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作为幼儿的主要照料者，父母是幼儿情绪表达的主要见证者或对象，父母如何对幼儿的情绪(尤其是消极情绪)做出反应，对其情绪社会化有重要影响(Perry，Cavanaugh，Dunbar，& Leerkes，2015；Hurrell，Hudson，& Schniering，2015)。父母的惩罚或沮丧反应可能降低幼儿调节情绪生理唤醒的能力(Gottman，Katz，& Hooven，1996；Eisenberg，Fabes，& Murphy，1996)和对情绪事件的信息加工能力(Gottman et al., 1996)，还可能导致幼儿将情绪视为危险的、有害的，逃避具有情绪挑战性的情境，抑制或隐藏消极情绪，从而失去学习如何应对消极情绪的机会(Eisenberg，Cumberland，& Spinrad，1998)。相反，如果父母对幼儿消极情绪的反应能够为幼儿提供工具性支持(如，问题解决)或精神性支持(如，安慰)，则会促进幼儿大胆探索情绪事件和线索，提高其调节情绪生理唤醒的能力以及用适当的方式关注和转移情绪刺激的能力(Eisenberg et al., 1998；Gottman et al., 1996)。

纵观国内外关于父母反应方式与幼儿情绪社会化关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考察母亲或父亲的反应方式对幼儿情绪社会化的单独效应(Denham & Kochanoff，2002；Eisenberg et al., 1996；Hastings & De，2008)，以及综合考察母亲和父亲的反应方式对幼儿情绪社会化的联合效应(Denham，Mitchell-Copeland，Strandberg，Auerbach，& Blair，1997；McElwain，Halberstadt，& Volling，2007)。在单独效应方面，已有研究大多针对母亲进行(Park，Lee，& Bae，2011；Eisenberg & Fabes，1994)，发现母亲的支持反应能正向预测幼儿良好的情绪社会化(Mazzone & Nader-Grosbois，2016；Swanson，Valiente，Lemery-Chalfant，Bradley，& Eggum-Wilkens，2014)，非支持反应则相反(Perry et al., 2015；李燕，贺婷婷，俞凯，刘佩丽，2010)；同时考察母亲和父亲反应方式对幼儿情绪社会化的单独效应的研究较少。然而，由于父母对幼儿情绪的感知不同(Cassano & Zeman，2010)，父母在幼儿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同(Han，Qian，Gao，& Dong，2015)，加之幼儿对父母角色行为的感知和理解不同(Grusec & Goodnow，1994)，少量包含父亲样本的研究不仅发现母亲和父亲反应方式存在差异(Hastings & De，2008；Eisenberg et al., 1996)，还发现两者在幼儿情绪社会化中的作用不同(Hurrell et al，2015)。尽管多数研究表明父亲反应方式与幼儿情绪社会化的相关不如母亲显著(Denham & Kochanoff，2002；Hastings & De，2008)，但是近年来随着新一代父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家庭教育观念的西化，我国部分地区父亲教育参与的程度逐步提升，传统的严父形象也正在发生转变(刘丽莎，李燕芳，吕莹，李艳玮，2013)，父亲在幼儿情绪社会化中的作用可能也会随之改变。因此，有必要在我国文化背景下探究父母反应方式对幼儿情绪社会化的单独效应。

家庭系统理论指出，家庭作为一个层级组织系统，母子之间和父子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模式会相互影响(McLoyd，1990)，近年来许多研究者也强调应从家庭系统理论的视角考察母亲和父亲反应方式对幼儿情绪社会化的联合效应(McElwain et al., 2007；Shewark & Blandon，2015)。关于父母的联合效应，加法模型、缓冲模型和分歧模型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加法模型(additive model)认为母亲和父亲的反应方式对幼儿的影响是累加的，当父母都表现出更多的支持反应时，幼儿发展最佳；父母都表现出更多的非支持反应时，容易导致幼儿出现更多的功能性问题(Gottman et al., 1996)。缓冲模型(buffering model)认为父母一方对幼儿消极情绪高水平的支持反应或低水平的非支持反应作为保护因素能够缓冲另一方较差的反应方式对幼儿发展的消极影响(Cowan，1996)。分歧模型(divergence model)认为，当父母都采用高水平的支持反应时，幼儿情绪社会化水平不高，父母不同的反应方式(如一方高水平的支持反应和另一方低水平的支持反应)有助于幼儿发展更加复杂的情绪图式和更高水平的情绪调节能力(Dunsmore & Halberstadt，1997)。

目前，加法模型和缓冲模型均获得了实证研究的支持(Denham et al., 1997；Martin，Ryan，& Brooks-Gunn，2010)，分歧模型则常常被忽视。这主要是由于已有研究大多以西方家庭为研究对象。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不鼓励使用表达抑制(Butler，Lee，& Gross，2007)，表达抑制通常导致消极结果(Farmer & Kashdan，2012)，因而研究者大多关注并证实了父母支持反应对幼儿情绪社会化的积极作用和父母非支持反应抑制幼儿消极情绪表达的消极作用。而在东亚等集体主义文化中，相对于情绪表达，情绪抑制更受鼓励(Butler et al., 2007)，且对该文化群体的情绪体验、心理和社会适应起积极作用(Matsumoto，Yoo，& Fontaine，2008)，被当作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践行中庸价值观的一种有效方式(Wei，Su，Carrera，Lin，& Yi，2013)。因此，在东方文化背景中，父母适当的抑制幼儿消极情绪表达可能不具有消极作用(Tao，Zhou，& Wang，2010)，以往研究中常被忽略的分歧模型可能因我国特殊的文化背景而被验证。

已有研究发现幼儿性别可能在父母反应方式与幼儿情绪社会化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McElwain et al., 2007；Eisenberg，Fabes，Shepard，Guthrie，Murphy，& Reiser，1999)，但多数研究未在同一家庭系统中分别探讨性别对父、母反应方式与幼儿情绪社会化关系的调节作用。由于父母对男女情绪表达的性别刻板印象存在差异(Endendijk，Groeneveld，Berkel，Hallers-Haalboom，Mesman，& Bakermans-Kranenburg，2013)，母亲和父亲对男孩、女孩的反应方式可能有所不同(Engle & McElwain，2010)。另外，父子、父女、母子、母女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方式不同也会对父母反应方式与幼儿情绪社会化的关系产生影响，比如同性亲子现象表明父母对与自己同性别的幼儿影响更大(Raley & Bianchi，2006)。因此，本研究将探讨性别是否会对父母反应方式对幼儿情绪社会化的单独效应和联合效应产生调节作用。

综上，本研究将从家庭系统理论的视角出发，以我国幼儿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考察父母对幼儿消极情绪的反应方式对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单独效应和联合效应，以期在我国文化背景下揭示父母反应方式对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为父母在与幼儿互动中采用适宜的反应方式提供实证依据与指导。

2 方法 2.1 被试

以西安市一所公立幼儿园的280名3~6幼儿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其中男孩129名，女孩151名；平均年龄54.19月(SD=8.63)；独生子女占79.7%。母亲年龄在26~5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4.24岁(SD=3.38)；父亲年龄在27~53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6.61岁(SD=4.06)。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反应方式量表

采用Fabes，Eisenberg和Bernzweig(1990) 编制的父母反应方式量表(Coping with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Scale，CCNES)测量父母对幼儿消极情绪的反应方式。该量表包含12个描述幼儿经历消极情绪的假设情境。对于每个情境，要求父母对自己采用以下5种反应方式的可能性进行自评：问题解决、安慰、鼓励情绪表达、最小化反应和惩罚。5种反应方式分别代表5个维度，5点计分。本研究中，母亲报告的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在0.89~0.91之间；父亲报告的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在0.88~0.91之间。

母亲报告的问题解决、安慰、鼓励情绪表达之间，最小化反应与惩罚之间的相关均在0.54~0.83之间，父亲报告的以上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均在0.46~0.85之间。借鉴Swanson等(2014) 的做法，将问题解决、鼓励情绪表达和安慰三个维度的均分合成支持反应，最小化反应和惩罚两维度的均分合成非支持反应，在结果分析中分别考察父母的支持与非支持反应对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

2.2.2 情绪调节检核表

采用Shields和Cicchetti(1997) 编制的情绪调节检核表(Emotion Regulation Checklist，ERC)测量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该量表包括情绪调节和情绪不稳两个维度，共24个题目，从“从不”到“总是”分别记为1~7分。其中情绪调节维度评估幼儿情境适宜的情绪表达、移情和情绪自我意识等能力，情绪不稳维度评估幼儿情绪急剧变化的倾向和消极情绪表达的频率，二者分别测量了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不同方面(Dunsmore，Booker，& Ollendick，2013)。本研究中两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8和0.85，两个维度呈中度负相关r=-0.35，p < 0.01。

2.2.3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调查

以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五项指标衡量幼儿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

将父母职业分为5个等级(师保国，申继亮，2007)：① 临时工、待业、失业人员，非技术人员及农业劳动者(父0.4%，母9.0%)；② 体力劳动工人和个体经营者、技术工及同级工作者(父19.0%，母17.3%)；③ 一般管理者、一般专业技术人员与事务性工作人员(父8.4%，母13%)；④ 中层管理者、中层专业技术人员与助理专业人员(父47%，母45%)；⑤ 职业高级管理人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与专业主管人员(父25.3%，母15.7%)。分别赋值1~5。

父母受教育水平分为3个等级(王明珠，邹泓，李晓巍，张文娟，王英芊，蒋索，2015)：① 高中及以下(父7%，母6.6%)；② 大学(本/专科)(父68.9%，母74.5%)；③ 研究生及以上(父24.1%，母18.9%)。分别赋值1~3。

家庭年收入分为6个等级(王明珠等，2015)：① 3万元以下(3.4%)；② 3~5万元(3.8%)；③ 5~10万元(14.8%)；④ 10~15万元(17.5%)；⑤ 15~20万元(46.8%)；⑥ 20万元以上(13.7%)。分别赋值1~6。

参考“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03技术报告”(2005) 中的算法，将上述赋值指标分别标准化，采用主成分分析获得各指标的因子载荷，以因子载荷为权重合成家庭SES。

2.3 研究程序与数据分析

首先，研究人员通过幼儿园与幼儿父母进行沟通，父母知情后签署知情同意书。然后，受过专业培训的主试和幼儿园教师在家长接送幼儿时发放问卷并说明问卷填写注意事项，要求父母双方在一周内填写父母反应方式量表，母亲同时填写幼儿情绪调节检核表。最后，由主试统一收回问卷。采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3 结果分析 3.1 父母反应方式与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相关

对幼儿性别、幼儿年龄、家庭SES、母亲反应方式、父亲反应方式、幼儿情绪调节能力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表 1)，母亲的支持反应与幼儿的情绪调节显著正相关，与情绪不稳显著负相关；非支持反应则相反。父亲支持反应与幼儿的情绪调节显著正相关，与情绪不稳显著负相关；非支持反应与情绪不稳显著正相关。

3.2 母亲、父亲反应方式对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回归分析

为考察母亲和父亲的支持反应及其交互作用对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预测作用，将幼儿的情绪调节和情绪不稳作为因变量，分别进行分层回归分析。除幼儿性别外，对所有变量做中心化处理。由于幼儿年龄和家庭SES与其他变量均无显著相关，故未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方程。

以情绪调节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表 2)，在控制了前两层变量的作用后，母亲支持与父亲支持、母亲支持与幼儿性别、父亲支持与幼儿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母亲支持、父亲支持与幼儿性别的三级交互项不显著。以情绪不稳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也有类似结果(表 2)，但父亲支持与幼儿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父亲支持反应仅显著负向预测女孩的情绪不稳(β=-0.21，t=-2.51，p < 0.05)。

为考察母亲和父亲非支持反应对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预测作用，采用和支持反应一样的模型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以情绪调节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表 3)，在控制了前两层变量的作用后，第三层中三个二项交互式的作用不显著，但第四层中母亲非支持、父亲非支持与幼儿性别的三级交互项显著，表明性别对母亲非支持×父亲非支持有调节作用。为进一步探究这一三级交互作用，分别以男孩和女孩的情绪调节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将母亲非支持和父亲非支持投入第一层，将母亲非支持×父亲非支持交互项投入第二层，发现母亲非支持×父亲非支持的交互作用仅对女孩的情绪调节显著，ΔR²=0.03，ΔF=5.28，p < 0.05。

用简单斜率(simple slope)检验进一步分析母亲非支持在父亲非支持与女孩情绪调节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以及父亲非支持在母亲非支持与女孩情绪调节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以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的方法分别将母亲非支持和父亲非支持划分为高、中、低三组，分别考察父亲三种非支持水平上的母亲非支持对女孩情绪调节的影响和母亲三种非支持水平上的父亲非支持对女孩情绪调节的影响。结果表明(图 1)，当父亲非支持水平中等(β=-0.21，t=-2.16，p < 0.05)和较高(β=-0.36，t=-2.44，p < 0.05) 时，母亲非支持对女孩的情绪调节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当父亲非支持水平较低时，母亲非支持对女孩情绪调节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32，t=1.55，p > 0.05。在检验在不同水平的母亲非支持上父亲非支持与女孩情绪调节的关系时发现(图 2)，当母亲非支持水平较低时，父亲非支持对女孩的情绪调节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50，t=2.51，p < 0.05；当母亲非支持水平中等时预测作用不显著，β=-0.18，t=-1.85，p > 0.05；当母亲非支持水平较高时，父亲非支持对女孩情绪调节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43，t=-2.10，p < 0.05。

以情绪不稳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表 3) 显示父亲非支持与幼儿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父亲非支持反应仅能显著正向预测女孩的情绪不稳(β=0.17，t=2.24，p < 0.05)。同时显示第四层中母亲非支持、父亲非支持与幼儿性别的三级交互项显著。在进一步检验这种交互作用时发现，母亲非支持×父亲非支持的交互作用仅对女孩的情绪不稳显著，ΔR²=0.06，ΔF=12.86，p < 0.001。

采用简单斜率检验进一步分析在不同水平的父亲非支持上，母亲非支持反应与女孩情绪不稳的关系，以及在不同水平的母亲非支持上，父亲非支持反应与女孩情绪不稳的关系。如图 3所示，当父亲非支持水平较高时，母亲非支持对女孩情绪不稳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45，t=3.56，p=0.001；父亲非支持水平中等和较低时，预测作用不显著。在检验父亲的非支持与女孩的情绪不稳在不同母亲非支持水平上的关系时发现(图 4)，当母亲非支持水平较高时，父亲非支持对女孩的情绪不稳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59，t=3.61，p < 0.01；当母亲支持水平中等和较低时，预测作用不显著。

4 讨论 4.1 父母反应方式对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单独效应

本研究发现，母亲支持反应正向预测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非支持反应负向预测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这与国内外研究结果相一致(Eisenberg et al., 1999；Park et al., 2011；李燕等，2010)。一方面，母亲的支持反应让幼儿正视并接纳自己的消极情绪，从而更加大胆地去探索情绪事件，在不同的情绪情境中练习加工有关情绪的信息，推测、解释自己和他人的情绪，逐渐学会用更有效、更具社交力的方式调节情绪(Eisenberg & Fabes，1994)；另一方面，母亲安慰幼儿、和幼儿讨论情绪、鼓励和帮助幼儿尝试处理消极情绪，本身能够帮助幼儿了解情绪，用适宜的方式调节情绪(Eisenberg et al., 1992)。相反，母亲的非支持反应会使幼儿形成对消极情绪的错误认识，逐渐学会隐藏或抑制消极情绪，从而使幼儿失去正常体验消极情绪和学习情绪调节的机会，甚至会降低幼儿的安全感和自信，阻碍幼儿情绪调节以及其他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Gottman et al., 1996)。

本研究发现父亲的支持反应和非支持反应仅显著预测女孩的情绪不稳。这与西方许多研究结果不一致(Wilson & Prior，2011)。西方研究者认为父亲对男孩投入的时间更长，相处时的互动更多，对男孩社会行为的影响也更大(Wilson & Prior，2011)，并将这种现象称为“同性亲子(same-gender dyads)”现象(Raley & Bianchi，2006)。但是我国一些研究并未发现父亲参与教养的性别差异(刘丽莎等，2013)。这可能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有关，本研究中独生子女占79.7%，家庭中孩子的唯一性使父亲对女孩的教养参与并不少于男孩。另外，受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父亲更鼓励儿子独立和竞争，更关心女儿的人际交往，并鼓励其依恋行为(Endendijk et al., 2013)，女孩从父爱中获得的安全感也更强(Bussey & Bandura，1999)，因此父亲教养参与对女孩社会技能的影响更大(刘丽莎等，2013)。另外，女孩在人际交往中更为敏感(Hall & Schmid，2008)，父亲的反应方式更可能影响女孩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Eisenberg et al., 1992；Denham et al., 1997)。

本研究表明，与父亲相比，母亲的反应方式对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单独预测作用均显著，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第一，母亲作为幼儿的主要抚养者，与幼儿的沟通互动更为频繁，对幼儿的发展具有主导作用(Martin et al., 2010)，其反应方式与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关系也更加密切。第二，幼儿对父亲和母亲角色行为的感知和理解不同，会影响其对父母反应方式的内化。Grusec和Goodnow(1994) 认为幼儿会根据父母过去的风格或者所处文化中父母不同的角色行为期待，对某种惩戒措施的可接受性和适宜性做出判断，该判断可能会调节这种惩戒措施的影响。例如，如果幼儿认为父亲更可能对自己的消极情绪做出非支持反应，而不是支持反应，那么父亲非支持反应造成的影响就会相对减小。

4.2 父母反应方式对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联合效应

与McElwain等(2007)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本研究发现母亲和父亲反应方式在女孩的情绪调节能力上有显著的交互作用，部分支持分歧模型，即当父母一方的非支持反应水平较高，另一方较低时，女孩的情绪调节能力发展最佳；当父母的非支持反应水平均较低时，女孩的情绪调节能力未达到最佳水平。这验证了Dunsmore和Halberstadt(1997) 的理论，当幼儿从母亲和父亲身上感受到不同水平的支持或非支持反应时，就有可能认识到并学会接受情绪反应的多样性和情境性，形成对情绪更加复杂的思考和理解。而在父母双方高水平的情绪表达支持和低水平的情绪表达抑制下，幼儿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失去面对情绪挑战情境时主动学习和处理消极情绪的机会，以及自主处理消极情绪后的效能感。

然而，本研究发现的分歧模型仅适用于女孩。上文提到人际敏感的性别差异使得女孩的情绪调节能力更易受到父亲非支持反应的消极影响，但Denham等(1997) 指出女孩的人际敏感性既是一种劣势，也是一种优势。如女孩更善于准确判断和评估面部表情、肢体语言、语气语调等非言语线索所传达的情感意义(Mcclure，2000)。对于父母不同水平的非支持反应，女孩更能从中敏锐地察觉父母在面对情绪事件时反应的差异，通过深入思考形成更加复杂的情绪认知和社会关系认知等，进而运用到处理情绪事件中来。

本研究未发现父母支持反应在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上存在交互作用，而McElwain等(2007) 却发现父母的支持反应而非非支持反应在幼儿的情绪理解和同伴冲突上的交互作用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在不同文化中支持反应和非支持反应的意义和社会功能存在差异。在我国文化中，抑制情绪表达在某些情况下被认为具有适应性(Matsumoto et al., 2008)。Chen，Dong和Zhou(1997) 发现害羞、谨慎、内敛的中国幼儿在社会适应能力上的得分比同龄幼儿更高。因此，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如果父母中一方使用低水平的非支持反应能够让幼儿适当的抑制情绪表达，就可能调节另一方的高水平非支持反应对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而当父母双方的非支持反应都较低时，幼儿的情绪抑制较低，其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水平可能并不高。由于支持反应在我国文化背景中可能不具有这样的意义，因此这种调节作用在支持反应上不显著。

尽管交互作用中高分组和低分组的斜率方向相反是支持分歧模型的最主要特征(McElwain et al., 2007)，但是本研究中的简单斜率分析显示只有一例中两组的简单斜率均显著(图 2)。可见，父母对幼儿消极情绪的反应方式与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关系是否完全符合分歧模型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本研究在中国被试群体中证明了父母反应方式能够预测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还发现父母不同水平的非支持反应有助于女孩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父母应对幼儿的消极情绪予以重视，引导幼儿探索情绪事件，正确认识和学习处理消极情绪；同时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中，父母双方不应一味的鼓励幼儿表达消极情绪，而应结合具体情境给予幼儿不同程度的非支持反应，帮助幼儿拓展情绪图式，深化情绪认知，学会自主调节情绪。

5 结论

(1) 母亲的支持反应正向预测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非支持反应负向预测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这种预测力在控制了幼儿性别后仍然显著。

(2) 父亲对幼儿消极情绪的支持反应和非支持反应仅显著预测女孩的情绪不稳。

(3) 在女孩的情绪调节能力上，父母非支持反应的交互作用显著，部分支持了分歧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