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勇气(courage)是指人在面对困难时表现出来的以坚守、进取、突破等为主要特点的一种心理品质,分为社会和个人两种不同取向(程翠萍,黄希庭,2014)。社会取向勇气主要出于世界、国家、集体及他人的福祉考虑,而个人取向勇气多从维护个人利益的动机出发。这种美德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不仅有助于强军御敌、兴国安邦,而且能促进个体的学业进步、事业成功与生活幸福。根据黄希庭、郑涌和李宏翰(2006)提出的健全人格理论,健全人格包含价值观、自我、优秀心理品质三个层次,并且层层递进、相互制约。勇气作为最外层的优秀心理品质,能影响处于中间层的自我价值感,从而进一步作用于处于最内层的主观幸福感。

1.1 勇气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人们对生活品质的沉思评鉴,既包含高昂的正向情绪,也有对整体生活满意的主观感受(陆洛,1997)。在众多预测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中,人格是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Diener,Suh,Lucas,& Smith,1999)。勇气作为一种重要的保护性人格因素,已有研究证实其对成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例如Park,Peterson和Seligman(2004)调查了5299名35以上成年人的生活满意状况,发现勇气美德总分越高,生活满意度也越高；这一结论在组织员工的勇气预测其职业主观幸福感中也成立(Peterson,Park,Hall,& Seligman,2009)。

但以往探索勇气对西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结果却出现了较大分歧。有些研究者认为勇气美德与主观幸福感相关很高(Brdar & Kashdan, 2010; Park & Peterson, 2006),相反另一些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勇气美德预测主观幸福感的论断(Gillham et al., 2011; Shoshani & Slone, 2013)。这两个变量的关系在西方文化中尚且不一致,那么放置于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群体身上,结果又会如何？目前尚未有研究加以验证。而且,中西方人们的幸福感在本源、联系、意义与时间4个方面存在一定差异(高良,郑雪,严标宾,2010),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勇气在价值导向、培养方式上也不同于西方(程翠萍,黄希庭,2016a)。因此,中国大学生勇气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值得深入探究。

在日常生活中,有勇气的大学生遇到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时,常常迎难而上、锲而不舍,较少畏惧退缩、自暴自弃,故而内心更容易感受到幸福和愉快。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大学生的勇气能正向预测其主观幸福感。

1.2 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的中介作用

自我价值感(self-worth)是指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对主体自我的重要性所产生的正面情感体验(黄希庭,杨雄,1998)。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socially-oriented self-worth,SSW)作为自我价值感的一种类型,其聚焦于个体在人际交往、社会团体中的宜人性和重要性的情感性评价。不少研究表明,青少年的自我价值感与主观幸福感呈中高度的正相关,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因素之一(Furnham & Cheng, 2000; Huebner,Gilman,& Laughlin,1999; 汪宏,窦刚,黄希庭,2006; 张力为,梁展鹏,2002)。

同时,勇气与自我价值感之间也有密切的关系。Shamir,House和Arthu(1993)的研究表明,有勇气的领导者具有超凡的能力,体会到更多的自我价值感,尤其是在社会团体及人际交往中的价值感。另一项针对患慢性疾病老年人的调查显示,表现出越多勇气的病人通常能体会到更高的自我价值感,表达出更加积极的自我评价(Finfgeld,1995)。实际上,勇气水平较高的大学生,为人处世积极进取、有为担当,容易取得较好的学业成绩和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正向的自我评价,进而主观幸福感水平也越高。鉴于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可能充当勇气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桥梁,故提出研究假设2：大学生的勇气通过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来影响主观幸福感。

1.3 性别的调节作用

男性和女性在同伴群体中形成迥异的亚文化,导致了不同的社会互动模式,同时人们对男生和女生也有不同的性别角色期待,如男性被要求勇敢、独立,女性则被教导温顺、谦恭。所以,现实中男性和女性在社会行为上常常表现出分歧,他们在情绪感受、自我评价、幸福体验等方面均有一定差异。如Lu(2000)调查发现,整体上中国女性比男性体会到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更多来自融洽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与家庭成员和睦相处,男性的幸福感则主要来自物质追求和事业成功(Lu & Shih, 1997)。西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如Mookherjee(1997)分析了美国10年来的生活满意状况数据,结果显示在每个亚群体中女性的生活满意度均显著高于男性。另外,前人研究发现性别对自我价值感也有影响。Kling,Hyde,Showers和Buswell(1999)通过调查近万名美国青年人,得出男性的自我价值感高于女性的结论,与早期Feingold(1994)的结果一致。而一项对中国青少年学生的调查也发现,男生的个人取向自我价值感显著高于女生,而女生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则显著高于男生(杨雄,黄希庭,1999)。由此推断,不同性别的自我价值感预测其主观幸福感可能存在差别,故我们提出假设3：性别调节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1.4 小结

整合上述分析,我们建构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图 1所示。本研究基于健全人格理论,旨在探讨大学生的勇气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两者之间关系如何发生及“何时”更强或更弱。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大学生勇气预测其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既能为健全人格理论提供可靠的现实证据,也对大学生的教育实践活动有一定启发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重庆市三所不同层次大学的550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专科5个班,二本4个班,一本4个班,经过严格筛选后保留497名有效被试,有效率为90.4%。其中男生245人,女生252人。被试年龄介于18～28周岁,均未婚。

2.2 研究工具 2.2.1 中国人勇气量表(CCI)

采用程翠萍和黄希庭(2016b)编制的中国人勇气量表(Chinese Courage Inventory)测量大学生的勇气水平。CCI采用1～5计分,由个人取向和社会取向两个分量表组成,均包含坚毅之勇、突破之勇和担当之勇3个维度。CCI共有34个项目,如“我敢于矢志不渝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得分越高表明此类勇气水平越高。该量表信效度较好,重测信度为0.72、0.76,内容效度指数为0.95、0.96,项目的因子载荷介于0.58～0.85,组合信度介于0.80～0.86。本研究中两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0.82。

2.2.2 中国人幸福感量表(CHI)

主观幸福感的测量选用陆洛(1997)编订的简版中国人幸福感量表(Chinese Happiness Inventory)。该量表为0～3计分,共20个项目,涉及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生活满意度、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因素等内容,如评价“我的生活的如意程度”,得分越高意味着个体越幸福。CHI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5、重测信度为0.66,与两个校标的相关系数为0.62、0.48。此外,邢占军等人(2002)在大陆居民中施测CHI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9,构想效度的拟合指标χ²/df =2.53,GFI=0.93,CFI=0.92,IFI=0.92,RMR=0.04,均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本次施测CHI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2.2.3 青少年学生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量表(SSSA)

该量表是黄希庭和杨雄(1998)设计的《青少年学生自我价值感量表》(Self-worth Scale for Adolescents)的一个分量表。SSSA为1～5计分,共5个项目,如“班上搞活动常常离不开我”,得分越高说明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的水平越高。SSSA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6,重测信度为0.73；与总量表相关系数为0.71,因子载荷介于0.66～0.94,组合信度为0.91,平均抽取变异量为0.62,构想效度的拟合指标GFI=0.98,NFI=0.97,CFI=0.97,IFI=0.97,说明信效度较好(黄希庭,余华,2002)。 而且,该量表已制定全国常模,得到广泛应用和认可(丁薇,廖婷婷,郑涌,邓硕宁,2007; 黄希庭,凤四海,王卫红,2003; 蒋灿,阮昆良,2006)。此次调查SSSA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1、组合信度为0.76。

2.3 研究程序

在征得辅导员和大学生本人知情同意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每个班配备1名有经验的主试,在被试作答之前强调匿名性、保密性、答案无对错之分,要求被试根据真实情况独立填答。被试完成全部问卷约20分钟。录入有效问卷数据之后,使用SPSS和AMO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区分效度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根据Matsunaga(2008)的建议,使用因子算法和领域内一致性方法创建了项目包,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个人取向勇气、社会取向勇气、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主观幸福感4个主要变量进行建模,评估这些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如表 1所示,四因素模型的拟合指标最好,而三种替代模型(模型2-4)与实际观测数据之间拟合度较差。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和“不可测量潜在方法因子检验”考察共同方法偏差。与四因素模型相比,单因子模型与数据无法拟合(Hu & Bentler, 1999)；方法因子模型拟合没有显著改变(χ²/df=3.68,SRMR=-0.01,GFI=0.01,NFI=0.01,CFI=0.01,RMSEA=0),且方法因子的平均方差抽取量为0.28,低于可视作潜在变量的判定标准0.50(Cheung & Rensvold, 2002; 吴明隆,2009)。这些结果表明,本调查的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偏态系数(skewness)介于-0.28～0.33,峰度系数(kurtosis)介于-0.18～0.41,说明数据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假设(吴明隆,2013)。将性别编码为虚拟变量,其均值和标准差为0.49±0.50。表 2列出了其他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大学生的两种勇气、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的水平均较高,而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相关分析表明,两种勇气与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主观幸福感均呈显著正相关,即越有勇气的个体,往往能体会到更高的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和主观幸福感。

3.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Hayes(2013)、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观点,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需要对3个回归方程进行估计,参数计算均通过SPSS的宏程序PROCESS 2.1完成。方程1检验勇气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是否受性别的调节；方程2检验性别对勇气与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方程3检验性别对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勇气对主观幸福感残余效应的调节效应。除性别外,对所有预测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95%置信区间采用Bootstrap方法得到。各方程中预测变量方差膨胀因子介于1.01～2.59,因此数据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各方程的参数估计结果见表 3和表 4。

首先,回归方程1显示个人取向勇气和社会取向勇气均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假设1得到支持),性别及其与两种勇气的交互项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不显著,故勇气与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不受性别的调节。其次,回归方程2提示两种勇气都能正向预测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性别及其与两种勇气的交互项不能显著预测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说明性别未调节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最后,回归方程3表明两种勇气、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预测均显著,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与性别的交互项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也显著,性别及其与两种勇气的交互项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据此,图 1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即勇气经过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对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的后半段路径受到性别的调节(假设2和3均得到支持)。

为深入揭示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与性别的交互效应,进行了简单斜率检验,并取不同性别和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正负一个标准差的值绘制交互效应图(如图 2)。结果发现,男性的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_simple=0.45,SE=0.05,p<0.001,[0.35,0.55])；而女性的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预测作用增强(B_simple=0.60,SE =0.06,p<0.001,[0.49,0.71]；B_simple=0.45增加为B_simple=0.60)。

分析个人取向勇气对主观幸福感的条件中介效应发现,男性的直接效应为0.41,95%置信区间为[0.30,0.52],中介效应为0.14,95%置信区间为[0.08,0.2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5%；女性的直接效应为0.44,95%置信区间为[0.34,0.54],中介效应为0.15,95%置信区间为[0.10,0.2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5%。同时计算社会取向勇气对主观幸福感的条件中介效应得出,男性的直接效应为0.29,95%置信区间为[0.18,0.40],中介效应为0.13,95%置信区间为[0.08,0.2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1%；女性的直接效应为0.26,95%置信区间为[0.15,0.37],中介效应为0.18,95%置信区间为[0.10,0.27],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1%。

4 讨论 4.1 勇气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表 3说明个人取向和社会取向勇气对主观幸福感都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这一结果既符合当下中国的社会实际,也能从历史文化中找到根源。现实社会中,个人取向勇气水平高的大学生,勇于克服困难、追求理想；社会取向勇气水平高的大学生,更有可能见义勇为、主动担当。所以他们常受到身边同学、老师、家长及学校的赞誉,主观幸福感会明显增加。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孔子的仁者之勇、墨子的兼爱之勇、孟子的志气之勇颇受推崇(荆惠民,2006),这些不同形式的社会取向勇气均是当代见义勇为精神的源泉。同样个人取向勇气蕴含当机立断、临危不惧、大胆突破、百折不挠的内涵,与先哲倡导的果决之勇、不惧之勇、维新之勇、坚毅之勇一脉相承(杨金海,徐文明,1997)。不论个人取向还是社会取向的勇气,皆是“天下之达德也”(杨天宇,2007),有助于个体奋发进取、功成名就,使其感知到更多的人生意义和快乐福祉。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西方研究者关于青少年学生勇气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尚无定论,或许因不同研究者在被试选择方面的差异所致,有些研究对象介于12～18岁,有些则扩大到25岁。这一群体通常包括中学生和大学生两类,中学生处于身心发展骤变的阶段,可能导致结果的不稳定。相比中学生而言,大学生群体的心智更为成熟、情绪状态相对稳定,人生观与世界观日趋清晰。本研究单独考察大学生群体,所得结果有效性较高。

4.2 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的中介效应

由表 4可知,数据证实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在勇气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该结果说明,越有勇气的大学生,其社会取向的自我价值感越高,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会越强。这可从过往实证研究和生活实际状况两个方面来加以解释。

首先,前人的实证研究能为这一结果提供证据。如前所述,研究发现勇气能正向预测自我价值感,即勇气水平越高的个体倾向于认为自己越有价值(Brokenleg & Van Bockern,2003)；也有研究证明自我价值感可以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耿晓伟,张峰,郑全全,2009；王磊,郑雪,2011),这种正向预测作用与其他优秀品质如乐观、诚信、心理韧性水平高的个体越容易感受到幸福相似(王永,王振宏,2013; 袁莉敏,张日昇,2007; 周雅,刘翔平,2011)。因此,这些变量间的递进关系为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成为中介变量创造了机会。

其次,现实生活中有勇气的大学生往往临难不惧、勇往直前,面对既定目标能够坚定不移地付出,继而在许多方面更有机会取得成功,正如松下幸之助所言,“勇气必然大有可为”,那些成就使他们倾向于给自己更多正面的评价,带来自我价值感的持续增加,最终生活满意度更高和积极的情绪反应更多。不仅如此,纵观古往今来的勇者,如岳飞、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功勋卓著伟人,以及身边敢做敢为的普通人,对整个社会或周围的小群体都做出了一定贡献,展现出高水平的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内心更加幸福快乐。

4.3 性别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考察了大学生性别对“勇气→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主观幸福感”这一中介过程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性别对该中介链条后半段的调节效应显著。如图 2所示,随着大学生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的增加,女生主观幸福感提升的幅度比男生要大。男生和女生的不同反应模式,符合当今中国的社会实际。社会期望男生建功立业、飞黄腾达,“男儿有泪不轻弹”；女生则应当温婉贤淑、忠贞顾家,梨花带雨亦为美。这些差别性的社会角色期待,导致男生承受的整体压力相对高于女生,尤其是男性关于事业成功的压力激素显著高于女性(Stroud,Salovey,& Epel,2002)；而女性更容易受情绪的影响,遇事存在大喜大悲的倾向(Kring & Gordon, 1998; Hamann & Canli, 2004)。因而即使有同等水平的自我价值感增加,男生评价自己幸福的程度也许并没有女生多。

4.4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基于健全人格理论,本次调查探究了大学生勇气预测其主观幸福感的机制,发现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和性别的重要作用。因此,今后学校在培养大学生勇气品格的过程中,既要注意正向自我认知和评价的引导与强化,又要依据男生和女生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使其幸福快乐地学习与生活。然而,本研究仍存在如下不足有待改进。

一是未能很好地控制大学生的年级和层次等机体变量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在抽样时虽然兼顾了不同年级的专科生、二本生和一本生,但因不是重点关注的变量而未进行记录。事实上,不同层次和年级的大学生可能在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主观幸福感上有一定差异,如杨雄等人(1999)调查发现,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呈现随年级升高而降低的趋势,重点中学学生的自我价值感高于非重点中学学生。所以,下一步研究可考虑对这些变量进行更严格的统计控制。二是SSSA的Cronbach's α系数不够高。由于该分量表只有5个项目,属于单维测验,根据杨强、叶宝娟和温忠麟(2014)推荐的计算方法,算出该单维测验的组合信度为0.76。因此,我们推断信度不高的原因可能是Cronbach's α系数低估了SSSA的信度,也可能与SSSA的项目数量较少有关。三是只关注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和性别对大学生勇气预测主观幸福感的作用,但其它可能的影响因素如自我效能感、自立人格等尚未涉及。这些因素与自我价值感一样,都属于正向的评价体验或心理品质,与个体的勇气和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例如,前人的研究结果显示人们的勇气与自我效能感、人际自立存在正相关(Sekerka & Bagozzi, 2007; 程翠萍,黄希庭,2016b),还发现这两个变量对主观幸福感也有正向预测作用(曾昱,夏凌翔,2013; 佟月华,2004)。故探索这些心理变量在勇气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可能起到的作用,是值得未来深入研究的课题。

5 结论

本研究主要得到如下结论：

(1) 大学生的勇气能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

(2) 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在大学生的勇气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3) 大学生的勇气经由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对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受性别的调节,女生的这种间接效应显著高于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