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已经成为我国不容忽视的弱势儿童群体。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共计6102.55万农村留守儿童，约占全国儿童总数的五分之一；父亲外出打工和双亲外出打工是儿童留守的主导模式(全国妇联，2013)。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时间不在家而导致的亲子亲情的缺失破坏了正常的家庭结构与功能(Lu, 2012)，使得农村留守儿童更容易经历不良情绪的困扰。许多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孤独、抑郁和焦虑等消极情绪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Cheng & Sun, 2015；Su, Li, Lin, Xu, & Zhu, 2013; Jia & Tian, 2010)；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则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申继亮，胡心怡，刘霞，2009；喻永婷，张富昌，2010)。情绪适应不良会持续影响儿童的积极健康成长(张文新，陈亮，纪林芹，张玲玲，陈光辉，王姝琼，2009)，在不利的处境下尤为如此。因此，在当今无法改变父母外出打工的社会背景下，探讨降低留守儿童的消极情绪、提升其积极情绪的保护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歧视知觉是指个体对自己及自己所属的群体受到了来自外界的消极评价或不公正对待的觉知(Pascoe & Richman, 2009)。长期以来，随着媒体对留守儿童的自杀身亡事件、不良的学业、道德、生活和行为问题等负面事件的频频报道，留守儿童被“问题化”或“污名化”的倾向比较突出，甚至出现了把留守儿童等同于“问题儿童”的趋势。研究显示，学校校长和教师普遍认为留守儿童存在比较多的心理问题，对他们的一般印象，以及学习、品行和情绪方面的评价都较差(周宗奎，孙晓军，刘亚，周东明，2005)。这种被“问题化”的倾向增加了留守儿童产生歧视知觉的危险。已有研究也表明了留守儿童的歧视知觉水平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申继亮等，2009)。作为一种压力性体验，经历歧视会强化个体对自身社会地位低下的评价(DuBois, Burk-Braxton, Swenson, Tevendale, & Hardesty, 2002)，同时会产生因他人拒绝或排斥自己而带来的挫败感(Perlow, Danoff-Burg, Swenson, & Pulgiano, 2004)，进而威胁个体的情绪适应。目前为数不多的研究发现，歧视知觉会显著降低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增加其消极情绪(苏志强，张大均，邵景进，2015；申继亮等，2009)。然而，随着心理韧性研究的兴起，很多研究者发现，歧视知觉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导致个体的情绪适应不良(Major, Quinton, & McCoy, 2002；刘霞，赵景欣，申继亮，2013)；个体在遭受歧视的环境下，仍有保持自身健康发展的可能，这取决于个体是否拥有能够抵抗该不利环境消极影响的保护因素(Luthar, Cicchetti, & Becker, 2000)。可见，揭示能够抵抗歧视知觉对留守儿童积极/消极情绪不良影响的保护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

亲子亲合(parent-child cohesion)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亲密的情感联结，它即可以表现在积极的互动行为之中，又可以表现为养育者与儿童心理上对彼此的亲密感受(Zhang &Fuligni, 2006)。作为衡量亲子关系的重要指标之一，亲子亲合是儿童正常发展的基础，能够对儿童的健康发展起到最为稳定的保护作用(Bean, Barber, & Crane, 2006)。亲子亲合水平高的家庭有利于孩子直接感受到父母的爱和关注，表达自己的需求，也有利于父母与孩子共同交流应对外在困难或挑战(Kliewer, Sandler, &Wolchick, 1994)。虽然父母因外出打工而长期不在儿童身边，但是打工父母与其子女之间高水平的亲合仍然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情绪适应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表明，亲子亲合能够显著降低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和抑郁等消极情绪(Zhao, Liu, & Wang, 2015；赵景欣，刘霞，张文新，2013)。然而，已有的研究主要关注亲子亲合对降低留守儿童消极情绪的保护作用，这种远距离的、非面对面的积极亲子关系能否提高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仍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亲子亲合不仅对留守儿童的情绪适应具有直接的保护作用，而且还可以抵抗日常压力和同伴拒绝等危险因素对其情绪适应的消极影响(赵景欣等，2013)。那么，高水平的亲子亲合能否抵御歧视知觉这一危险因素对于留守儿童情绪的不良影响呢？已有研究表明，知觉到歧视的个体能否应对歧视带来的压力，取决于来自家人、朋友和社交网络的情感或工具性支持与帮助(Schmitt, Branscombe, Postmes, & Garcia, 2014)；家人给予的支持可以帮助个体在产生歧视知觉体验后重塑自我价值，并防止抑郁的发生(Pascoe & Richman, 2009)。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因为被别人说成是“没有父母要”而感到“被人瞧不起”，是他们主要的歧视知觉体验(申继亮等，2009)。虽然父母不在身边，但是打工父母通过电话、书信或经常回家等所保持的与留守儿童之间高质量的亲子关系，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对父母很重要、父母很关心自己以及父母对自己的支持等，这会有力地抵御歧视知觉体验对他们的不良影响。鉴于此，我们预期高水平的亲子亲合可以抵御歧视知觉对农村留守儿童积极/消极情绪的消极影响。

亲子亲合对留守儿童情绪适应的影响还会因为留守类别以及父母角色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赵景欣等，2013；Zhao et al., 2015)。与双亲外出儿童的父母均不在身边的家庭环境相比，在父亲外出儿童的家庭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则与儿童生活在一起。这种不同的家庭环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父子亲合与母子亲合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已有研究表明，母子亲合能够显著降低父亲外出儿童的抑郁情绪，显著降低双亲外出儿童的孤独感，而父子亲合对留守儿童的抑郁、孤独情绪没有显著预测作用(Zhao et al., 2015)；对于双亲外出儿童，母子/父子亲合都能够抵抗同伴拒绝对其心理适应的消极影响，而此抵抗作用在父亲外出儿童群体中不显著(赵景欣等，2013)。那么，父子亲合与母子亲合对歧视知觉不良影响的抵御作用是否在不同的留守类别群体中有所不同呢？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此外，歧视知觉、亲子亲合与个体情绪适应之间关系的性别差异也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研究发现，与男生相比，有歧视知觉经历的女生会表现出更多的情绪失调(Seaton, Caldwell, Sellers, & Jackson, 2010)；女生比男生表现出更强的关系取向和更多的情感需求(Stroud, Salovey, &Epel, 2002)，女生可能会对亲子亲合水平更加敏感。由此我们预期，歧视知觉、亲子亲合与留守儿童积极/消极情绪之间的关系会存在性别差异。

综上，本研究将以双亲外出儿童和父亲外出儿童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两类留守儿童群体之间的比较，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1)不同留守类别与性别留守儿童的歧视知觉、亲子亲合以及积极/消极情绪的特点；(2)歧视知觉、亲子亲合与留守儿童积极/消极情绪之间的关系；(3)亲子亲合对留守儿童歧视知觉与积极/消极情绪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

采用整班联系，自愿参加的方式，从山东省菏泽市某乡镇的三所初级中学选取初一、初二、初三年级的1302名留守儿童。剔除无效问卷、特殊家庭儿童(父母一双或双方去世、父母离婚或再婚)问卷和母亲外出打工儿童(母亲外出打工儿童的人数很少，仅有51人)问卷后，剩余有效被试1181名，包括378名双亲外出儿童、803名父亲外出儿童。被试的年龄范围在11~17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3.44±1.10岁，其中，男生639名，女生542名。

采用申继亮等(2009)的歧视知觉问卷，测量儿童知觉到的被歧视程度。问卷共计6个项目，例如，“我觉得自己被别人看不起”，采用5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作为被试的歧视知觉水平，分值越高说明被试的歧视知觉水平就越高。该问卷已在留守儿童群体中得到广泛运用(申继亮等，2009；苏志强等，2015)，且具有较高的信效度。本研究中，歧视知觉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

采用Olson等(1979)编制的家庭适应和亲合评价问卷(FACESII)的亲合分问卷，测量儿童感知到的亲子亲合水平。问卷包括题目完全相同的母亲/父亲两个分问卷，共10个项目，例如，“我与母亲/父亲在困难时互相支持”等，采用5点计分，从1“几乎从不”到5“几乎总是”。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作为被试的母子/父子亲合水平，分值越高代表被试的亲子亲合水平就越高。该问卷已被应用于多个研究之中(Zhang & Fuligni, 2006；赵景欣，刘霞，李悦，2013)，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母子亲合、父子亲合分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67与0.67。

运用陈文锋、张建新(2004)修订的Bradburn(1969)编制的积极/消极情绪量表，测量儿童的积极情绪(如幸福、愉快、轻松等)和消极情绪(如孤独、沮丧、烦躁等)。问卷由14个项目组成，其中8个项目测量个体的积极情绪，例如，“觉得事事顺心”；6个项目测量个体的消极情绪，例如，“觉得莫名其妙地烦躁”。每个项目采用四点计分，从1“没有”到4“经常有”。计算两维度的项目平均分代表被试的积极/消极情绪得分。以往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刘霞等，2013；喻永婷，张富昌，2010)。本研究中，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6和0.71。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每班由两名具有施测经验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施测之前，对所有主试进行专门的培训。测试一次完成，大约用时40分钟，问卷全部当场收回。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不同留守类别与性别的儿童在歧视知觉、亲子亲合及积极/消极情绪上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 1。以留守类别与性别为自变量，以歧视知觉为因变量，进行2×2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儿童歧视知觉的留守类别主效应、性别主效应以及留守类别与性别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0.05)。

以留守类别与性别为自变量，分别以亲子亲合、积极/消极情绪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亲子亲合上，留守类别主效应(F(2，1176)=10.63，p < 0.001，η²=0.02)、性别主效应(F(2，1176)=19.25，p < 0.001，η²=0.03)、留守类别与性别的交互作用均显著(F(2，1176)=10.22，p < 0.001，η²=0.02)。进一步分析表明，父亲外出儿童的母子亲合水平显著高于双亲外出儿童(F(1，1177)=17.94，p < 0.001，η²=0.02)，但是，父子亲合的留守类别主效应不显著(p>0.05)；男生的父子亲合水平显著高于女生(F(1，1177)=13.52，p < 0.001，η²=0.01)，但是，母子亲合的性别主效应不显著(p>0.05)；母子亲合/父子亲合的留守类别与性别的交互作用均显著(F(1，1177)=18.54，p < 0.001，η²=0.02; F(1，1177)=14.77，p < 0.001，η²=0.01)。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对于父亲外出儿童，女生的母子亲合水平显著高于男生(p < 0.001)，而双亲外出儿童的母子亲合水平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p>0.05)；对于双亲外出儿童，男生的父子亲合水平显著高于女生(p < 0.001)，而父亲外出儿童的父子亲合水平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p>0.05)。

在积极/消极情绪上，留守类别(F(2，1176)=4.59，p < 0.05，η²=0.01)、性别(F(2，1176)=11.26，p < 0.001，η²=0.02)主效应均显著，留守类别与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p>0.05)。进一步分析表明，父亲外出儿童的积极情绪显著高于双亲外出儿童(F(1，1177)=8.04，p < 0.01，η²=0.01)，消极情绪显著低于双亲外出儿童(F(1，1177)=4.06，p < 0.05，η²=0.01)；女生的积极情绪(F(1，1177)=5.90，p < 0.05，η²=0.01)、消极情绪(F(1，1177)=8.62，p < 0.01，η²=0.01)均显著高于男生。

对留守儿童的歧视知觉、亲子亲合与积极/消极情绪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 2)，无论是父亲外出儿童还是双亲外出儿童，歧视知觉与其积极情绪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与其消极情绪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母子/父子亲合与儿童的积极情绪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儿童的消极情绪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另外，儿童的歧视知觉与母子亲合、父子亲合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为进一步检验亲子亲合对留守儿童歧视知觉与积极/消极情绪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法，分别对父亲外出儿童和双亲外出儿童进行分析。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根据Aiken和West(1991)的建议，对歧视知觉、母子亲合∕父子亲合进行中心化处理。各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顺序如下：第一步，中心化后的歧视知觉、母子亲合∕父子亲合以及虚拟编码后的性别(0=女，1=男)；第二步，两项交互项(歧视知觉×母子亲合∕父子亲合，歧视知觉×性别，母子亲合∕父子亲合×性别)；第三步，三项交互项(歧视知觉×母子亲合∕父子亲合×性别)。对回归模型中显著的交互项，采用简单斜率分析法(Aiken & West, 1991;Dawson & Richter, 2006)，分别在调节变量(母子亲合∕父子亲合)的高水平(+1标准差)和低水平(-1标准差)下，探讨预测变量(歧视知觉)与结果变量(积极/消极情绪)之间的关系，以揭示调节效应的本质。另外，如果三项交互项显著，则不再分析两项交互项。

各变量及其交互项对父亲外出儿童积极/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结果见表 3。如表 3所示，歧视知觉显著负向预测儿童的积极情绪，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的消极情绪；父子亲合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的积极情绪，显著负向预测儿童的消极情绪，而母子亲合仅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的积极情绪。

从母子亲合的调节作用模型来看，歧视知觉、母子亲合与性别的三项交互项能够显著预测儿童的积极情绪，说明母子亲合对歧视知觉与儿童积极情绪的调节作用存在性别差异。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见图 1)，对于男生，在高母子亲合的情况下，歧视知觉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儿童的积极情绪(simple slope=-0.23，t=-3.84，p < 0.001)，而在低母子亲合的情况下，歧视知觉与积极情绪之间不再存在关联(p>0.05)。从图 1可见，高母子亲合条件下男生的积极情绪均高于低母子亲合，但是，当男生的歧视知觉较高时，高母子亲合对其积极情绪的保护作用会减弱。对于女生，无论在低母子亲合还是高母子亲合的情况下，歧视知觉均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儿童的积极情绪(simple slope=-0.19，t=-4.82，p < 0.001; simple slope=-0.13，t=-3.17，p < 0.01)。根据Dawson和Richter(2006)的建议，进一步比较了高低母子亲合水平下歧视知觉对女生积极情绪预测作用，结果发现，二者预测作用不存在显著差异(t=1.24，p>0.05)。

图 1 母子亲合和性别对父亲外出儿童歧视知觉与其积极情绪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选项

此外，歧视知觉、母子亲合与性别的三项交互项能够显著预测儿童的消极情绪，说明母子亲合对歧视知觉与儿童消极情绪的调节作用存在性别差异。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如图 2)，对于女生，在低母子亲合水平下歧视知觉对儿童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42，t=9.57，p < 0.001)高于高母子亲合水平下歧视知觉对其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24，t=5.54，p < 0.001)，且二者预测作用差异显著(t=-2.87，p < 0.01)。换言之，高水平的母子亲合能缓冲女生歧视知觉对消极情绪的正向预测作用。对于男生，无论在低母子亲合还是高母子亲合的情况下，歧视知觉均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的消极情绪(simple slope=0.19，t=4.67，p < 0.001; simple slope=0.25，t=6.32，p < 0.001)，且二者预测作用差异不显著(t=1.48，p>0.05)。

图 2 母子亲合性别对父亲外出儿童歧视知觉与其消极情绪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选项

从父子亲合的调节作用模型来看，各二项交互项、三项交互项对父亲外出儿童积极/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ps>0.05)。

各变量及其交互作用项对双亲外出儿童积极/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结果见表 4。如表 4所示，歧视知觉显著负向预测儿童的积极情绪，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的消极情绪；母子亲合/父子亲合均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的积极情绪，显著负向预测儿童的消极情绪。

从母子亲合的调节作用模型来看，歧视知觉与母子亲合的两项交互项能够显著预测儿童的积极情绪。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如图 3)，在低母子亲合水平下歧视知觉对儿童积极情绪的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24，t=-6.27，p < 0.001)高于高母子亲合水平下歧视知觉对儿童积极情绪的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14，t=-3.84，p < 0.001)。这说明，高水平的母子亲合能够缓冲歧视知觉对双亲外出留守儿童积极情绪的消极作用。

图 3 母子亲合对双亲外出儿童歧视知觉与其积极情绪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选项

此外，歧视知觉与母子亲合的二项交互项能够显著预测儿童的消极情绪。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如图 4)，在低母子亲合水平下歧视知觉对儿童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38，t=8.75，p < 0.001)高于高母子亲合水平下歧视知觉对儿童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28，t=6.79，p < 0.001)。这说明，高水平的母子亲合能够缓冲歧视知觉对双亲外出留守儿童消极情绪的正向预测作用。

图 4 母子亲合对双亲外出儿童歧视知觉与其消极情绪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选项

从父子亲合的调节作用模型来看，各二项交互项、三项交互项对双亲外出儿童积极/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ps>0.05)。

基于双亲外出和父亲外出儿童之间的对比，本研究描述了留守儿童的积极/消极情绪的特征，探讨了歧视知觉、亲子亲合分别对其积极/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并且检验了亲子亲合对留守儿童歧视知觉与积极/消极情绪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该研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儿童发展的心理韧性模型(Luthar et al., 2000)，而且为了解父母在留守儿童成长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必要的实证支持。

本研究发现，双亲外出儿童的积极情绪显著低于父亲外出儿童，消极情绪显著高于父亲外出儿童。这说明与父亲外出打工的儿童相比，父母双方都外出打工儿童的情绪适应状况更加不良。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Stevanovic, Laurent, &Lakic, 2013)，本研究发现女生的积极/消极情绪均显著高于男生。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女生比男生更加敏感、情绪化(Fischer &Manstead, 2000)；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社会化过程中，父母倾向于对女生表达更多的情感，使用更多的情感性词汇(乔建中，姬慧，2002)。

与已有研究相一致(苏志强等，2015)，本研究结果显示，歧视知觉能够增加留守儿童的消极情绪，降低其积极情绪。这进一步表明，歧视知觉是留守儿童情绪适应的重要危险因素。研究还发现，留守儿童的歧视知觉水平不存在留守类别差异，但是与父亲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相比，双亲外出打工儿童的歧视知觉对其情绪适应水平的不良影响更为严重。这可能是因为，父母都不在家的儿童更容易被别人看做是“没有父母要”的孩子，因此对外界的歧视会更加敏感(申继亮等，2009)；而且，双亲外出儿童拥有的父母支持与陪伴最少，遭受歧视后无人倾诉会导致个体产生更多的无助感或丧失感。

在本研究中，父子亲合能够提高双亲外出和父亲外出儿童的积极情绪、降低其消极情绪；母子亲合也对提高两类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具有直接保护作用，但是仅能降低双亲外出儿童的消极情绪。这表明了亲子亲合是农村留守儿童情绪适应的重要保护因素(Zhao et al., 2015)。同时，本研究发现，父亲外出儿童的母子亲合水平显著高于双亲外出儿童，但父亲外出儿童的母子亲合对其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可能是因为相较于父母都外出打工的家庭而言，父亲外出打工家庭中的母亲在家照看孩子，可以直接参与孩子的日常生活与学习，从而与其保持良好的母子亲合水平。这有助于儿童体验到幸福、快乐，但却仍然无法弥补父子亲情缺失带来的孤独、沮丧等消极情绪的体验。这也提示我们，虽然父母外出打工不在身边，但其与孩子之间保持良好的亲子关系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依然至关重要。

另外，母子亲合还能够调节留守儿童歧视知觉与积极/消极情绪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调节作用在双亲外出儿童和父亲外出儿童中存在差异。对于双亲外出儿童，在高母子亲合水平下，歧视知觉与留守儿童积极/消极情绪之间的关联均弱于低母子亲合水平下的情况。这可能是因为，留守儿童与在外打工母亲之间高水平的亲合，有利于孩子对母亲进行更多的自我表露(Vieno, Nation, Pastore, &Santinello, 2009)，诉说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以及不开心的事情(比如，受到来自同学等他人的歧视)。在外打工的母亲也能够及时与孩子沟通，并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歧视等危险因素带来的挑战。该结果为心理韧性模型提供了一定支持：如果母子亲合的水平较高，歧视知觉并不必然会导致双亲外出儿童积极情绪的显著降低或消极情绪的显著增加。

然而，对于父亲外出儿童，母子亲合对歧视知觉与其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却存在性别差异。在消极情绪上，高水平的母子亲合能够缓冲女生歧视知觉对其消极情绪的正向预测；对于男生，这种缓冲作用不存在。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女生，男生与留守在家的母亲之间即使有较高的亲合水平，也疏于向母亲表达自己的遭遇和内心的不良情绪，这可能就导致了母子亲合对歧视知觉这一危险因素的抵抗作用下降。在积极情绪上，与女生相比，高母子亲合虽然对男生的积极情绪具有保护作用，但是，在经历高歧视知觉时，高母子亲合对其积极情绪的保护作用显著减弱。结合本研究发现的母子亲合对父亲外出儿童积极情绪的正向预测作用(主效应)，可以认为，虽然母子亲合的保护作用在高危条件下有所降低，但是它仍是提高男生积极情绪水平的一个必要条件。这提示，对于父亲外出的男生而言，母亲应该与之保持适当的亲合水平。此外，在本研究中，父子亲合不能调节歧视知觉与留守儿童积极/消极情绪之间的关系。这显示，在对于歧视知觉这一危险因素的消极影响的抵御作用上，母子亲合可能要强于父子亲合，但是该结果产生的原因尚需进一步探讨。