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且家庭式流动日益盛行，导致了流动儿童的出现与壮大。截至2010年，我国流动儿童规模已高达3581万(段成荣，吕利丹，王宗萍，郭静，2013)。流动儿童长期在城市生活，其适应好坏不仅关系着儿童自身，也关系着城市的发展，因此对流动儿童适应现状的关注与研究十分必要。

流动儿童大多处于学龄期，他们在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适应学校生活, 即学校适应。学校适应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概念，但并无明确界定。目前大多数研究者主要以学业适应(如学习动机、学业成绩等)、行为适应(如外显行为问题、社会能力、同伴地位等)、心理适应(如自尊、焦虑、抑郁、孤独感等)作为学校适应的指标(Chen, Wang, & Cao, 2011; Jia et al., 2009; Way et al., 2007)。已有研究表明，我国流动儿童存在诸多的学校适应问题。例如，与城市儿童相比，流动儿童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违纪行为，更高的抑郁、孤独感，更低的学业成就水平(范兴华，方晓义，刘勤学，刘杨，2009；蔺秀云，方晓义，刘杨，兰菁，2009)。

造成流动儿童适应困难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在我国，流动儿童所遭遇的歧视，可能是导致其适应困难的重要原因(蔺秀云等，2009)。调查发现，75.15%的流动儿童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歧视(方晓义，范兴华，刘杨，2008)。初中阶段是儿童自我同一性建立的关键阶段。在这一时期儿童的认知能力尤其是社会比较能力迅速发展，儿童频繁的通过社会比较来建立自我概念和自我价值感，这一时期是考查歧视对个体适应的影响的一个较好时机。

1.1 歧视对个体适应的影响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心理学界对歧视的研究集中在歧视的来源——优势群体身上(刘霞，赵景欣，师保国，2011)。但由于歧视的来源多样，对客观歧视进行测量存在较大难度，因此，从弱势群体角度对歧视知觉进行测量这一研究方式日益盛行。歧视知觉是相对于客观歧视而言的一种主观体验，是指个体知觉到由于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的资格而受到有区别或不公平的对待(刘霞等，2011)。

目前有关歧视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歧视对个体的心理适应的影响。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歧视会对个体的心理适应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影响。歧视本身作为一种消极的评价性反馈，会影响个体的自我认知与评价，削弱个体的自我价值感(Brownfield & Thompson, 2005)。同时，歧视是一种重要的压力来源，这种压力会使个体处于一种应激的状态，个体需要调用较多的资源才能应对它，但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比较脆弱，他们往往难以调用足够的资源来应对歧视，由此会诱发个体一系列的消极的压力反应，如无助感、焦虑和抑郁等(Lazarus, 1984)。

许多研究也证实了歧视对个体心理适应的消极影响(Berkel et al., 2010; Sirin et al., 2015；范兴华，陈锋菊，2012)。但也有研究发现歧视并不一定会对个体的心理适应产生消极影响(Tom，2006)。有些被歧视者在面临不利情境或失败时，会将之归因于歧视，这样有利于被歧视者的自尊的保持和发展(Major, Spencer, Schmader, Wolfe, & Crocker, 1998)。拒绝认同模型也指出，歧视知觉一方面会提高个体的内群体认同，缓解歧视对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歧视会使个体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所在群体的不利地位，从而降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因而，歧视知觉与自我价值感的整体关系可能接近于零(Branscombe, Schmitt, & Harvey, 1999)。因此，歧视知觉与个体的心理适应关系究竟如何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有关歧视知觉对个体行为适应和学业适应的影响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研究者认为，遭受歧视的群体成员经常会有被剥夺基本权利的体验，这种被剥夺感会导致个体发展不健康的行为应对, 如酗酒、吸烟(Kondo et al., 2009)。长期遭受歧视的个体，容易将他人对自己的消极态度、观念内化，逐渐表现出与消极印象相符的行为方式。研究发现，歧视知觉可以预测个体的冒险行为、攻击行为的发生(Caldwell, Kohn-Wood, Schmeelk-Cone, Chavous, & Zimmerman, 2004; Delgado, Updegraff, Roosa, & Uman~a-Taylor, 2011)。在儿童的学业适应方面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例如，DeGarmo和Martinez(2006)发现，歧视知觉与儿童的学业适应有关。Berkel等人(2010)对墨西哥裔青少年进行了追踪研究，发现青少年在5年级时的歧视知觉能够预测两年之后他们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及学业成绩的下降。

1.2 个体适应对歧视知觉的影响

歧视知觉对于儿童适应的消极影响已经得到多数研究的证实，但另一方面，个体适应状况的好坏也可能会反过来影响个体的歧视知觉与体验。适应不良的儿童更容易被同伴拒绝，同伴拒绝又通常会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在流动儿童群体中，这种不公平感可能会导致歧视知觉的产生。另外，根据Major等人(1998)的观点，处境不利的儿童如果将失败或不利处境归因于歧视的话，可以帮助保护他们的自尊，所以不排除那些适应困难的儿童采用自我保护的策略将适应困难归因于歧视的可能。以往的研究也证实，同伴关系、社会适应可以显著预测歧视知觉(Neto，2006)，高抑郁、高焦虑、低人际能力的个体的歧视知觉明显多于正常群体(Phinney & Santos, 1998)。

1.3 性别差异

女性与男性在面临压力时的应对方式存在不同。女性更倾向于反复思考并内化这些消极的情绪情感，这可能会增加抑郁、焦虑等内隐问题产生的风险；男性则更多采取行为应对的方式，更易丧失抑制控制，从而表现出更多的外显问题(Nolen-Hoeksema, 2004；Hetherington, 1989)。因此，歧视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相关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一项追踪研究发现，歧视知觉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外显问题行为，这种预测作用对男生而言更为显著(Brody, Chen, Murry, Simons, & Gibbons, 2006)；Alfaro等人(2009)的研究发现，歧视可以显著预测男孩的学业成绩，但与女孩的学业成绩无关；而另一项研究则发现，歧视知觉对内隐问题的影响在女性群体中更加明显(Finch, Kolody, & Vega, 2000)。一项针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高歧视知觉的男生比女生更容易产生适应问题(苏志强，张大均，邵景进，2015)。

1.4 问题提出

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要考察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对其学校适应是否具有消极影响。目前国外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结果不太一致；国内关于此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且已有研究大多都是横断设计。此外，国内现有研究多数采用儿童报告的数据收集方式，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采用追踪研究设计，从儿童处收集歧视知觉的数据，从父母和教师那里收集儿童学校适应的数据, 来考察歧视知觉与儿童适应之间的双向预测关系。由于父母与教师的关注点可能不同，教师可能更加关注外显问题、学习问题这类会影响到班级秩序和功能的行为，而父母对孩子的各方面都比较关注，因此，父母与教师报告的结果可能在内隐问题上存在差别。我们预测，第一年的歧视知觉能够正向预测父母和教师报告的第二年的外显问题和学习问题，也能预测父母报告的内隐问题，但对教师报告的内隐问题的预测可能不显著；流动儿童第一年的适应问题能够正向预测第二年的歧视知觉。

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考察歧视知觉对儿童学校适应的各个方面的影响是否具有领域一般性。目前国内的研究多关注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的内隐情绪问题的作用，较少关注歧视知觉对儿童外显问题和学习问题的影响。以往研究表明，脆弱性因素与心理健康结果之间可能存在领域特殊性(Luthar, Doerberger, & Zigler, 1993)。本研究同时关注儿童的外显问题、内隐问题和学习问题。我们假设，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对学校适应的各方面均有消极影响。本研究的第三个目的，是考察歧视知觉对男孩和女孩的学校适应是否具有相同的影响。我们预测，歧视知觉与男孩的外显问题和学习问题更加密切，与女孩的内隐问题更加密切。

2 方法 2.1 被试与研究程序

被试来自于苏州的三所公立初中，共281名流动儿童(157名男孩，124名女孩)及其父母和教师参与了本研究，儿童初次参与本研究时的平均年龄为13.09岁(SD=1.13)。本研究中，流动儿童的定义是在苏州居住半年以上，没有取得苏州市户口的儿童。本研究中，父亲和母亲的教育水平为小学及以下的比例分别为14.5%和35.5%，初中的比例分别为63.8%和51.8%，高中的比例分别为17%和8%，大学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5%和5%。

在儿童初一上学期期中考试结束两个星期之后开始第一次数据收集。儿童的数据收集由受过培训的主试以班级为单位展开。然后让儿童的班主任和父母分别填写问卷，报告儿童在学校的适应情况。一年之后再次进行数据收集工作。数据收集之前，我们征得了儿童、家长及教师的同意。两次收集中，有效的儿童问卷分别是255、246份，有效的教师问卷分别是253、256份，有效的父母问卷分别是249、233份。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流失的被试与未流失的被试相比，在第一年的歧视知觉和学校适应问题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2.2 研究工具 2.2.1 歧视知觉问卷

采用刘霞等编制的“个体歧视知觉”问卷(刘霞，申继亮，2010)。问卷列举了流动儿童在城市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遭受歧视的情况，共17个题目。让儿童评定句子所描述的情况与其现实符合的程度，从1 (“一点都不符合”)到4 (“完全符合”)，计算所有题目的平均分。两次测查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4和0.89。

2.2.2 社会适应问卷

采用张光珍等人(张光珍，梁宗保，陈会昌，陈欣银，张萍，2013)修订的“教师-儿童评价量表”(Hightower, 1986)，从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计分。在本研究中，我们选用内隐问题(6道题)、外显问题(6道题)、学习问题(6道题)三个维度，其中家长版问卷在表述上有细微改动。计算被试在三个维度上的平均分。该问卷已在中国文化中使用过，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张光珍等，2013)。本研究中，两次测量中内隐问题、外显问题、学习问题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1-0.85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年和第二年教师问卷和父母问卷在外显问题、内隐问题和学习问题三个维度上的拟合指数均较好，CFI、TLI在0.90以上，RMSEA和SRMR在0.08以下。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结果

男孩和女孩在歧视知觉和学校适应各维度上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及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见表 1。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第一年的歧视知觉上没有性别差异，但男孩第二年的歧视知觉显著高于女孩。男孩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学习问题和外显问题均显著高于女孩；但在内隐问题行为上的差别不显著。从第一年到第二年，歧视知觉和各问题行为变量都具有中等程度以上的稳定性。两次测量中，父母报告与教师报告的数据在外显问题和学习问题上具有中等程度以上的一致性，但是在内隐问题行为上的一致性较低。在第一年时，歧视知觉与教师报告和父母报告的外显问题、内隐问题和学习问题之间的相关并不显著。但在第二年，歧视知觉与教师报告和父母报告的外显问题、内隐问题相关显著，与教师报告的学习问题的相关也显著。

3.2 歧视知觉与学校适应问题之间的纵向关系

用Mplus7.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歧视知觉与问题行为之间的纵向关系。分别对教师报告的问题行为(模型1)和父母报告的问题行为(模型2)建立模型。在该模型中，允许歧视知觉和各问题行为变量从第一年到第二年的自回归路径，以及歧视知觉与各问题行为变量之间从第一年到第二年的双向预测路径；同时，允许第一年时各个变量之间相关，允许第二年时各个变量之间的残差相关。将性别作为协变量纳入到模型中，允许性别与第一年的各变量相关，设定性别对第二年的各变量具有预测作用。用极大似然法对缺失值进行处理，用Bootstrap法(对数据进行1000次的有放回的重复取样)来估计参数并进行显著性检验。

结果显示，模型1的拟合指数不够理想。根据修正指数，同时考虑了理论上的恰当性之后，增加了从第一年的外显问题到第二年的学习问题的路径。修正后的模型拟合良好，χ²=12.87，df=5，χ²/df=2.57，CFI=0.98，TLI=0.92，RMSEA=0.07，SRMR=0.03。标准化的路径系数见图 2(图中只显示显著性水平小于0.10的路径，未显示协变量部分结果)，在控制了歧视知觉和问题行为各自的稳定性之后，第一年的歧视知觉正向预测第二年教师报告的外显问题和学习问题，不能预测第二年的内隐问题(p>0.10)；第一年的外显问题、内隐问题和学习问题无法预测第二年的歧视知觉；第二年时歧视知觉、外显问题、内隐问题和学习问题的残差之间显著正相关。此外，第一年的外显问题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第二年的学习问题；性别与第一年的学习问题(r=0.06, p < 0.05)及外显问题(r=0.09, p < 0.001)相关显著，与歧视和内隐问题的相关不显著；性别能够显著预测第二年的外显问题(β=0.19, p < 0.05)、学习问题(β=0.30, p < 0.001)和歧视知觉(β=0.45, p < 0.001)，不能显著预测第二年的内隐问题。

模型2拟合良好，χ²=7.63，df=6，χ²/df=1.27，CFI=0.99，TLI=0.98，RMSEA=0.03，SRMR=0.03。标准化的路径系数见图 3(图中只显示显著性水平小于0.10的路径，未显示协变量部分结果)，在控制了歧视知觉和问题行为各自的稳定性之后，第一年的歧视知觉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第二年父母报告的内隐问题，边缘显著地正向预测第二年的外显问题(p=0.09)和学习问题(p=0.09)；第一年的外显问题、内隐问题和学习问题无法预测第二年的歧视知觉；第二年的歧视知觉与外显问题和内隐问题的残差有显著的正相关。此外，性别与第一年的学习问题(r=0.11, p < 0.001)及外显问题(r=0.08, p < 0.001)相关显著，与第一年的歧视知觉和内隐问题的相关不显著；性别能够显著预测第二年的外显问题(β=0.27, p < 0.05)和歧视知觉(β=0.18, p < 0.001)，不能显著预测第二年的内隐问题和学习问题。

为了考察模型1和2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分别以模型1和模型2为基础进行多组比较。首先建立无限制模型(模型1-1和2-1)，以性别为分组变量，允许各组自由估计参数；其次建立限制模型(模型1-2和2-2)，限定各组对应的系数相等。结果表明，模型1-2和模型1-1的拟合无显著差异，Δχ²=13.84, Δdf=11, p>0.05；模型2-2和模型2-1的拟合也无显著差异，Δχ²=8.74, Δdf=10, p>0.05；这表明歧视知觉与学校适应问题之间的关系不存在性别差异。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追踪设计和多数据来源的方法考察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与其学校适应的双向作用关系。本研究的结果发现，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的外显问题、内隐问题和学习问题都有不良影响，但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不会影响其歧视知觉。

4.1 歧视知觉与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关系

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表明，第一年的歧视知觉能够正向预测第二年时教师报告的外显问题和学习问题，正向预测第二年时父母报告的内隐问题。尽管歧视知觉对父母报告的外显问题和学习问题的预测作用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但是从回归系数来看，歧视知觉对父母报告的外显问题和学习问题的影响模式与歧视知觉对教师报告的外显问题和学习问题的影响模式是一致的，且回归系数都达到了边缘显著水平。另外，在控制了歧视知觉和学校适应问题各自的稳定性以及它们在第一年的相关之后，第二年的歧视知觉与父母报告的内隐问题、外显问题的残差之间，以及第二年的歧视知觉与教师报告的内隐、外显和学习问题的残差之间仍然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尽管二者之间的作用方向不明确)。

综合这些结果，我们可以推断，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的外显问题、内隐问题和学习问题具有一致的、消极的影响。父母报告的结果与教师报告的结果之间的差异，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教师和父母的关注点不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儿童在学校和家庭的表现不同引起的。采用多报告来源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儿童的真实情况，也使得我们可以关注变量间的整体关系模式。当然，本结果还需要未来的研究进一步的验证。

本研究的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蔺秀云等，2009)。歧视作为一种消极的社会性反馈，可能会直接削弱流动儿童的自我评价，威胁流动儿童的自尊(蔺秀云等，2009)，降低流动儿童的自我价值感；同时，歧视也向流动儿童传递了拒绝、排斥的信息，这很容易导致儿童的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另一方面，儿童现有的资源又无力改变这种状况，尤其是对制度性歧视而言，这会导致流动儿童丧失控制感，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流动儿童身份感、安全感与归属感的缺失(师保国，徐玲，许晶晶，2009)，从而加重流动儿童的焦虑、抑郁。

歧视知觉对儿童外显问题行为的影响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一方面，遭受了歧视的流动儿童，更容易将他人的言行解释为对自己的蔑视或者是敌意(Dodge & Schwartz, 1997)，加上流动儿童往往缺乏恰当的应对方式(蔺秀云等，2009)，因此表现出更多的对抗、攻击等行为。另一方面，遭受歧视的流动儿童，也可能在与非流动儿童的比较中，产生不公平感(李晓巍，邹泓，张俊，杨颖，2008)，从而导致攻击、违纪等行为的产生。此外，歧视知觉可能通过削弱个体的自我评价增加消极的自我实现预言效应出现的可能性。

歧视对流动儿童学习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方面可能与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不足有关。歧视知觉可能会让流动儿童固着在群体内部，阻碍流动儿童与其他师生的交流，妨碍他们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范兴华，方晓义，刘扬，蔺秀云，袁晓娇，2012)。社会支持系统的缺乏使得流动儿童在面临学习方面的困难时常常无法获得有效的帮助和支持，从而出现学习问题。另一方面，歧视知觉会增加儿童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会使得儿童无法将注意力集中于学习上(Suárez-Orozco, Suárez-Orozco, & Todorova, 2008)。

本研究未能发现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对其歧视知觉的影响，这与我们的预期不符，但与之前的一些结果一致(Hartshorn, Whitbeck, & Hoyt, 2012)。这表明，那些适应比较差的流动儿童，并不一定会将他们的适应问题归因于他们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这一结果与Major等人(1998)的观点不符。这一结果也从侧面印证了本研究中发现的歧视知觉对儿童的内隐问题存在正向预测作用这一结果，正是由于流动儿童缺乏这种自我保护式的归因策略，所以歧视知觉会导致他们的内隐问题。

4.2 性别差异

本研究结果表明，男孩感受到的歧视要显著多于女孩。这与前人研究结果类似(师保国，邓小晴，刘霞，2013)。但本研究并未发现歧视知觉对儿童学校适应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在面临歧视的时候，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情绪适应和行为适应都会受到消极影响，会产生多方面的适应问题。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中的被试是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快速发展的时期，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外界的压力对他们的影响都是多方面的。

本研究的结果还表明，男生在外显问题和学习问题上要显著高于女生，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张光珍等，2013)。这种差异可能与气质和社会化因素有关。男生往往比女生更加具有攻击性，更为冲动、好动。同时，在社会化过程中，男生和女生被寄予不同的期望。人们希望男孩更加主动、冒险、独立，期望女孩善解人意、合作(张光珍等，2013)，这可能强化了某些男生这方面的特质。男女生在学习问题上的差异可能与男女生的归因方式不同有关(刘秀勤等，2011)。此外，女生心理与生理都成熟得较早，这可能也给他们在早期的学习带来了优势。

4.3 本研究的不足

首先，本研究未能深入探讨歧视影响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内在过程。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深入探讨歧视影响儿童适应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弄清歧视影响儿童适应的内在机制。其次，本研究的被试主要取自江苏省，但是全国各个地区在流动儿童的安置上还存在着较大差异，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的扩大被试的样本和代表性，使研究具有更高的外部效度。

5 结论

(1) 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与学校适应存在性别差异。男生歧视知觉体验显著高于女生，并且学习问题与外显问题更多，内隐问题则无显著性别差异。

(2) 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对于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存在消极的影响。歧视知觉体验越多，流动儿童的学习问题、外显和内隐问题越多，但儿童的适应问题不会反过来影响其歧视知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