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伤(self-injury)是在没有自杀意图的情况下，个体故意、反复地伤害自己的身体组织，且这种行为不为社会所认可，主要表现为割伤、烧伤等形式(Klonsky & Olino, 2008; Nock & Favazza, 2009; Miller & Brock, 2012)，本质上是一种非适应性的应对方式(Sornberger, Smith, Toste, & Heath, 2013)。自伤与多种心理障碍密切相关(Selby, Bender, & Gordon, 2012)，并对未来的自杀意念和行为有明显的预测作用(Guan, Fox, & Prinstein, 2012; Klonsky, May, & Glenn, 2013)。

青少年是自伤的高发人群。国外研究显示，普通人群的自伤发生率为1~4%(Briere & Gil, 1998; Klonsky, Oltmanns, & Turkheimer, 2003)，而青少年自伤发生率在14~40%(Claes, Houben, Vandereycken, Bijttebier, & Muehlenkamp, 2010; Howe-Martin, Murrell, & Guarnaccia, 2012)。国内有研究发现，大学生群体的自伤行为发生率为1.7%(于格，谢一心，周静，王卫红，2014)，而青少年自伤发生率多在20%以上(付继玲等，2013；冯玉，2008)。

人际或系统模型(the interpersonal/systemic model)和情绪调节模型(affect regulation model)是理解自伤发生机制的两个主要理论。人际或系统模型强调自伤是家庭或环境功能失调的结果，认为个体所处的环境会无意中支持或强化自伤行为(Suyemoto & MacDonald, 1995；Hartman, 1996; Crouch & Wright, 2004)。情绪调节模型则强调个体自伤是为了唤起情绪或表达、管理强烈的消极情绪，以达到情绪控制的目的(Messer, Fremouw, 2008)。有研究者认为，这两个模型之间其实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内在联系，即个体早期生活的不良环境使其不能发展出有效的情绪应对策略，以致情绪危机发生时，个体只能通过自伤达到缓解消极情绪的目的(Linehan, Comtois, Brown, Heard, & Wagner, 2006)。由此可见，探讨青少自伤的发生机制应综合考虑两个模型的观点。

由于父母关系是青少年成长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父母间的冲突又往往是导致青少年问题行为发生的关键因素(Kelly, 2000；Harold, Shelton, Goeke, & Cummings, 2004)，因此，本研究将聚焦于父母冲突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作用。父母冲突(interparental conflict)是指夫妻之间由于意见不一致或其他原因而产生的语言或身体的攻击与争执(池丽萍，王耘，2002)。研究显示，父母冲突与青少年的睡眠问题(Kelly & EI-Sheikh, 2011)、网络成瘾(张馨月，邓林园，2015；邓林园等，2012)、社会适应问题(Kouros, Cummings, & Davies, 2010；杨阿丽，方晓义，林丹华，2002)等均有明显相关。

情绪安全感理论(emotional security theory, EST)是理解父母冲突影响儿童青少年问题行为机制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儿童在面对父母冲突时，对情绪安全感的关注在情绪调节和反应动机中起着重要作用。父母冲突会给儿童带来情绪压力，尤其是频繁的、对家庭具有破坏性的高强度的冲突会增加儿童的消极情绪和不安全感。一项历时2年的追踪研究显示，情绪不安全感能显著预测9~18岁儿童青少年的适应问题(Cummings, Schermerhorn, Davies, Goeke-Morey, & Cummings, 2006)，并在父母冲突和儿童青少年的适应问题之间起中介作用(Fosco & Grych, 2008；王明忠，范翠英，周宗奎，陈武，2014；王明忠，周宗奎，范翠英，陈武，2013)。情绪安全感理论强调情绪对个体适应问题的影响，与自伤的情绪调节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故本研究假设，情绪安全感在父母冲突和青少年自伤之间起中介作用。

自伤的情绪调节模型一方面强调了情绪问题可能是导致个体自伤行为产生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也暗示着情绪管理方面的能力可能是减少或增加情绪问题对个体自伤行为影响的调节变量。既然父母冲突通过情绪不安全感影响个体的自伤行为，那么个体自身的情绪管理方面的能力有无可能缓解父母冲突的这种消极影响呢？个体-环境交互作用模型(Lerner, Lerner, Almerigi, & Theokas, 2006)认为，个体行为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父母冲突作为个体成长的环境因素固然会影响个体的行为，但影响到什么程度却与个体自身的素质密切相关。根据以往研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情绪和行为的关系之间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Heuven, Bakker, Schaufeli, & Huisman, 2006)。因此，本研究将考察情绪调节效能感在父母冲突和青少年自伤关系间的调节效应。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能否有效调节自身情绪状态的一种自信程度，在结构上包括两大类：管理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perceived self-efficacy in managing negative affect, NEG)和表达积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感(perceived self-efficacy in expressing positive affect, POS)(Bandura et al., 2003)。前者指当个体应对逆境或令人沮丧事件时不会被生气、愤怒、失望、气馁、内疚、羞耻等负面情绪击倒，即个体改善负面情绪状态时所具有的效能信念；后者指个体面对成功或其他愉快性事件时，积极体验或允许自己表达快乐、兴奋、自豪等积极情绪的效能信念(王玉洁，窦凯，刘毅，201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能帮助个体有效应对压力。自我效能感理论认为，对于应对危险性事件具有低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更容易产生不良情绪和非适应性行为。管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感有助于提高个体对未来的积极期望、维持积极的自我概念、感受到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更多的幸福感(Caprara & Steca, 2006)，而情绪调节效能感低的个体则由于无法有效应对自身的情绪问题，不能及时表达和排解消极情绪，容易引发抑郁(Bandura et al., 2003)。鉴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个体情绪管理的复杂关系，本研究推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情绪不安全感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自伤间的中介作用有调节作用。

综上，本研究以情绪安全感理论和个体-环境交互作用模型为基础，依据自伤的人际或系统模型和情绪调节模型，建构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父母冲突、情绪不安全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青少年自伤行为发生中的综合影响，以期揭示家庭不良环境因素(父母冲突)对青少年问题行为(自伤)的作用机制。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从湖南省沅江和湘乡两县选择6所中学(初、高中各3所)，抽取初一到高三学生2800人做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2569份，有效率为91.75%。本研究的分析对象为自伤水平(次数×程度)分数大于0的被试，共1066人，占总人数的41.49%。其中，男生530人，女生524人，缺失12人；初一179名，初二158名，初三105名，高一362名，高二188名，高三67名，缺失7人；城镇383人，农村667人，缺失16人；独生子女371人，非独生子女689人，缺失6人；重点学校376人，非重点学校690人；年龄为11~19岁(14.39±1.60)。

由冯玉(2008)在已有量表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包括18个条目和1个开放式问题(本研究中，由于第19项无人填写，故只统计了前18个条目的结果)，所涉及到的自伤行为包括割伤、烫伤、刺伤、刮伤、撞头、拔头发、击打硬物、抓伤、扎伤、檫伤、捶伤、勒伤、咬伤、烧伤、触电、让他人伤害自己等。对自伤次数的评估为4个等级：0次、1次、2~4次和5次以上(含5次)；对身体伤害程度的评估为 5个等级：无、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根据自伤史的频次和对身体的平均伤害程度的乘积来综合评估自伤水平。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5；区分效度为-0.19；聚合效度为0.49；效标效度为0.51。本研究将自伤水平是否为0作为判定有无自伤行为的标准，问卷的α系数为0.88。

Grych, Seid和Fincham(1992)编制，赵梅(2005)修订，用于测量孩子对父母冲突的感知。量表包括7个维度：冲突程度、解决情况、涉己冲突、威胁程度、应对效果、三角关系、冲突归因，共38个项目。以往研究者(Grych, Fincham, Jouriles, & McDonald, 2000)把冲突程度(即频率和强度)与冲突解决程度作为父母冲突特征量表，测量孩子知觉到的父母冲突水平。其中，冲突程度12个项目，解决情况6个项目，5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儿童知觉到的父母冲突越严重。本研究中，冲突程度和解决情况的α系数分别为0.86和0.73，总量表的α系数为0.88。

由Davies, Forman, Rasi和Steves(2002)编制，包括情绪反应性、行为失调、卷入、逃避、建设性家庭表征、破坏性家庭表征和蔓延性家庭表征7个因子，共37个项目，4点计分。根据已有研究，情绪反应性(9题，如“父母争吵时，我感到难过”)、破坏性表征(4题，如“父母发生争吵时，我为家庭的未来感到忧虑”)和蔓延性表征(4题，如“父母发生冲突时，我想他们会责备我”)三个因子反映了青少年面对父母冲突时的情绪不安全感(王明忠，范翠英，周宗奎，陈武，2014)。分数越高表示安全感越差。本研究中，情绪反应性和消极表征的α系数分别是0.87和0.82，总量表的α系数为0.91。

Caprara等(2008)编制，王玉洁、窦凯和刘毅(2013)将其修订为一个二阶五因素模型结构，分别是表达快乐/兴奋情绪效能感(HAP)、表达自豪情绪效能感(GLO)、管理生气/愤怒情绪效能感(ANG)、管理沮丧/痛苦情绪效能感(DES)和管理内疚/羞耻情绪效能感(COM)，前两个因素构成高阶因子“表达积极情绪效能感”(POS)(如，令人高兴的事情发生时，我会表达自己的愉悦之情)，后三个因素构成高阶因子“管理消极情绪效能感”(NEG)(如，受到父母或其他重要人物斥责时，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程度越高。本研究中，POS和NEG的α系数分别为0.78和0.88。

以班级为单位，每班由一名研究生使用统一问卷进行团体施测。指导语一致且强调作答真实性以及个人信息保密性。采用SPSS19.0采集并分析数据。

为了减少自陈问卷法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通过强调匿名、保密等进行程序控制。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程序控制的效果(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将四个变量放在一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24个，且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11.58%，小于40%，说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变异程度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对青少年自伤水平的人口学差异性分析显示，独生子女自伤水平(9.43±11.32)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7.93±10.16)，F(1，1058)= 4.79，p < 0.01；非重点学校被试的自伤水平(8.90±8.49)显著高于重点学校被试(7.57±8.59)，F(1，1064)=3.86，p < 0.05；不同年级被试差异显著，F(5，1053)=3.86，p < 0.05，事后检验显示，初一的自伤水平(10.46±7.40)显著高于初三(6.33±6.37)、高一(8.30±7.51)、高三(6.96±7.46)(p < 0.05)。性别和生源地在自伤水平上无显著差异(p>0.05)。

对父母冲突、情绪安全感、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控制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和自伤水平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1)，自伤水平与父母冲突(r=0.16，p < 0.01)、情绪不安全感(r=0.14，p < 0.01)、控制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r=-0.13，p < 0.01)显著相关；父母冲突与情绪不安全感(r=0.40，p < 0.01)、控制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r=-0.19，p < 0.01)显著相关；情绪不安全感与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r=0.20，p < 0.01)、控制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r=-0.09，p < 0.01)显著相关；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与控制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r=0.26，p < 0.01)显著相关。

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后，父母冲突(β=0.17，p<0.01)对自伤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鉴于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检验的种种优势(方杰，张敏强，邱皓政，2012; Preacher & Hayes, 2008)，本研究采用Hayes开发的PROCESS PROCEDURE for SPSS检验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中介效应值是0.03，95%的置信区间为(0.01，0.06)，说明情绪不安感的中介效应显著，占总效应的23%，占直接效应值的30%。

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预测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对中介变量的预测作用显著和/或调节变量与中介变量的交互项对结果变量的预测作用显著(Muller, Judd, & Yzerbyt, 2005)。由此，建构三个模型来检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情绪不安全感中介的调节作用：

(1)Y=β₁₀+β₁₁X+β₁₂Mo+β₁₃XMo+ε₁；

(2)Me=β₂₀+β₂₁X+β₂₂Mo+β₂₃XMo+ε₂；

(3)Y=β₃₀+β₃₁X+β₃₂Mo+β₃₃XMo+β₃₄Me+β₃₅MoMe+ε₃。

上式中，Y代表结果变量，X、Mo、Me依次代表去中心化的预测变量、调节变量以及中介变量。在回归分析中，如果β₁₁显著，且β₁₃不显著，同时β₂₃或/和β₃₅显著，就认为存在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分别考察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两个维度(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与控制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对情绪不安全感中介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情绪不安全感×控制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对自伤水平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0.09，p < 0.05)，因此控制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对情绪不安全感的中介作用有负向调节作用(见表 4)。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对中介变量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控制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对情绪不安全感中介效应的具体调节情况，本研究根据控制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的标准分数将被试分成低分组(Z≦-1SD)和高分组(Z≧1SD)，考察在不同控制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水平上青少年情绪不安全感对自伤水平的影响(即简单斜率检验)，并画出简单效应分析图(图 1)。结果表明，当控制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水平较低时，情绪不安全感对自伤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_simple=0.37，p < 0.01；当控制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水平较高时，情绪不安全感对自伤水平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_simple=0.13，p=0.60。通过分别分析两组被试情绪不安全感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自伤水平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发现，在低控制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中，情绪不安全感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99%，且95%置信区间(0.04，0.20)不包含0，而在高分组中情绪不安全感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由此可知，只有当青少年控制消极自我效能感较低时，父母冲突才能通过情绪不安全感影响其自伤行为。

图 1 控制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对情绪不安全感与自伤水平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选项

本研究显示，41.49%的青少年有自伤行为。这一结果高于付继玲等(2013)的28.2%，低于郑莺(2006)的57.4%，但与使用同一工具的调查结果(如，冯玉，2008；凌霄，2009)却相当一致。可见，使用相同的测量工具是对不同研究结果进行比较的基础。但不管如何，这些结果均说明了自伤行为在我国青少年人群中相当普遍，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通过对有自伤行为的青少年进行人口学分析显示，独生子女自伤水平要高于非独生子女。唐杰等(2014)在研究中也发现了相同的结果，并认为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缺乏倾诉对象而无法合理释放不良情绪，更容易发生自伤行为。此外，独生子女在我国素有“小皇帝”之称，过度保护使其失去了很多的发展机会，当终于要自己面对问题时，采用自伤这种非适应性的应对方式也是很自然的。这一问题值得做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还发现，初一学生的自伤水平是最高的。这与以往关于自伤青少年初次自伤的年龄集中在13、14是一致的(江光荣，于丽霞，郑莺，冯玉，凌霄，2011)。通过对不同类型学校学生的分析显示，非重点学校青少年的自伤水平显著高于重点学校青少年。两类学校生源的差异可能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关键性原因。有研究(高洁，2014)显示，重点学校就读的学生家庭背景(如父母受教育情况、经济状况等)显著好于非重点学校的学生。因此，青少年自伤水平在学校类型上的差异折射出来的也许是家庭环境的差异。

在家庭系统中，父母冲突在儿童青少年心理与行为问题的形成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大量研究显示，长期公开的父母冲突与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Kelly & EI-sheikh, 2011；梁丽婵，边玉芳，陈欣银，王莉，2015)。本研究在控制了相关的人口学变量后，父母冲突仍能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自伤水平。这符合自伤的人际或系统模型，即认为自伤是家庭或环境功能失调的结果。根据家庭系统化的观点，个体的症状应该被视为其家庭模式或习惯的一种表达和体现。而决定家庭这一系统功能是否正常的关键显然在于父母。父母关系是家庭关系的基础，直接决定着家庭生活质量(Erel & Burman, 1995)，也直接决定了孩子的健康成长。维吉尼亚.萨提亚(2011)指出“我们如何学习应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两个激活我们并成为我们父母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伤是个体在不安全的家庭环境中学习到的一种非适应性的应对问题的方式(Sornberger, Smith, Toste, & Heath, 2013)。

本研究的结果验证了情绪安全感理论对于理解自伤行为发生机制的合理性。情绪安全感理论将父母冲突引发儿童青少年心理与行为问题的机制集中在其情绪上，认为父母冲突长期出现的、对家庭具有较大破坏性的冲突会增加儿童青少年的情绪不安全感，以致不能有效调节消极情绪而导致各种心理与行为问题(Davies & Cummings, 1994)。这一理论已得到广泛验证(Fosco & Grych, 2008；王明忠，范翠英，周宗奎，陈武，2014)，充分表明情绪不安全感在父母冲突和青少年各种心理与行为问题中所扮演的中介作用角色是可靠的。

具体到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发生机制，父母冲突导致的情绪不安全感使青少年形成更强烈的情绪反应性(greater emotional reactivity)，表现为恐惧、警惕和痛苦等消极情绪在唤醒水平和持续时间上的上升，造成情绪失调(Davies & Cummings, 1994，1998)。而自伤的情绪调节模型认为，个体的自伤行为之所以反复出现，是因为自伤可以帮助个体减少情绪痛苦而被强化(Bennum, 1984)。这大概是情绪不安全感在父母冲突和青少年自伤之间起中介作用的原因。

由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被认为是情绪与行为之间关系的重要调节因素(Heuven, Bakker, Schaufeli, & Huisman, 2006)，本研究分别以情绪自我效能感的两个维度(控制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和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为调节变量对情绪不安全感的中介作用进行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控制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显著。这一结果说明，在缓解由父母冲突导致的情绪不安全感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中，控制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比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更有效。自伤经常发生在个体经历强烈的消极情绪体验之后，而情绪不安全感又是个体敏感于消极情绪体验的重要原因，因此如能有效调节消极情绪，自然能够起到缓解情绪不安全感在个体自伤产生中的中介作用。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即只有当青少年控制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特别低的时候，情绪不安全感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自伤之间的中介效应才是显著的。反之，当个体有较高的控制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时，即使父母冲突引起比较强烈的情绪不安全感，个体也有信心通过更具适应性的方式而不是伤害自己的方式来应对。

控制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的这一调节作用对于青少年自伤的干预是有启发的。一个成长于父母冲突频繁发生家庭的自伤青少年，干预者无法改变其过去经历，但可以通过训练增强其控制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和技能的方式减轻父母冲突带来的影响。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可在未来研究中加以完善。首先，父母冲突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有一个过程，因而，回答“这一过程有多长？”“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等问题对于理解青少年自伤行为的产生机制是非常必要的，但作为一项横断研究，本研究难以回答这些问题，未来研究可通过追踪设计加以考察。其次，自伤行为有着与不被社会接纳的污名化特点(stigma)(Ross & Heath, 2002)，匿名问卷法调查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污名化的影响，但要想更准确地测量到青少年的自伤情况，除了自评之外，还应从家长、老师、同伴多方收集数据。最后，本研究仅仅抽取了普通初中和高中学校的学生为被试，而没有考虑中职生以及非在校青少年的情况，所得结果能否代表青少年自伤行为的现状还有待检验。

(1)在所有青少年被试中，有自伤行为的比例占41.49%。青少年的自伤水平与年级、学校类型和是否独生子女有关。

(2)父母冲突能显著地正向预测青少年的自伤水平，情绪不安全感在两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控制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对情绪不安全感的中介作用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只有当控制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很低时，情绪不安全感在父母冲突和青少年自伤水平的中介作用才是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