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社会适应是指个体调整机体与心理状态，达到社会所期望的发展目标的程度(Cavell，1990)。社会适应通常被作为结果变量来研究，一般包括社交主动、敏感合作、受同伴欢迎等积极功能特征，以及攻击违纪、焦虑退缩等消极功能特征(Criss，Shaw，Moilanen，Hitchings， & Ingoldsby，2009; Eisenberg，Liew， & Pidada，2001; Chen & French，2008)。学前儿童开始由家庭进入学校，学会与同伴交往，避免行为和社交成为其主要的适应问题。因此，大多研究者通常把社会能力、外化行为和内化情绪问题作为学前儿童社会适应的正反指标来考察(梁宗保，张安慰，张光珍，宋媛，邓慧华，陆祖宏，2013; Spinrad et al.，2007; Chen & French，2008)。

亲子交往中，父母在向儿童传递社会规则和行为规范的同时，其情绪社会化行为也起着重要催化作用。儿童更愿意在温暖、融洽的情绪氛围中接受父母的要求和期望，而冷漠、拒绝的情绪行为会导致儿童的拒绝和对抗(Eisenberg，Cumberland， & Spinrad，1998; Katz & Windecker-Nelson，2006; Lagacé-Séguin & Coplan，2005)。因此，父母情绪社会化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情绪社会化过程中，父母对自身或儿童情绪反应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差异。有的父母认为儿童不应表现出负面情绪，应忽视或尽快压制；有的父母则认为儿童出现消极情绪反应是增加亲子亲密关系的良机，应该接纳并引导儿童以社会接纳的方式宣泄情绪；还有的父母遇到消极情绪反应时，本身情绪反应强烈，不知如何面对，表现得无所适从(Gottman，Katz， & Hooven，1996; 1997; 叶光辉，2002)。

西方研究者(Gottman et al.，1996; 1997; Katz，Maliken， & Stettler，2012; Katz & Windecker-Nelson，2006)把父母对自己或子女情绪反应的认知态度和特征界定为父母元情绪理念，并划分为情绪教导(emotion-coaching)、情绪摒除(emotion-dismissing)、情绪紊乱(emotion-dysfunction)。叶光辉(叶光辉，2002; 叶光辉，郑欣佩，杨永端，2005)等人认为中国父母有时候面对孩子的消极情绪并无特别的态度倾向，而是任由孩子自由表达而不做任何干涉或反应。因此，在西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国父母独有的情绪不干涉理念(emotion noninvolvement)。

在父母情绪社会化的实际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关注父母对儿童消极情绪的认知态度和情绪反应特征(Gottman et al.，1996; Katz & Windecker-Nelson，2006)。情绪教导理念指父母对孩子情绪觉知敏感，了解孩子的各种情绪反应，接纳并帮助孩子正确指称情绪感受，与孩子共同解决情绪问题。情绪摒除理念指父母持消极情绪有害的观念，试图尽快改变或消除消极情绪，通过忽略、转移注意或惩罚等方式来消除孩子的消极情绪反应，并使孩子认识到消极情绪是应该被排斥的。情绪紊乱理念指父母对自我或孩子的情绪感到手足无措，无法在短时间内调节平复。情绪不干涉理念指父母对孩子的消极情绪反应无特别的态度和意向，放任孩子自由表达任何情绪而不予干涉或反应。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父母对儿童消极情绪反应的认知态度与情绪反应，因此，本文把父母元情绪理念界定为父母对其子女消极情绪反应的认知态度与情绪反应特征。

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的社会适应密切相关。Gottman(Gottman et al.，1996)等人研究发现从学前期到童年中期，情绪教导理念得分较高的父母，其孩子表现出了较好的适应行为和较高身体健康水平，更多的亲社会行为(Lagacé-Séguin & Coplan，2005)，但父母的情绪摒除理念则与儿童不良的适应问题显著相关(Lunkenheimer，Shields， & Cortina，2007)。梁宗保等人(梁宗保，2009; 梁宗保，张光珍，陈会昌，张萍，2012)针对中国学前儿童的研究中也发现，持有更多情绪教导理念的父母，其儿童表现出较少的行为问题和较好的社会能力，还能抑制学龄儿童的攻击行为(衢衡鹏，2014)；父亲的情绪紊乱理念则与儿童的外显问题显著正相关，与社会能力显著负相关；他们的研究还发现父母的情绪不干涉与儿童的外显问题正相关，与儿童的社会能力显著负相关。

从现有研究看，情绪教导和情绪摒除理念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前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样本中进行了研究，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论，情绪教导对儿童社会适应具有积极意义，而情绪摒除不利于儿童社会适应。然而，情绪不干涉理念是中国父母较为独特的一种情绪理念，对其研究较为缺乏，同样情绪紊乱也未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对儿童的适应意义目前尚不明晰。

尽管父母元情绪理念会对儿童发展产生影响，但亲子交往过程中，儿童并非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他们也会通过自身的行为影响父母的元情绪理念或行为。儿童发展的相互作用模型(transactional model)认为环境因素与儿童自身特征会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相互作用，前一阶段的发展成果又会成为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影响因素，个体社会化就是在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完成( Rothbart & Bates，2006)。因此，要了解儿童的发展过程，不仅要考察作为环境因素的父母元情绪理念会对儿童社会适应产生影响，而且还要考察儿童前一阶段的适应结果反过来对父母元情绪理念的影响。

实证研究表明，母亲的抚养理念与儿童社会适应存在相互作用。前期母亲支持性的抚养行为会预测儿童后期的外显行为问题，而儿童前期的外显行为问题也能显著预测母亲后期的控制态度或行为(Meunier，Roskam， & Browne，2010)。母亲的抚养压力、卷入和控制等抚养行为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儿童的外显或内隐问题，而表现出较强社会能力的儿童，则在五年后能获得母亲更多的卷入和恰当的监控，并且能够降低母亲的抚养压力(Barbot，Crossman，Hunter，Grigorenko， & Luthar，2014)。可见，母亲养育行为或理念的确与儿童的社会适应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然而，当前研究更多探讨了父母一般养育态度或理念与儿童社会适应之间的相互作用，却对母亲元情绪理念这种情绪特定领域的抚养态度与儿童社会适应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关注甚少。

综上，第一，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适应关系的研究结果尚需进一步补充和验证。尽管研究者对父母元情绪理念中的情绪教导和情绪摒除理念进行了较多关注，但目前对父母情绪紊乱和情绪不干涉理念与儿童社会适应的研究结果报道较少，而且结果也比较零散。其原因是情绪紊乱是一种对情绪认知和理解的混乱，在西方父母中报告的比例较少(Gottman et al.，1997)，而情绪不干涉理念则是在中国父母中发现的，可能并未引起中西方研究者的重视。第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了父母元情绪理念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单向作用模式，忽略了儿童社会适应对父母元情绪理念的反作用。根据儿童发展的相互作用模型，情绪社会化过程中，儿童并非完全被动地受父母情绪社会化的影响，其前一阶段的发展结果也可能会改变父母后期的抚养态度和理念。前人研究已经表明父母一般的抚养理念与儿童社会适应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然而，目前对父母元情绪理念这一情绪特定领域的父母抚养理念与儿童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还缺乏应有的重视和研究。第三，现有研究缺乏对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化行为相互关系的分析，尤其目前国内对二者关系的追踪研究极为缺乏。第四，儿童社会适应结果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现有的研究缺少在同一样本中探讨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积极适应行为或消极适应行为关系的研究。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追踪设计，分析母亲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适应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预期母亲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适应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两次测查中，母亲元情绪理念之间，儿童社会适应之间存在着中等程度的稳定性；在控制前测的儿童社会适应后，前测的母亲元情绪理念能预测后测的儿童社会适应。反过来，在控制前测的母亲元情绪理念后，前测的儿童社会适应也能预测后测的母亲元情绪理念。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法，从某市六所幼儿园选取了450名中班儿童(M_年龄=62.86月，SD=4.19 月)的母亲作为被试，其中男孩237名(52.7%)。第一次测查发放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438份(有效回收率97.3%)，第二次测查发放问卷438份，回收有效问卷386份(有效回收率88.1%)。对流失被试与保留被试在母亲元情绪理念、社会适应变量上进行了t 检验，结果表明流失被试与保留被试在母亲情绪教导(t₍₄₂₉₎=1.31，p＞0.05)、情绪摒除(t₍₄₂₉₎=-1.30，p＞0.05)、情绪不干涉(t₍₄₂₉₎=-0.70，p＞0.05)、以及愤怒攻击(t₍₄₂₉₎=-0.66，p＞0.05)、害羞退缩(t₍₄₂₉₎=-0.94，p＞0.05)和敏感合作(t₍₄₂₉₎=1.45，p＞0.05)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情绪紊乱(t₍₄₂₉₎=-2.41，p＜0.05)上存在显著差异，保留被试的母亲情绪紊乱得分显著高于流失被试，该结果说明样本的流失在绝大多部分变量上不存在差异，属随机流失。

2.2 研究工具

父母元情绪理念量表。采用叶光辉等人(叶光辉等，2005)编制的父母元情绪理念量表来测量父母元情绪理念。该量表共42个题目，分情绪教导、情绪摒除、情绪不干涉、情绪紊乱四个分量表，采用Likert式6点记分，从“1”到“6”表示“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由儿童母亲报告。该量表在大陆被试群体中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梁宗保等，2012)。母亲问卷各分量表在两次测查的Cronbach α系数都介于0.61~0.87之间。

儿童社会能力与行为评价量表。采用LaFreniere和Dumas(1996)编制的儿童社会能力与行为评价量表(social competence & behavior evaluation scale，SCBE-30)来测查儿童的社会能力和问题行为。该问卷包括愤怒攻击、敏感合作和焦虑退缩三个分量表，共30个项目，采用likert式6点计分，从1到6表示“从来没有”到“总是这样”，由母亲进行报告。该问卷在中国儿童群体中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刘宇，宋媛，梁宗保，柏毅，邓慧华，2012; 梁宗保等，2013)。对愤怒攻击、敏感合作、焦虑退缩三个分量表的两次测查Cronbach α系数分别介于0.74~0.84和0.81~0.88之间。

2.3 研究程序

首先，通过幼儿园向家长发放知情同意书，征求家长意见，确定参加研究的儿童人数。其次，培训主试，统一指导语。最后，研究人员与主班教师利用家长接送孩子时间发放问卷，说明问卷填写的注意事项，并要求家长在一星期内返回问卷，该研究进行了两次测查，分别在儿童幼儿园中班和大班期间。

2.4 统计分析

采用SPSS统计软件19.0对数据进行了相关分析、t检验，采用M-plus7.0进行了交叉滞后模型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学前儿童社会适应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对两次测量的母亲情绪教导、情绪不干涉、情绪摒除和情绪紊乱理念以及儿童愤怒攻击、敏感合作和焦虑退缩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见表 1。

由表 1可知，T1、T2母亲情绪教导之间，情绪不干涉之间，母亲情绪摒除之间，以及母亲情绪紊乱之间均显著正相关；T1、T2愤怒攻击之间，焦虑退缩之间以及敏感合作之间都显著正相关。T1母亲情绪教导与T1儿童愤怒攻击显著负相关，与T2愤怒攻击相关不显著，与T1、T2焦虑退缩均显著负相关，而与T1、T2敏感合作都显著正相关；T1母亲情绪不干涉、母亲情绪摒除、母亲情绪紊乱分别都与T1、T2儿童愤怒攻击、焦虑退缩均显著正相关，而与T1、T2敏感合作显著负相关。

此外，本研究对母亲各元情绪理念和儿童社会适应进行了性别差异检验，结果发现男孩与女孩在T1、T2中的母亲各元情绪理念及社会适应各指标上的性别差异均不显著。

3.2 母亲元情绪理念与学前儿童社会适应的相互作用关系

采用Harman单因素分析法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Podsakoff，MacKenzie，Lee， & Podsakoff，2003)。把两次测查的母亲元情绪理念与社会适应的数据分别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分别有18个和17个，且第一因子的变异解释率均远低于40%的临界标准(分别为16.03%和18.99%)，说明共同方法偏差程度不严重。

基于儿童发展的相互作用模型，母亲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适应存在相互作用。我们构建了母亲元情绪理念与社会适应行为的交叉滞后模型。模型构建中，同时兼顾了理论合理性与模型简洁性，情绪摒除与情绪紊乱均为负面情绪理念，故设为一组；情绪教导为正向理念，故单独设为一组；情绪不干涉可能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故单独设为一组。每组分别与儿童社会适应的三个指标分别构建模型。路径分析的结果见图 1～6(有三个模型的路径系数都不显著，故未报告)，由于图 1~4为饱和模型，拟合指数为最优，故无需报告。

控制了变量自身的连续性后，图 1表明，母亲情绪教导理念对儿童社会适应的纵向相互关系成立：T1母亲情绪教导对T2儿童敏感合作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0.14，p＜0.05)；T1儿童敏感合作对T2母亲情绪教导的预测作用达到了边缘显著(β=0.09，p ＜ 0.001)。图 2~4表明，母亲情绪不干涉理念对儿童社会适应的纵向相互关系成立：T1情绪不干涉显著正向预测T2愤怒攻击(β=0.10，p＜0.05)、焦虑退缩(β=0.11，p＜0.05)，而T1敏感合作能显著负向预测T2情绪不干涉(β=-0.23，p＜0.001)。由图 5~6知，母亲情绪摒除、情绪紊乱与儿童社会适应存在单向作用关系：T1焦虑退缩分别显著正向预测T2情绪摒除(β=0.11，p＜0.05)、情绪紊乱(β=0.10，p＜0.05)；T1敏感合作显著负向预测T2情绪摒除(β=-0.12，p＜0.05)，对T2情绪紊乱的预测也达到了边缘显著(β=-0.07，p ＜ 0.001)。

此外，由图 1～6可知，两次测查元情绪理念各维度的路径系数均显著(β=0.33～0.51，p＜ 0.001)，儿童各社会适应指标的路径系数均显著(β=0.28～0.53之间，p＜ 0.001)。这说明母亲元情绪理念、儿童社会适应具有中等程度的稳定性。

4 讨论 4.1 母亲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适应的横断关系及稳定性

首先，本研究发现母亲各元情绪理念以及儿童的社会适应各指标之间具有中等程度的稳定性。说明母亲对其子女情绪反应所持的理念既具有延续性，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变化。Gottman及其Katz等人的研究发现，早期持有情绪教导或情绪摒除理念的父母，在后期也更加倾向于表现出相似的理念或态度(Gottman et al.，1997; Katz et al.，2012)。当然，父母的元情绪理念也会受儿童气质、社会行为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Eisenberg认为父母的元情绪理念会受儿童气质的影响，面对不同气质特质的儿童，父母会改变原有的情绪社会化理念(Eisenberg，1996)。儿童的社会能力、父母的情绪教养态度会不同程度地对父母的情绪教导取向产生影响(Baker，Fenning， & Crnic，2011)。

其次，从相关分析结果来看，母亲的情绪教导理念与儿童社会适应消极方面的愤怒攻击、焦虑退缩行为负相关，而与儿童社会适应积极方面的敏感合作行为正相关，说明持有情绪教导理念的中国母亲，其儿童表现出相对积极的适应行为；母亲情绪不干涉、情绪摒除、情绪紊乱的理念与儿童的愤怒攻击、焦虑退缩行为显著正相关，而与敏感合作显著负相关，表明母亲对儿童情绪反应置之不理，持有拒绝、压制消极情绪反应的理念，或者对情绪反应感到手足无措的母亲，其孩子会表现出较多的消极适应行为问题。可见，本研究的结果支持了母亲元情绪理念在儿童社会适应中的重要作用，但仅仅从两个时间点的横断结果来判断母亲元情绪理念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还为时尚早。因此，还需从纵向的结果进一步说明母亲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适应的关系。

4.2 母亲元情绪理念与学前儿童社会适应的纵向相互作用关系

本研究通过对学前期儿童母亲的两次追踪测查，考察了母亲元情绪理念与学前期儿童社会适应的动态相互作用关系。结果表明，母亲情绪教导和情绪不干涉与儿童社会适应的纵向预测关系成立，但并未发现情绪摒除与情绪紊乱对儿童社会适应行为的纵向预测关系。也就是说，本研究部分假设得到了支持。

母亲情绪教导理念对儿童社会适应的纵向相互关系成立。研究结果表明，情绪教导是一种积极的元情绪理念，持有情绪教导理念的父母，其儿童更可能表现出积极的社会适应；反过来，有着良好社会适应的儿童，也能促进母亲持有情绪教导理念。这一结果与国内外研究者的结论一致。如国外学者Gottman等人认为情绪教导对儿童社会适应具有积极意义(Gottman et al.，1996；Katz et al.，2006；Katz et al.，2012)；国内学者梁宗保等人(梁宗保，2009; 梁宗保，张光珍，陈会昌，张萍，2012)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持有更多情绪教导理念的父母，其儿童表现出较少的行为问题和较好的社会能力。

母亲情绪不干涉理念对儿童社会适应的纵向相互关系成立。持有更多情绪不干涉倾向的中国母亲，其孩子在后期表现出的愤怒攻击和焦虑退缩消极适应行为也相对较多；反之，当儿童前期表现出较多的积极适应行为敏感合作时，其母亲后期的情绪不干涉理念则更少。其原因可能是，当儿童产生情绪反应时，尤其是年幼儿童，一方面，需要母亲与儿童共同分析情绪反应的原因，帮助儿童认识和理解情绪，并逐步学会调控情绪，否则将表现出更多的社会适应问题(Gottman et al.，1997)；另一方面，儿童良好的社会适应行为，能够促进母子关系的亲密性，则母亲对儿童的社会化行为会更多的关心和教导(张晓，陈会昌，张桂芳，2008)。中国母亲对儿童消极情绪反应无明确倾向的态度对儿童后期的社会适应会产生不利影响，父母的置之不理并不是一种好的情绪教育方法。国内梁宗保等人的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设，情绪不干涉理念与儿童的外显问题正相关，而与社会能力负相关(梁宗保等，2012)。

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发现，母亲情绪摒除和紊乱理念与儿童社会适应显著相关，而本研究没有发现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是，首先，本研究所选取的被试是幼儿园中班和大班的儿童，幼儿离开父母进入幼儿园，过起了集体生活，主要的生活场所由家庭转到幼儿园，儿童的社会适应问题更可能来自于同伴和老师；其次，前人大多采用访谈和观察方法测查了父母的元情绪理念，而本研究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测量方法不同可能会产生测量上的误差，对结果产生影响；最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文化更强调个体情绪的表露，而东方文化更强调含蓄、内敛，以集体利益为重，并不鼓励个体过多表露自我的情绪(Eisenberg et al.，1998)，因此，母亲持有情绪摒除理念并没有对中国儿童造成社会适应困难，反而可能会是集体生活中合群的体现。

儿童前期的焦虑退缩能引发母亲持有更多的情绪摒除和紊乱理念，而敏感合作则能减少母亲持有情绪摒除和紊乱理念。在以往对父母元情绪理念的研究中，大多都是横断研究，缺少对儿童社会适应对母亲元情绪理念作用关系的研究，但本研究证实了儿童社会适应会通过自身的行为影响或改变母亲的元情绪理念。Verhoeven等人(Verhoeven，Junger，Aken，Dekovic， & Aken，2010)对学步期儿童的研究也发现，男孩的外显行为问题会影响父母后续的抚养行为，早期表现出较多外显问题的男孩，父母会在以后的抚养中更多使用心理控制和体罚等抚养行为，而支持性的抚养行为则相对较少；社会能力也会反过来影响抚养行为(Barnett，Gustafsson，Deng，Mills-Koonce， & Cox，2012)。考虑到母亲元情绪理念是母亲抚养态度领域的特定情绪理念，儿童社会适应结果很可能也会影响母亲元情绪理念。

综上所述，本研究部分支持了儿童发展的相互作用模型。母亲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适应的相互作用有助于揭示儿童的发展机制。个体发展过程中，环境因素与个体特征或前期发展结果会随时间不断相互交替影响(Rothbart & Bates，2006; Sanson，Hemphill， & Smart，2004)。环境因素，尤其是近端父母因素会对儿童的施加较大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并非都是单向地对儿童认知能力和社会行为起作用，儿童也会主动地对环境施加作用。本研究是从父母情绪社会化的视角，证实了母亲对儿童情绪教养的理念与儿童的社会行为之间也会相互影响，一方面，持有不干涉理念的母亲，会增加儿童后期出现焦虑退缩等情绪问题，持有教导理念的母亲，会促进儿童的敏感合作行为；另一方面，表现出更多敏感合作等亲社会行为的儿童，会促使其母亲改变情绪社会化理念，增持情绪教导理念，而减少情绪不干涉理念。

4.3 研究局限及展望

首先，仅仅采用了问卷调查，无法避免主观偏差和共同方法问题。因此，在将来的研究中要尽可能采用多种数据来源，避免主观或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其次，追踪时间相对较短。短期追踪研究仍然很难揭示变量之间的长期效应。最后，缺少对中介因素或调节因素的考虑。从父母的元情绪理念到儿童的社会适应行为，可能有众多的中间因素起着作用，对中间作用机制的澄清更有利于人们理解父母情绪社会化对儿童发展的作用。所以，需要我们在将来的研究中考虑重要的一些中介因素或调节因素。

5 结论

(1) 两次测查的母亲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适应均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2) 母亲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适应均存在即时相关关系。

(3) 母亲元情绪理念与儿童社会适应之间存在着部分纵向相互作用关系：控制了变量自身的连续性后，前测的情绪教导对后测的儿童积极适应行为敏感合作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前测的母亲情绪不干涉理念对后测的儿童消极适应行为愤怒攻击、焦虑退缩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4) 控制了变量自身的连续性后，前测的儿童积极适应行为敏感合作对后测的情绪教导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而对情绪不干涉和情绪摒除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前测的儿童消极适应行为焦虑退缩对后测的情绪摒除和情绪紊乱具有正向预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