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是社会心理学一个重要概念，构建和谐人际关系是人们生活的主要目标之一。人际关系和谐者具有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李艺敏，李永鑫，2015)，而人际关系不和谐者其内隐自我认知大多偏消极，同时也伴随更多情绪困扰(张奇勇，卢家楣，闫志英，2013)。以往有关人际关系的研究如社会排斥，发现社会排斥不仅会造成个体负性情绪增加(Gross，2009；Lustenberger & Jagacinski，2010)，个体在理性思考上的认知度和正确率也随之下降(Baumeister，Twenge，& Nuss，2002)。这些研究进一步表明人际关系对于人类情绪和认知都发挥重要作用。

人际关系主要包括人际信任、人际背叛、背叛后利他惩罚等。人际信任是指人际交往中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一种关于对方言语、诺言及口头或书面表述的可信度的概括化期待(Rotter，1967)。以往多集中于人际信任对情感的研究，如研究发现，人际信任水平越低，越易引发交往焦虑、恐惧等消极情绪(Rotenberg，Boulton，& Fox，2005；徐芬，何振芬，马凤玲，李欢，2013)。原因在于信任水平较低的个体，认为他人的行为模式充满了不确定性与不可预见性，在人际交往中害怕与他人交流，担心他人意图不良，因而更容易在交往中产生焦虑、恐惧等负性情绪(陈剑梅，2011)。Rotenberg等人(2010)研究认为基于认知图式机制，信任是包含个体对影响其情绪及行为的社会关系的理解的一种认知图式，低信任认知的个体认为他人不可靠，与他人缺乏联系，最终将产生一系列消极情绪体验。而有关人际信任的认知效应研究则十分缺乏。

人际信任及其成分如(可预测性、可依靠性、信赖)是人际背叛危机的解药(Jones，Moore，Schratter，& Negel，2001)。Reina和Reina(2006)也认为背叛与信任紧密相关，背叛是对信任的故意、有意的违背或是对信任背叛行为的感知。已有研究发现人际背叛会诱发悲伤、沮丧、痛苦等情绪(Greer & Rosen，1997；Hedva，2001)，另有一些研究发现当个体知觉到对方背叛自己的信任时，会产生愤怒情绪，这一情绪会直接预测其后的拒绝行为(Straub & Murnighan，1995；Johannes，Michaela，Dmitrij，& Eva，2013)。而对于人际背叛会产生的认知效应也缺乏实证性研究。

面对人际背叛行为，通常个体会体验到强烈的消极情绪以及表现为高频率、高强度的利他惩罚行为(Van't Wout，Kahn，Sanfey，& Aleman，2006)。利他惩罚(altruistic punishment)是个体自愿不惜代价去惩罚那些违背社会规范的行为，以维护共同利益的利他行为，它能够减少不公平行为的发生概率(Boyd，Gintis，& Bowles，2010；Sigmund，2007)。关于利他惩罚与情绪的研究结果则存在不一致性：一些研究发现，利他惩罚与负性情绪关系密切(Fehr & Gächter，2002；Hopfensitz & Reuben，2009)，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利他惩罚可增加一些积极情绪(Civai，Corradi-Dell’Acqua，Gamer，& Rumiati，2010)。PET研究发现利他惩罚后被试的背侧纹状体被激活，这是大脑奖赏系统的核心(de Quervain et al., 2004；Delgado，2007)；FMRI研究也发现，与奖赏有关的区域如伏隔核在利他惩罚之后也被激活(Strobel et al., 2011)。这为背叛后利他惩罚可增加个体愉悦感与满足感提供了依据。在研究利他惩罚的内在机制时，发现利他惩罚与认知控制有关(丁毅，纪婷婷，陈旭，2012)。研究者利用最后通牒博弈任务考察患有认知缺陷的精神病患者与正常被试的利他惩罚行为，结果发现面对不公平分配，精神病患者的利他惩罚行为显著低于正常被试。这可能由于精神病患者认知控制有缺陷(Csukly，Polgár，Tombor，Réthely，& Kéri，2011；Cho，Konecky，& Carter，2006)。然而有关利他惩罚的认知效应仍有待进一步进行实证研究。

以往有关不同人际情境的认知效应研究大多采用了工作记忆任务(McQuade，Murray-Close，Shoulberg，& Hoza，2013；刘文雯，2014；Jostmann & Koole，2007；Jostmann & Koole，2006)。其原因是工作记忆是一种容量有限的记忆系统，主要负责暂时加工和贮存信息，在语言理解、学习、推理、思维等复杂认知任务的完成上起着关键性作用，能够有效地解释认知任务中的个体差异(李雪冰，罗跃嘉，2011)。诸如研究发现，社会排斥不仅会导致工作记忆的下降，而且测验难度也对这种认知效应具有重要作用，低难度的测验任务中，排斥组被试的表现与接受组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高难度的测验任务中，二者之间的差异显著(刘文雯，2014)。原因可能是低难度测验任务中，被试的认知资源仍相对充足足以顺利完成测验任务；高难度测验任务中，社会排斥组被试产生的愤怒等负性情绪对工作记忆任务下降可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Sliwinski，Smyth，Hofer，& Stawski，2006)。根据FMRI研究，负性情绪会激活更强的左侧前额叶皮层活动，而工作记忆的完成更多依靠该脑区，这种脑区重叠所引发的认知资源竞争，进一步降低了工作记忆。那么人际信任、人际背叛和背叛后利他惩罚三种人际情境对工作记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任务难度在其中能起到怎样的调节作用呢？值得深入探讨。

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以不同难度的工作记忆任务为测试条件，考察人际信任、人际背叛和背叛后利他惩罚对工作记忆的影响。本研究预期：(1) 人际信任、背叛后利他惩罚和人际背叛情境下被试的工作记忆任务表现依次降低(正确率降低，反应时增加)；(2) 任务难度对不同人际情境的认知效应具有调节作用。

预实验的目的是，检验人际信任、人际背叛与背叛后利他惩罚三种关系能否有效启动。本实验采用信任博弈任务分别创设人际信任、人际背叛和背叛后利他惩罚三种人际情境，通过情绪感受七点量表考察三组被试是否会产生相应情绪。本研究中情绪感受七点量表采自吴燕和罗跃嘉(2011)所用的情绪词，情绪有关的很多研究都采用这种单个情绪词法测量诱发的情绪(Graham，1988；Kuppens，Mechelen，Smits，& De Boeck，2003)。上海市某大学45名被试(22名女生，23名男生)参加了预实验，以三种人际情境为自变量，以被试的情绪感受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幸福、高兴、满意得分由高到低分别是人际信任组(M_幸福=4.07，SD=2.09；M_高兴=4.80，SD=2.02；M_满意=5.33，SD=1.68)、背叛后利他惩罚组(M_幸福=2.47，SD=0.99；M_高兴=3.00，SD=0.85；M_满意=3.20，SD=1.32)、人际背叛组(M_幸福=1.53，SD=0.92；M_高兴=1.93，SD=0.96；M_满意=1.87，SD=0.99)，人际信任组、背叛后利他惩罚组在幸福、高兴、满意三种积极情绪上与人际背叛组存在显著差异(p < 0.05)，且人际信任组和背叛后利他惩罚组之间也差异显著(p < 0.05)。愤怒、背叛、失望得分由高到低分别是人际背叛组(M_愤怒=3.53，SD=1.68；M_背叛=5.60，SD=1.72；M_失望=5.27，SD=1.49)、背叛后利他惩罚组(M_愤怒=2.93，SD=1.39；M_背叛=4.93，SD=0.80；M_失望=5.20，SD=1.01)、人际信任组(M_愤怒=1.07，SD=0.26；M_背叛=1.47，SD=0.99；M_失望=1.20，SD=0.41)，人际背叛组、背叛后利他惩罚组在愤怒、背叛、失望三种消极情绪上与人际信任组差异显著(p < 0.001)，但是人际背叛组和背叛后利他惩罚组并无显著差异(p > 0.05)。由此可见，人际信任情境下产生积极情绪，人际背叛情境下产生消极情绪，而背叛后利他惩罚情境下被试情绪则比较复杂，包含着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结果表明，实验所设置的人际信任、人际背叛和背叛后利他惩罚三种情境可以引发不同的情绪体验。

被试为上海市某大学的57名大学生(男生28人，女生29人)，其中人际信任组20人；人际背叛组20人参加实验，剔除2名未进行投资的被试；背叛后利他惩罚组中27人参加实验，剔除8名未进行利他惩罚的被试。所有被试全部为右利手，此前无参加相关实验的经历，裸视或校正视力正常。实验后给予被试一定的礼物作为报酬，并对其澄清本实验设计。

本研究参照de Quervain等人(2004)的实验设计，通过信任博弈任务创设人际信任、人际背叛和背叛后利他惩罚三种情境，采用3(人际情境：人际信任，人际背叛，背叛后利他惩罚)*3 (任务难度：低难度，中等难度，高难度)的两因素混合设计。其中人际情境为组间变量，任务难度为组内变量，因变量包括工作记忆任务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首先，向被试简单介绍实验任务，让其稍作休息并熟悉实验环境。具体创设情境的方法为：每次邀请2名互不相识的同学(其中一名为假被试)同时进行实验，并告知其所操作的2台电脑互联，之后进行信任博弈实验。真实操作是电脑并没有互联，电脑屏幕所呈现的程序是一样的。实验开始后，2名同学(甲与乙，其中乙为假被试)被告知每人可得10元以及具体的互动规则(考虑到编程规则，屏幕出现的指导语是要求甲必须投资给乙，也告诉甲其实乙并不知情，认为是甲信任自己)，注视点出现后，屏幕中心呈现“现在，请按继续，把你的10元投资给他”，之后屏幕出现“等待结果，看他是否回报你”。此时，人际信任组会看到“乙”的结果：“给你25元，他自己留下25元。你信任他，他同样信任你！”；人际背叛组会看到“乙”的结果：“给你0元，他自己留下50元。你信任他，他却背叛你！”；背叛后利他惩罚组会看到与人际背叛组一样的信息，但屏幕中的指导语会告知被试可再得10元及惩罚规则，由被试按“F/J”键选择“是/否”惩罚“乙”。接着，屏幕会出现“现在结果如你所愿”。之后，三组被试均继续完成工作记忆数字N-back任务。与此同时，假被试依然坐在电脑屏幕前，以尽可能维持被试在人际情境中产生的情绪。实验任务完成后，主试对实验情境进行解释，并给予礼物表示感谢，引导被试离开。

本研究采用Eprime1.1进行工作记忆的数字N-back的程序编制，分别设计1-back、2-back、3-back工作记忆任务进行难度区分。具体来说，该任务是对数字进行记忆，随后比较当前数字与之前1个、之前第2个、之前第3个数字是否相同，相同按F键，不同按J键。每个试次首先随机呈现600~1000毫秒“+”注视点，然后数字呈现2000毫秒，被试要在2000毫秒内做出反应。任务分练习和正式实验，每个工作记忆任务难度各练习5个试次，三种任务难度下共需进行15个试次，不记录成绩与反应时。之后被试进行正式实验，1-back、2-back、3-back三种难度任务各50个试次且随机呈现，每50个试次之间休息1分钟，整个实验持续约15分钟。

首先，计算正确率；其次，根据正确反应试次中反应时低于300毫秒视为猜测，计算猜测率，且删除超过0.8猜测率被试的所有数据；最后，计算平均反应时作为被试的正确反应时间。不同组别被试在3种任务难度中的工作记忆表现见表 1。

表 1 不同组别个体在3种任务难度中的工作记忆表现(M±SD)

表选项

将人际情境作为组间变量，任务难度作为组内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正确率维度上，结果发现：任务难度的主效应显著(F(2，54)=126.90，p < 0.001，η_p²=0.83)，多重比较发现，高难度任务正确率显著低于中等难度任务正确率(p < 0.001)，并低于低难度任务的正确率(p < 0.001)，中等难度任务正确率显著低于低难度任务正确率(p < 0.001)；组别的主效应显著(F(2，54)=12.09，p < 0.001，η_p²=0.31)，多重比较表明，人际信任组正确率显著高于利他惩罚组正确率(p < 0.001)，并高于人际背叛组正确率(p < 0.001)，利他惩罚组正确率显著高于人际背叛组正确率(p < 0.001)；任务难度与组别交互作用显著(F(2，54)=2.89，p < 0.05，η_p²=0.10)。简单效应结果表明，低难度任务中，人际信任组与背叛后利他惩罚组工作记忆任务正确率无显著差异，且均显著高于人际背叛组(p < 0.001)；中等难度任务中，人际信任组正确率显著高于人际背叛组和背叛后利他惩罚组(p < 0.05)，且人际背叛组与背叛后利他惩罚组正确率无显著差异；高难度任务中，人际信任组、人际背叛组和背叛后利他惩罚组正确率无显著差异(p > 0.05)。

反应时维度上，任务难度的主效应显著(F(2，54)=161.10，p < 0.001，η_p²=0.86)，多重比较发现，高难度任务反应时显著长于中等难度任务反应时(p < 0.001)，并长于低难度任务反应时(p < 0.001)，中等难度任务反应时显著长于低难度任务反应时(p < 0.001)；组别的主效应显著(F(2，54)=6.21，p < 0.01，η_p²=0.19)，多重比较结果显示，人际信任组反应时显著低于利他惩罚组反应时(p < 0.001)，且低于人际背叛组反应时(p < 0.001)，利他惩罚组反应时显著低于人际背叛组反应时(p < 0.001)；任务难度与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2，54)=6.45，p < 0.001，η_p²=0.20)。简单效应分析发现，低难度任务中，人际信任组与背叛后利他惩罚组反应时无显著差异，且均显著低于人际背叛组(p < 0.001)；而三组在中等难度与高难度任务中反应时均无差异性显著(p > 0.05)。

本研究采用工作记忆的N-back范式，考察不同人际情境对工作记忆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工作记忆的3个任务中，人际信任组、背叛后利他惩罚组和人际背叛组的正确率依次降低，反应时逐渐增加。这验证了第一个假设。迄今为止，有关人际信任、背叛后利他惩罚和人际背叛三种人际情境对认知加工的影响还鲜有研究，但已有研究表明，人际信任是包含个体对影响其情绪状态及社会行为的社会关系的理解的一种认知图式，个体处于积极的非压力情境，通常会产生正性的自我意识与他人评价，不易感知到外界威胁(Rotenberg et al., 2010)；而人际背叛和背叛后利他惩罚属于常见的压力情境，但与人际背叛不同的是，背叛后利他惩罚由于它是一种内在公平动机驱动的有意识的、受认知控制的行为(丁毅，纪婷婷，陈旭，2012)，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这种压力带来的“威胁感”。由此可见，人际信任、背叛后利他惩罚和人际背叛是三种不同的压力情境。根据以往关于压力下“Choking”与工作记忆有关的证据发现，在较大的压力情境下被试会更多关注其技能的内部加工过程，从而导致个体工作记忆任务成绩下降(Beilock，Kulp，Holt, & Carr，2004；陈亚林，刘昌，2009)。同时，压力情境会产生干扰信息，进而影响被试随后的工作记忆任务完成。工作记忆本身是个存储空间有限的认知系统，在积极的、单一的情境下，如人际信任情境，个体的工作记忆资源可全部用于执行任务；当情境消极、复杂时，如人际背叛、背叛后利他惩罚情境，个体此时所需进行的任务就不是单一任务，包括对任务担忧、抑制无关信息等，与任务无关的这些认知过程会占用认知资源，导致工作记忆成绩下降。与背叛后利他惩罚情境相比，人际背叛情境下的被试更多地处于不确定、不稳定的心理状态，会产生一系列消极归因(Lewicki & Bunker，1995；Tomlinson & Mayer，2009)，占用更多的认知资源，从而妨碍任务有效完成，导致工作记忆任务正确率最低，反应时最长。

本研究还考察了任务难度对不同人际情境认知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任务难度提高，被试正确率显著下降，反应时显著增加。在对组别和任务难度的交互作用分析时，发现无论在正确率维度还是反应时维度，组别与任务难度的交互作用均显著。这验证了第二个假设。从低难度任务到高难度任务正确率与反应时的变化，反映出任务难度也占用认知资源从而影响被试的工作记忆成绩。即任务难度越大，对被试认知资源需求越大，工作记忆成绩越差，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Schmader，Johns，& Forbes，2008；孙亚文，贺雯，罗俊龙，2015)。与以往研究不一致的结果是，本研究在低难度任务中，人际信任组、背叛后利他惩罚组正确率显著高于人际背叛组，反应时显著低于人际背叛组，而刘文雯(2014)的研究则发现，低难度测验中，排斥组与接受组工作记忆差异并不显著。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相比于社会排斥情境，人际背叛情境更具破坏性，个体感知更大的压力，所占用的认知资源也更多，从而导致工作记忆任务成绩下降更多，反应时更长。任务难度为中等时，人际信任组正确率显著高于人际背叛组和背叛后利他惩罚组，而三组的反应时已无明显差异。说明随着任务难度的提高，认知资源的消耗增加，处于压力情境下被试的认知资源都不能较好地加以整合，加工效率下降，从而对工作记忆任务产生更大的干扰。而高难度任务对被试的认知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Beilock & Carr，2005)，因此人际信任情境下被试的工作记忆成绩也受到很大影响，三种情境下工作记忆任务的正确率与反应时均无显著差异。

本研究考察了三种人际情境的认知效应，不同的人际情境还可能通过引发积极或消极情绪影响工作记忆，但本研究无法确切证实情绪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加以验证。

不同的人际情境会影响人们认知反应，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尤其是建立人际信任的重要性。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未事先测量被试的情绪状态，这一控制变量可能会对被试接受不同的实验处理产生影响；其次，未考察不同性别的影响作用，在真实社会情境中，女性通常比男性对人际关系更为敏感。未来研究有待进一步考察上述因素是否会影响实验结果。

(1) 随着工作记忆的难度增加，三组正确率均显著下降。在低难度任务中，人际信任组和背叛后利他惩罚组正确率均高于人际背叛组；中等难度任务中，人际信任组正确率高于背叛后利他惩罚组和人际背叛组；高难度任务中，三组正确率无明显差异。

(2) 随着工作记忆的难度增加，三组反应时均显著增加。低难度任务中，人际信任组、背叛后利他惩罚组反应时均低于人际背叛组；中等难度和高难度任务中，三组反应时无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