现，积极的逆境信念能够促进贫困儿童的心理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并且这种保护作用具有长期效应(Shek et al., 2003; Shek, 2004; Shek, 2005)。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也发现，积极的逆境信念可以显著降低农村留守儿童的孤独感等消极情绪(赵景欣等, 2013; 张莉, 王乾宇, 赵景欣, 2014)。但是，逆境信念能否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可以预期，积极的逆境信念能够降低农村留守儿童的消极情绪，提升其积极情绪。

由于积极逆境信念在农村留守儿童的适应中具有重要保护作用，如何通过提高个体的积极逆境信念来促进其情绪适应已经成为该领域中的重要研究问题。父母是儿童发展的重要他人，在孩子信念系统的塑造中扮演重要角色(Boyatzis, Dollahite, & Marks, 2006)。研究表明，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提高儿童的逆境信念水平(Flouri, Midouhas, Joshi, & Tzavidis, 2015)，而这种认知上的改变又能促进儿童的情绪适应(Hinton, Pham, Tran, Safren, Otto, & Pollack, 2004)。但是，父母长期在外打工使农村留守儿童家庭中的亲子交往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表现为时间上的长期间断性、空间上的远距离性、交往的长期非面对面性和互动频率较低的特点(李庆丰, 2002)。并且，在不同留守类别的家庭中，亲子之间的交往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与双亲外出儿童相比，单亲外出家庭中的儿童虽然也体验着与流动养育者之间的分离，但是他们还有着留守养育者的陪伴。这样，单亲外出儿童(尤其是父亲外出儿童)所拥有的家庭资源可能要高于双亲外出儿童，两类留守儿童情绪适应的机制也可能会有所差异。已有研究表明(张莉等, 2014)，在双亲外出儿童群体中，逆境信念在父亲支持/母亲支持与孤独感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但在父亲外出儿童群体中，逆境信念在父亲支持与孤独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由此可以推断，不同留守类型家庭中亲子关系的功能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赵景欣等, 2013)。本研究假设：逆境信念在亲子亲合与农村留守儿童的情绪适应中起中介作用，且这种中介作用在单亲外出儿童群体(父亲外出群体)中更强。

综上，本研究将以双亲外出儿童、父亲外出儿童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不同留守儿童群体之间的比较，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1) 农村留守儿童的父子/母子亲合、逆境信念以及积极/消极情绪的特点；(2) 父子/母子亲合、逆境信念与留守儿童积极/消极情绪之间的关系及其留守类别差异；(3) 逆境信念在父子/母子亲合与积极/消极情绪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以及可能存在的留守类别差异。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班联系，自愿参与的方式，从山东省菏泽市和聊城市的两所乡镇初级中学选取初一、初二年级共376名农村留守儿童。剔除无效问卷、特殊家庭儿童(父母一双或双方去世、父母离婚或再婚)问卷和母亲外出打工儿童(母亲外出打工儿童人数仅有18人)问卷后，剩余有效被试340人，包括173名双亲外出儿童，167名父亲外出儿童。其中，男生178名，女生162名。被试的年龄范围在11~17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4.00 ± 0.88岁。

2.2 研究工具 2.2.1 亲子亲合

采用Olson等(1979)编制的家庭适应和亲合评价问卷Ⅱ(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s Ⅱ)的亲合分问卷，采取自我报告的方式，测量儿童感知到的与父亲、母亲的情感联结或支持。问卷包括题目完全相同的父亲、母亲两个分问卷，各问卷共10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从1“几乎从不到”5“几乎总是”，例如，“我与父亲(母亲)彼此感觉非常亲近”。分别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作为被试的父子/母子亲合水平，分数越高说明被试的亲子亲合水平越高。该问卷已被广泛应用与多个研究之中(Zhang & Fuligni, 2006; 赵景欣等, 2016)，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母子亲合和父子亲合两个分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3和0.76。

2.2.2 逆境信念

采用Shek(2005)编制的中国人逆境信念量表，测量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个体在面对逆境时所持有的信念，每个项目采用6点计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6“非常同意”，共9个项目，例如，“有志者事竟成”(积极信念)，“好丑命生成”(消极信念)等。使用项目平均分代表个体逆境信念的水平，分数越高，代表被试越同意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积极向上的逆境信念。该量表已应用在多个研究之中(张莉等, 2014; 赵景欣等, 2013)，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6。

2.2.3 积极/消极情绪

采用陈文锋和张建新(2004)修订的Bradburn(1969)编制的积极情绪、消极情绪量表，测量儿童的积极情绪(如愉快、轻松、幸福等)和消极情绪(如沮丧、孤独、烦躁等)。每个项目采用4点计分，从1“没有”到4“经常有”，问卷共有14个项目，其中8个项目测量个体的积极情绪，比如，“觉得事事顺心”；6个项目测量个体的消极情绪，比如，“觉得莫名其妙地烦躁”。计算两个维度的项目平均分代表被试的积极/消极情绪得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体验到越多的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该量表已在国内的研究中广泛使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赵景欣等, 2016; 喻永婷等, 2010)。本研究中，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2和0.77。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问卷两维度的结构效度良好(χ2/df=2.07, RMSEA=0.057, CFI=0.940, TLI=0.928)。

2.2.4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由于本研究样本的特殊性，以儿童知觉的家庭经济压力作为家庭收入的指标，并把该指标与儿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相结合，作为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采用Shek(2003)编制的“当前经济压力量表”(CESS)，运用4个项目，在一个四点量尺上测量了儿童对当前经济压力的知觉，例如：“在过去的六个月中，你家里的钱能够支付家庭的开支(花销)吗？”等。该量表曾被用于中国青少年群体的测量(Shek, 2003; 赵景欣, 刘霞, 2010)，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0。对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测量，让儿童根据父亲和母亲的情况分别在“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大学本科及以上”五个类别中做出选择，并依次对这些类别赋予了1~5的分值(张云运, 骆方, 陶沙, 罗良, 董奇, 2015)。最后，把儿童知觉的经济压力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两个指标上的总分，作为儿童家庭经济地位的指标，其分数范围在6~26分之间。

2.3 研究程序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每班由两名具有施测经验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作为主试。施测之前，对所有主试进行指导语、问卷内容以及施测注意事项的专门培训。测试一次完成，大约用时40分钟，问卷全部当场收回。整个施测过程中，教师不在场，施测完成后，给被试发放小礼物表示感谢。

采用SPSS 20.0对数据进行录入和初步分析，并用Mplus 7.0对数据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具体分析思路如下：(1) 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分析。(2) 采用回归分析检验亲子亲合与农村留守儿童积极/消极情绪的直接联系，以及逆境信念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本文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采用了Bootstrap方法(重复抽样1000次)。该方法无需假设样本服从某种分布，而是通过对原样本进行有放回的随机抽样来重新构造样本分布，获得参数估计的稳健标准误及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不含零则表示有统计显著性(Erceg-Hurn & Mirosevich, 2008)。

2.4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由于本研究所有变量均来自留守儿童自我报告，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common method bias)。根据Podsakoff, MacKenzie, Jeong-Yeon和Podsakoff(2003)的建议，本研究在数据分析之前，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Harman’s One-factor Test)进行了统计确认。结果显示，特征根值大于1的因子有10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是23.15%，小于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 结果 3.1 留守儿童亲子亲合、逆境信念及积极/消极情绪的基本特点

不同留守类别与性别的儿童在亲子亲合、逆境信念及积极/消极情绪上的平均数、标准差见表 1。以留守类别与性别为自变量，分别以父子亲合、母子亲合、逆境信念以及积极/消极情绪为因变量，进行2×2的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母子亲合与父子亲合的留守类别主效应均不显著(ps > 0.05)；母子亲合的性别主效应显著(F (1, 336)=5.03, p < 0.05, η2=0.02)，女生的母子亲合水平显著高于男生；父子亲合的性别主效应不显著。在逆境信念上，留守类别主效应显著(F (1, 336)=11.35, p < 0.01, η2=0.03)，双亲外出农村留守儿童的逆境信念水平显著低于父亲外出的农村留守儿童；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p > 0.05)；在积极/消极情绪上，二者的留守类别主效应均不显著(ps > 0.05)；积极情绪的性别主效应不显著(p > 0.05)；消极情绪的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 (1, 336)=8.72, p < 0.01, η2=0.03)，女生的消极情绪水平显著高于男生。此外，在所有变量上，留守类别与性别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ps > 0.05)。

3.2 亲子亲合、逆境信念与积极/消极情绪之间的相关

为了考察不同留守类别群体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情况，分别对双亲外出儿童和父亲外出儿童的各变量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见表 2)。结果表明，无论是双亲外出儿童还是父亲外出儿童，其父子亲合、母子亲合与积极情绪均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父子亲合、母子亲合与逆境信念均呈显著正相关；逆境信念与积极情绪之间呈显著正相关；逆境信念与消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但是该相关在父亲外出儿童群体中呈边缘显著(p=0.08)。此外，两类群体中家庭SES与其他变量之间相关均显著。因此，本研究将把家庭SES作为控制变量。

3.3 逆境信念在亲子亲合与积极/消极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分析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别考察双亲外出儿童群体、父亲外出儿童群体中父子亲合、母子亲合、逆境信念与积极/消极情绪之间的关系。其中，父子亲合与母子亲合是模型中的自变量，逆境信念是模型中的中介变量，积极/消极情绪是模型中的因变量，性别、家庭SES是模型中的协变量。根据Baron和Kenny(1986)与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所建议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本研究构建了两个结构模型：(a)不包括中介变量(逆境信念)的直接作用模型(见图 1)；(b)包含中介变量的间接作用模型(见图 2)。由于两个模型均为饱和模型(saturated model)，即所有待估计的参数正好等于协方差矩阵中的元素，自由度为0，根据相关研究者的提议(吴明隆, 2010)，不再估计其拟合指数，仅关注其路径系数。

从直接作用模型来看(见图 1)，在双亲外出儿童群体中，母子亲合能够显著预测其积极情绪，但是不能显著预测其消极情绪；父子亲合既能够显著预测其积极情绪，也能预测其消极情绪；该模型对双亲外出儿童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变异的解释率分别为37.4%、22.8%。在父亲外出儿童群体中，母子亲合能够显著预测其积极情绪；父子亲合则能显著预测其消极情绪；该模型对父亲外出儿童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变异的解释率分别为27.5%、26%。

从中介作用模型来看(见图 2)，在双亲外出儿童群体中，母子亲合、父子亲合仍能显著正向预测积极情绪；并且，母子亲合、父子亲合还能够通过提升儿童的逆境信念来增加其积极情绪。采用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逆境信念在母子亲合、父子亲合与积极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0.010，0.128]，[0.006，0.111])均不包含0，表明逆境信念的中介作用达到显著水平。中介效应量分别为0.07和0.06，分别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5%和19%；该模型对双亲外出儿童积极情绪变异的解释率为42.7%。然而，对于双亲外出儿童的消极情绪，逆境信念在母子亲合、父子亲合与消极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0.041，0.046]，[-0.033，0.037])均包含0，表明逆境信念在母子亲合、父子亲合与消极情绪之间均不存在中介作用。

在父亲外出儿童群体中，逆境信念在母子亲合、父子亲合与积极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分别为[-0.017，0.074]、[-0.005，0.104]，均包含0，说明该中介效应不显著。对于父亲外出儿童的消极情绪来说，逆境信念在母子亲合、父子亲合与消极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分别为[-0.023，0.024]、[-0.036，0.037]，均包含0，说明该中介效应也不显著。

4 讨论

基于双亲外出儿童和父亲外出儿童的比较，本研究描述了留守儿童积极/消极情绪、父子亲合、母子亲合与逆境信念的基本特征，探讨了父子亲合、母子亲合和逆境信念在留守儿童情绪适应中的作用机制及可能存在的留守类别差异。该研究不仅扩展了对留守儿童情绪适应特点的认识，而且为了解亲子关系在不同留守类别儿童群体情绪适应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一定的实证依据。

本研究发现，无论是双亲外出儿童还是父亲外出儿童，其父子亲合、母子亲合水平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并且，其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水平也不存在差异，这与已有研究相一致(赵景欣等, 2013)。但是，在本研究中，双亲外出儿童的逆境信念水平显著低于父亲外出儿童。这可能与双亲外出儿童的父母均不在身边有关。研究表明(Boyatzis et al., 2006)，父母在儿童信念系统的塑造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日常生活中，父母会通过言语交谈以及行为方式为儿童提供一个“信念模型”。对于双亲外出儿童，父母的长期外出打工所导致的亲子分离，使之不能为儿童提供及时的言语引导和情感支持，不利于其积极逆境信念的形成；对于父亲外出儿童，母亲在家可以直接与儿童进行及时的言语交流与沟通，并能够为儿童提供直接的行为榜样与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积极逆境信念的形成。

在本研究中，虽然父子/母子亲合均与留守儿童的积极/消极情绪之间存在显著相关，但是亲子亲合对儿童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因留守类别和父母角色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具体来说，在双亲外出儿童群体中，父子亲合既能够预测其积极情绪也能够预测其消极情绪，母子亲合能预测其积极情绪但不能预测其消极情绪；在父亲外出儿童群体中，父子亲合能够预测其消极情绪但不能预测其积极情绪；母子亲合则能够预测其积极情绪但不能预测其消极情绪。可以看出，无论母亲是否外出打工，母亲与留守儿童之间亲密的情感联结对其情绪适应的影响是一致的。这可能与母亲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有关。在与儿童的互动过程中，母亲更为细心敏感，更善于在同儿童的情感交流中产生共鸣，并提供给儿童情感上的支持(Eline L., Mirjana, & Bögels, 2015; Fliek, Daemen, Roelofs, & Muris, 2015)；即使外出打工，母亲也会通过电话、书信等方式及时了解儿童的情况，提供情感上温暖与支持。母亲对于孩子的这些细致关注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积极情绪的产生，对于留守儿童尤为如此；但是，本研究也发现，母子之间的亲合却不能帮助留守儿童降低消极情绪，而父子亲合却能起到这种作用。相对而言，父亲在家庭中更强调自主性(Bögels & Phares, 2008)，在不利处境中或逆境中教育孩子接受挑战、敢于应对(Paquette, 2004; Verhoeven, Bögels, & Bruggen, 2012)，这必然会成为留守儿童应对逆境的重要资源，避免其产生过多的的消极情绪。同时，本研究也显示，相比父亲外出儿童，父子亲合对于双亲外出儿童的情绪适应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表明父母双方外出或单方外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父子亲合的功能。这也进一步提示，虽然父母外出打工不在身边，但留守儿童与父亲、母亲之间紧密的情感联结对其情绪适应发挥着不同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张莉等, 2014)。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发现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赵景欣等, 2016)，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研究样本不同所导致的差异，另一方面也说明父子亲合、母子亲合对不同留守类别儿童情绪适应的作用及其强度需要更多实证研究的检验。

父子/母子亲合不仅能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还能够通过提升逆境信念对其积极情绪发挥作用。本研究发现，对于双亲外出儿童，逆境信念在父子亲合、母子亲合与积极情绪之间均起中介作用；对于父亲外出儿童，逆境信念在父子亲合、母子亲合与积极情绪之间则不起中介作用。这表明，亲子亲合影响留守儿童积极情绪的作用机制因留守类别的不同而不同。对于双亲外出儿童来说，虽然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不利于其积极逆境信念的形成，但是如果父母能够与他们保持积极的情感联结，他们就会在心理上产生更多的安全感和被关注感，更能够理解父母在外面打工的不容易，这些均可能会让儿童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独立面对困难，提高其积极逆境信念。同时，在积极情感联结的支持下，留守儿童也会更愿意向父母进行自我表露和寻求情感支持(Vieno, Nation, Pastore, & Santinello, 2009)，使在外父母及时觉察到儿童的各种情况、教给孩子独自应对困难的策略，进而调动其积极逆境信念，提高其积极情绪水平。然而，在父亲外出儿童群体中，由于母亲留守在家，如果母子之间的亲子关系良好，孩子在遇到困难时就更容易向母亲求助，母亲也会给予及时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儿童独自面对困难、并通过提升逆境信念来增加其积极情绪的机会。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无论是双亲外出儿童还是父亲外出儿童，父子亲合、母子亲合都无法通过逆境信念对其消极情绪产生影响。从图 2也可以看出，逆境信念对留守儿童的消极情绪并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表明逆境信念可能并不是降低留守儿童日常消极情绪的重要保护因素。同时，该结果进一步支持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双变量模型(Larsen et al., 2001; Schimmack, 2005)，表明儿童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是相互独立的，二者的作用机制也存在差异；儿童积极情绪的保护因素并不一定适用于消极情绪。可见，关于能够降低留守儿童消极情绪的作用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设计且仅采用了自我报告的测量方法，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通过纵向研究设计和采用多主体报告的方法来探讨亲子亲合影响留守儿童积极/消极情绪的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